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偉大的祖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古國之一。據現代考古學家和人類學家研究，遠在170～270萬年前，在我國境內已有了人類居住，並創造著中華民族自己的文明。中華民族在自己的生產、生活實踐中，為人類文明、文化、科學技術、醫藥衛生做出了許許多多優秀的貢獻。中國醫藥學在其發生、發展過程中，無論是醫療技術、疾病認識，還是診斷技術、藥物知識，都曾走在人類醫藥學發展的前列，有些方麵曾為人類保健做出過傑出的貢獻。特別值得重視的是，中國傳統醫學由於種種內外因素失去了自己現代化的機遇，然而，卻未因此而如其他民族的傳統醫學那樣衰落消失。在20世紀初期現代醫學突飛猛進之際，中國傳統醫學在險遭被政府取締之逆境中，在被否定和全麵批判中，不但沒有衰落，沒有被消滅，反而以頑強的生命力，沿著自己的道路在緩慢地發展著，在廣大人民的懇切信賴中，不斷探索發展新途徑而前進著。中國傳統醫學之研究，不但有著偉大的曆史意義，更有著極其重要的現實意義。它的理論，它的醫療經驗，在近幾十年研究中所取得成果的驗證下，已經遠遠為世界許多國家的醫學家、科學家所重視、所注目。他們紛紛與中國學者攜手研討，共同為繼承發揚中國傳統醫學以豐富人類衛生保健做出新的貢獻。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我們中華民族的傳統醫學內容極其豐富多彩，古典醫藥文獻之富，有效醫療技術之多，理論之獨具特點等等，尚沒有一個國家或民族能與之相比。所有這一切，讀者不禁要連連問許多個為什麼?那麼就讓中國傳統醫學發生、發展的文明史來向大家做出曆史的客觀的回答。現在就請大家耐心地從中國醫藥衛生的起源上讀起。為什麼要求耐心，這是因為醫藥衛生的起源，往往涉及一些比較枯燥的曆史資料，或是若幹傳說故事、神話之類的追述。隻要有耐心，便一定會隨著介紹而入勝、而產生濃厚的興趣。也隻有如此，才會對中國傳統醫藥衛生的起源有一個新的比較正確的了解和認識。
根據考古學家和人類學家的地下發掘發現和研究證明，遠在170～270萬年前，在我國雲南元謀縣就有了元謀猿人生活；在70多萬年前，在我國陝西藍田縣已有了藍田猿人生活；在50萬年前，在我國北京房山縣周口店已有北京猿人生活。他們都是我國最早的人類。為什麼叫做猿人呢?這是因為這些猿人化石經過人類學家研究，他們的頭腦等既有猿類的特征，同時又具備了人類的特征，他們已由猿類向人類進化，所以人類學家稱他們為猿人。猿類進化到猿人，經過了若幹個百萬年之久。猿人已能從事一些簡單的勞動，創造生產價值，特別是火的利用，由生食而過渡到熟食，加速了腦的發育和消化係統的進化。如此又經曆了漫長時期，古猿人進化到了“古人”。此前為舊石器時代的早期，此期則為舊石器時代之中期，約為我國曆史上的二三十萬年前。我國進入舊石器晚期，也就是“古人”進化到“新人”的時期，距今約四五萬年，如廣西的“柳江人”，四川的“資陽人”，內蒙古的“河套人”，北京房山周口店的“山頂洞人”。在這整個舊石器時代，人們隻知運用自然的石塊，或隻會打製粗糙的石器為工具，從事狩獵等生產勞動。早期依靠采集自然界植物的果實、種子、根莖為食，《墨子·辭過》“古之民，未知為飲食時，素食而分處”，正是這一時期的生動寫照。較晚期由於原始人群利用和製造石棒、石矛等簡陋生產工具，開闊了食物來源，進入漁獵時期，動物性食物增多。數萬年、數十萬年、乃至數百萬年經驗的積累，在自覺、不自覺的無數次重複實踐中，一些植物的根、莖、葉、果，動物的肉、血、內髒等在人體的作用反應，就會逐漸被認識。例如何物可以止痛，何物食之令人吐瀉，何物能給人帶來眩暈和不適等等。這些經驗自然而然地被一代一代地傳遞下來，這種十分樸素的經驗積累，應該說是我國最早的醫藥知識的萌芽。
還在六七千年前，在中國大地上，幾乎處處有人群居住，例如仰韶文化、半坡村文化時期，我們中華民族的祖先，已經創造了比較進步的漁獵工具，不但有魚叉和石槍，而且發明了魚網。在狩獵方麵，最有意義的是已經發明了弓和箭。恩格斯說：“弓、弦、箭已經是很複雜的工具，發明這些工具需要有長期積累的經驗和較發達的智力。”弓箭用於狩獵，從而大大豐富了食物來源，改變著人們的生產、生活條件。獵取動物特別是野獸，又給人們帶來了外傷和傷殘，從而給外傷治療提出了要求。治療外傷之醫療技術可能就是在這樣的基礎上發生、發展的。砭石、木刺、石針、骨針，已有考古發現，或可用之於醫療。
新石器時代在我國遼闊的土地上已有大量文化遺址發現，其分布猶如星羅棋布，除上述河南澠池仰韶村之“仰韶文化”(約前5000～前3000)，陝西西安的“半坡村文化”外，如甘肅和政半山與青海民和馬丁的“半山一馬丁文化”，山東汶河兩岸的“大汶口文化”(前2500年前後)，山東曆城縣龍山鎮的“龍山文化”(約前2800～前2300)等等，都是頗具代表性的氏族社會遺存。“仰韶文化”屬母係氏族社會，“大汶口文化”早期屬母係氏族社會，晚期則屬父係氏族社會，“龍山文化’’已屬父係氏族社會。我國新石器時代先民所創造的生產、生活工具等等和居處房舍建築，均較舊石器時代有了很大的進步。下麵讓我們結合考古發現與先秦及秦漢有關文獻所追記的傳說或研究論點，論述我國醫藥衛生的發生和萌芽之狀況。
有了人類就有了人類的醫療保健活動。遠在“北京人”時期，由於外界環境惡劣，人們的生命和健康受到疾病、外傷的嚴重威脅，據40多個個體的統計，“北京人”約有13人隻活到14歲左右。《呂氏春秋》記載有：“昔太古嚐無君矣，其民聚生群處，知母不知有父，無親戚兄弟夫妻之別，無上下長幼之道，無進退揖讓之禮，無衣服履帶宮室蓄積之便，無器械舟車城廓險阻之備。”這段描述是對我國原始社會早期先民群居野處，尚未創造出文明文化的一個比較係統的論述，當然也還談不到醫療經驗的積累和醫藥知識的總結。
語言的產生與醫藥衛生人類語言是伴隨著勞動生產和生活中需要傳遞經驗和組織社會生產而創造出來的，恩格斯說；“勞動的發達必須幫助各個社會成員更緊密地結合起來……這些在形成中的人已經到了彼此間有什麼東西非說不可的地步了。”有聲語言幫助人們發展自己的思維，交流個體之間的感受，組織人群間的捕獵等生產勞動，傳遞人群間生產勞動中所積累的經驗，包括醫療救護經驗等。因此，語言的產生，對於社會的發展，文明的進步，經驗的積累等，都有著巨大的作用。
火的發明應用與衛生另一個偉大的發明，就是自然火的使用，特別是發明取火的方法，為人類文明文化的進步做出了更為巨大的貢獻。所以恩格斯作了這樣的比喻；火的發明和應用和對人類文化的作用，比數千年後發明的蒸汽機的作用還要大。我國考古學發掘證明，生長在我國土地上的中國猿人，無論是50萬年前的“北京猿人”，還是70萬年前的“藍田猿人”，或是170萬年前至270萬年前的“元謀猿人”，都已經有了用火的經驗。盡管這些用火還處於采取天然火種的階段，但他們已知保留火種的方法。我們的祖先，大約到了“山頂洞人”時期，已創造出人工取火的方法，這更是一項巨大的創造發明。火的使用，無論是自然火的使用，還是人工取火的使用，可以使人們熟食、取暖和改善潮濕的生活居處條件。熟食縮短了食物的消化過程，從而減少了許多消化道和其他疾病，提高了飲食衛生條件，促進了人腦的發育。火的使用在禦寒取暖和改變潮濕居處等有利於人們身體健康的作用更是易於理解的。火的使用還幫助人們改變了獲取生活資料的方法，改變了人類自身的生理結構，提高了人類對自然界的占有程度，從而改變了人類社會的整個麵貌。不要說火的使用在遠古人們生產、生活中的價值，即使今天，又有哪一個人的生活可以無火而自處呢?
火的使用，在我國古代文獻上關於燧人氏鑽木取火的記載是很多的，正是這一曆史階段的生動刻劃。譬如：《禮含文嘉》所敘述的“燧人氏始能鑽木取火，炮生為熟，令無腹疾，有異於禽獸”；《韓非子》更記載有“上古之世，民食果窳蚌蛤，腥臊惡臭，而傷腸胃，民多疾病，有聖人作鑽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悅之，使王天下，號之曰燧人氏”；《白虎通·號》中的“鑽木取火，教民熟食，養人利性，避臭去毒，謂之燧人”。燧人氏相當於我國原始社會從利用自然火進步到人工取火的時代。結合我國考古發現之“元謀人”、“藍田人”、“北京人”、“山頂洞人”，都有用火的灰燼層發現，聯係這些文獻記載，可知中華民族是使用火以改善自己的生理衛生最早的民族之一，他們創造的文明文化居於人類前列也非偶然。因為火的使用，特別是人工取火的方法和使用，在中華民族的保健史上有著劃時代的意義，它是我們中華民族第一次掌握了自然現象，並用以為自身的生存生活和衛生保健服務。中華民族發明了用火，可以禦寒，防止凍傷和因嚴寒而引起的疾病；可以防獸以減少野獸的傷害；可以照明以減少黑暗之生活和眼疾；尤其是改變茹毛飲血之生食為熟食，一方麵減少了腸胃疾病，同時又擴大了食物之範圍，改善了飲食衛生；“最重要的還是肉類食物對於腦髓的影響，腦髓因此更完善地發展起來。”由此可知火的使用對於促進中華民族衛生保健的萌芽是何等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