唐德剛在《胡適口述自傳》的一條注釋中寫道：“筆者這一輩的中國知識分子，三四十年代在國內受大中學教育時，震於胡適之、蔣廷黻諸先生的盛名，總以為他們對中西語文的運用都是得心應口，白璧無瑕的。及長親炙教誨，才知道幼年時代的幻覺與真實相去甚遠。我第一次聽到蔣先生在聯合國大會講演，他那一口的寶慶英語，殊出我意料之外。胡先生英語的發音遠在蔣氏之上，但是胡先生英語講演時的中國‘腔’(intonation)，也是相當的重。他二人都是十八九歲以後才正式運用英語會話的，因而英語也就始終是他們的‘第二語言’，說起來總歸不像早期留學的‘幼童’們，或現在進美國學校的孩子們說得那麼自然。”這條注釋提供兩條信息，一是“幻覺與真實相去甚遠”，二是胡、蔣兩位先生說英文的中國“腔”。其實，蔣先生更早地在長沙、湘潭兩地接受教會學校的英語教育，按理說口語應在胡先生之上。至於唐德剛說蔣“一口的寶慶英語”則未免貶損了，他姑妄言之，我們則姑妄聽之。換而言之，唐德剛亦是說英文中國“腔”之一人，拿他的標準去衡量胡、蔣兩位先生難得要領，更無法分出高下的。退一步，唐是皖人，非湘人，又何以識得“一口的寶慶英語”呢？這就是評價的“詭異性”。
如同任何曆史都是當代史一樣，任何評價都難得直透本質，若符合節的。所以，若胡適先生的“大膽假設，小心求證”，唐德剛“大膽”倒是有了，恐難“求證”到透底的真、無可辨駁的實，怕是應了胡先生的另一句話“要怎麼種，就那麼栽”了。我在鄉下種田的時候，記得大家隻能怎麼種就怎麼栽，若真的怎麼種，卻那麼栽，恐怕會出問題的，這可以替評價的“詭異性”作個旁證的。有的文章考證說，胡適先生的原話是：“要怎麼種，就怎麼栽。”那是另一回事了。而我所見的胡適題詞則是：“要怎麼種，就那麼栽。”
胡適先生所遭遇到評價的“詭異性”應是最可以理解的，那麼厚實的人生閱曆和思想的寬度，且跨中西文化，曆上世紀所有的動蕩歲月，在新與舊之間遊離，難得篤定，忽左忽右，忽上忽下，這正是他人生豐富性的表現，這也是他個人的命運。而對一個人的命運去說些什麼，包括真實的什麼，後來者總有一種隔的，唐德剛也不例外。可是，要評價總得“命名”，所謂名正而言順，這樣，肯定會是一種“刪削”和縮減，說些“什麼”與真實的“什麼”差別太大，抑或大相徑庭，這些都不足為怪的，關鍵是後人是否還能保持內在的嚴肅與真誠。胡適的思想前後矛盾，言語上振振有辭，而行動上又未必那麼回事，事功與學術都未能盡興，所謂半部哲學史開張，勉而強之的中研院院長收尾；所謂白話文倡導打頭，半文半白、徒改其形、不脫其核而落幕，說句良心話，兩岸上世紀五十年代的“批胡”若拋開政治的因素，主要是對其前後矛盾的“修正”。
說胡適、魯迅、陳獨秀三位是現代思想家實不過份，他們應是現代中國最重要的三種思想資源。他們是同代人，風雲際會，路徑不一，思想各異，恰是現代中國思想界紛繁蕪雜的表征，思想的豐富性在這裏遠比人生的豐富性更精彩，影響要深且巨。隻是這些寶貴的思想遺產，我們這些後來者沒有耐心也來不及整理、疏導，轉化為真正的力量，以致那代人啟了蒙，後來者還要去啟蒙，結果是在原地轉圈，到現在則不知所謂，措施無力，“怎麼”也不行，“那麼”也不對，“大膽”得倒是超過了，“小心”卻遠遠不夠。固有的價值體係崩潰之後，新的又沒有建設好，思想滑坡，敬畏全無，我們在這些思想家麵前該慚愧的，今不如昔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