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達爾文、蕭伯納、愛因斯坦：
所謂的“笨學生”這是1820年，二十歲的查理·羅伯特·達爾文來到劍橋大學基督學院已經一年多了。二十歲，正是人生的開花年紀。在這個年紀上，他的許多著名的劍橋前輩即使還沒有成為頂兒尖兒的大人物，至少也已經開始在自己選定的人生道路上嶄露頭角了：二十歲的培根在做過一任外交官（駐法大使隨員）之後已回到倫敦，一邊當律師一邊謀求自己的政治前途，再過兩年，他就要作為湯頓選區的代表進入英國國會下院；二十歲的牛頓已被“歐洲最優秀的學者”（查理二世讚語）伊薩克·巴羅發現是個“非凡的人才”，為了避此人出一頭地，巴羅毅然辭去了自己在劍橋的數學教授職務，再過幾年，牛頓便要正式接任這一職務了；二十歲的拜倫雖然過著一種揮霍無度、放浪形骸的公子哥兒生活，但同時卻也在諦聽著由自己的第一本詩集《懶散的時刻》所引發的言詞激烈的爭論……二十歲的達爾文又在幹些什麼呢？他在悠哉遊哉地混著自己的必修課和學士文憑，準備按父親的意願，畢業後去做一名無可無不可的鄉村牧師。他的父親是一位醫術高超、聞名遐邇的醫生，十九歲時就取得了萊丁大學醫學博士學位，後來又成為英國皇家學會會員。他為自己這位不爭氣的兒子簡直傷透了腦筋。從小學到大學，達爾文從來就不曾成為好學生，甚至往往連成績中等也夠不上。小學時，達爾文他因成績差常常成為妹妹凱瑟琳的取笑對象，每次上學前，都需要二姐卡羅琳幫他預習功課，但即便有二姐的幫助，他還是時常擔心不及格。中學時，他除因在早禱時偷偷朗讀雪萊的詩，鬧得一位老師聲言要將他開除之外，還竟然惹得身為乃父密友的校長巴特勒博士數次大光其火，當著全校師生的麵罵他是“不可救藥的二流子”——關於此事，達爾文後來在《自傳》中寫道：“他很不公平地稱我為‘二流子’，我不懂得他的意思是什麼，我以為這是嚴厲的責備。”在這種情況下，達爾文醫生隻得另作安排，將十六歲的達爾文送入愛丁堡大學醫學係，希望他日後能子承父業。誰料他真的“不可造就”，以至於會從解剖學示範課堂上逃出來，而學校明文規定學生必須完成人體解剖的所有實習以後才能參加專業考試。達爾文醫生絕望之餘，隻好在一種聽天由命的心情下決定讓他去劍橋大學基督學院改學神學，因為他好歹曾經顯露過一點屬於“正經興趣”範疇的在神學方麵的興趣，將來做個牧師，總可以混口飯吃。可是這位寶貝兒子卻還敢於在臉色難看的父親麵前小心翼翼地提出反對意見：“爸爸，我不適合學醫，對神學更沒有興趣。您幹嗎老要讓我去學那些我不感興趣的東西呢？”
一般說來，一位名醫一定有著出名的好脾氣，難得拍桌打凳地發一頓吼，這回達爾文醫生可忍不住吼將起來：“你都有些什麼興趣？除了把天上飛的都打死，把房子裏塞滿各種各樣的死蟲子，還有什麼會使你感興趣！你關心的隻是打獵、玩狗、捉老鼠、逮蟲子，這樣下去你隻會給你自己、給我們全家丟臉！你隻會成為一個叫人痛心的敗家子！”
就這樣，二十歲的達爾文在劍橋大學遊蕩了一年多，仍然想象不出自己從這裏畢業、取得神職之後會是一副什麼模樣。與“大學城”外廣闊的野地裏高飛遠翥、潛行低藏的鳥獸蟲魚相比，教義問答、神學推考這一類的東西自然麵目可憎、味同嚼蠟。他更深地投入了自己從小就有的對神奇誘人的生命世界和自然物種的一種“沒出息”的興趣中，在這方麵玩得更精、更花樣百出。他迷上了搜集甲蟲這件事。他日後憶及自己在這件事上的癡迷狀況時寫道：“我願意用以下的例子來證明我的熱心：有一天我剝去一些老樹皮，看到兩隻罕見的甲蟲，於是我兩手各提了一隻。就在這時我又瞧見了第三隻新種類的甲蟲，我不忍把它放走，於是把右手裏的那隻‘砰’的一下塞進嘴裏。哎呀，它排出了一些極辛辣的液體，燒痛了我的舌頭，我不得不把這隻甲蟲吐掉，它便溜了，而第三隻我也沒有捉到。”
他雇人在冬季刮去老樹上的苔，同時還搜集劍橋附近各種船隻船底的附著物，希望借此能得到一些罕見的物種。上一年，他曾將自己發現的一部分新品種昆蟲的有關資料寄給了一位姓斯蒂文斯的昆蟲學家，後者在其編撰的《不列顛昆蟲圖解》裏列入了其中的一種蛾和十二種甲蟲，並在它們各自的學名後注明“查理·達爾文先生采集”字樣。此事使得達爾文大為開心，他斷言：“當詩人看到他的第一首詩被發表出來時，都會感到歡欣，但是他所感到的決不會比我在斯蒂文斯的《不列顛昆蟲圖解》裏看到‘查理·達爾文先生采集’這幾個魔術性的字兒的時候所感到的歡欣更大。”
但是，這樣的歡欣即使不曾轉瞬即逝，也一定不足以長久地讓他那顆焦灼的心靈感到充實和滿足。更多的時候，精力過剩的他隻能去他自己發起組織的一個品評奇味的每周聚餐會上找樂子。在這個由一群同樣精力過剩、愛好打獵的劍橋學子組成的“貪吃者俱樂部”中，他們把獵獲來的老鷹、鷺鷥、貓頭鷹之類都要煮來嚐一嚐，盡管有時不免吃得大倒胃口，但仍不妨礙他們興致勃勃地喝酒、唱歌、打牌、胡鬧，混世度日。
即使不與那些早學早慧的“神童”相比，二十歲的達爾文的這樣一副形象也仍然相當令人失望。終於有一天他意識到了這一點：“雖然我在劍橋的生活還有某些可取之處，但我的光陰在那裏還是可悲地虛度了，甚至比虛度還要壞……我知道，對於這樣的浪擲光陰應該感到慚愧……”
一麵是自己本無心問津、但看來還要靠它謀飯的神學學位，一麵是自己鍾情已久、但至今仍看不到任何前途的昆蟲和博物之學——“我究竟是在好奇心的驅使之下研究科學，還是在科學的名義下胡鬧？”每當夜深人靜、因無所用心或無可用心而興致勃勃找樂子的友伴們散去之後，這樣的疑問、這樣的惶惑、這樣的對自己的人生前途的焦慮一定曾襲上二十歲的達爾文的心頭，久久盤繞，不肯離去。究竟何去何從，是該有個決斷了。但是誰來告訴他該怎麼辦？
德高望重的劍橋植物學教授、二十二歲時便已成為皇家學會會員的約翰·斯蒂文斯·亨斯洛，開始走進達爾文二十歲的人生，發揮他作為一代天驕的導師的作用。
在其《自傳》中，達爾文稱他與亨斯洛教授的友誼是“對我整個一生影響最大的一件事”，此語是毫不誇張的。可以說，如果不是他幫助達爾文以博物學者的身份參加“貝格爾”（意為“小獵犬”）號艦曆時五年的環球考察，達爾文便很可能會作為一名牧師老死鄉野、沒世無聞。然而這也許還不是最重要的。如果亨斯洛的作用僅僅限於為這個年輕人提供一個機會，那似乎也不是什麼了不得的大事情，因為教師的職分本來就在於獎掖後進；在達爾文的人生之旅中，更為重要的是亨斯洛以他廣博的知識、傑出的判斷能力和循循善誘的育人藝術，將達爾文此前僅僅憑借單純的愛好和出自天性的興趣所作的那些捉蟲獵鳥的事加以規引，導人真正的科學軌道，使之由幾乎全無目的性可言的少年嬉遊一變而為具有明確的目的指向的科學活動。對於一個不知道該為自己的生命活動賦予何種意義、又該如何去賦予這種意義的青年來說，亨斯洛的引導和指點顯得極為及時和極為重要。
達爾文在來劍橋之前早就對亨斯洛的博學有所耳聞。雖然在愛丁堡大學痛苦的聽課經曆使他對大學課堂避之惟恐不及，但作為一名非植物學專業的學生，他還是去旁聽了亨斯洛教授的講座（不是那種一次性的講座，而是連續性的專題講座）。通過他的一位同在劍橋就讀的表弟，他得到了一次參加亨斯洛在家裏舉辦的每周小型學術交誼會的邀請，以後便成為出席這一聚會的常客，並逐漸以“同亨斯洛一道散步的人”這一身份聞名劍橋。
正如達爾文曾經說過的，亨斯洛的學術交誼會“在劍橋產生了良好的效果，如同一些科學團體在倫敦所產生的效果一樣”。正是在這裏，他有機會“傾聽過當時的偉人們用多方麵的、極其卓越的才能談論各種問題，獲益不小”，因為“這些談話可以啟發青年人的思想，可以激發青年人的雄心”。
自從結識亨斯洛之後，達爾文便不再是一個無可用心的青年，他成了圖書館的常客。雖然朝野外跑得更勤，但多半是為了搜羅新的物種和進行地質考察。二十一歲的時候，已經有一位“貪吃者俱樂部”的朋友半真半假地說他有一天會成為皇家學會會員，但是，達爾文回憶說：“這種說法當時在我看來簡直是荒唐可笑。”原因僅僅在於，雖然事後想來達爾文深信自己“生來就是一個博物學家”，但直到二十二歲的時候隨貝格爾艦遠航的機會出現之前，他並沒有意識到自己將成為一名博物學家。在這兩年中，為應付神學學位考試而不得不中斷采集和研究昆蟲品種，對他來說是“一種難以忍受的苦難”。
達爾文的畢生成就我們是如此熟悉，以至於任何解說都顯得有點多餘。在這裏關於他的進化論我們有必要說一說的，是他相信人不是一個墮落了的天使，而是一個正在進步的野蠻人。總體來看，人所走的道路不是向下的而是向上的。之所以能這樣，是因為人作為生物物種之一，有著使自己成為自然界的“適者”的願望，同時人作為社會化程度最高的動物，深知離開他人的友愛、幫助和協作，我們就沒有辦法使個人的生存變得更美好。
這並不是什麼深奧的大道理——與人有關的大道理似乎從來就不深奧——它既適用於考察人類的文明發展史，同時也適用於考察個人的生命成長史。達爾文的早年生活故事使我們意識到，在個人的生命曆程中，“早慧”與否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是否在以自己的方式走著向上的路。可歎的是，在諸多既定的標準和尺度的約束捆綁之下，人們總是在自以為是地作著井蛙之論，不能讓自己的眼光越過由種種成見構築成的高牆瞻望四野生機勃鬱的現實存在和可能景觀，甚至根本意識不到自己依據某一類型發言的同時可能完全喪失了對另外的類型的鑒別能力。也即是說，當達爾文醫生因為自己的兒子未能成為各類學校的好學生而大失所望的時候、當巴特勒校長因為達爾文目無校紀而斥責他“不可救藥”的時候、當父母們根據自己的孩子“×歲能×或不能×”公式來判斷孩子是否“有出息”的時候、當人們將“早慧”列為“天才”的重要標誌的時候……在他們的心中一定有著某個既定的好壞標準，而這一標準很可能並不像他們所相信的那樣放之四海而皆準，也不見得能夠預言事態的進一步發展於萬一。換一種眼光，調一個尺度，同一種事態在我們眼中就完全可能會呈現出另外一種樣子，而這另一種樣子可能更接近於事實真相，從而有助於我們作出正確的決斷。
1831年，當二十二歲的達爾文帶著恩師亨斯洛教授提供的機會興衝衝地跑去征求父親的意見時，他得到的回答不啻於兜頭一盆涼水：“如果你能找到任何一位有常識的人讚成你去，我就可以答應你。”所幸的是，達爾文有一位深明事理的喬賽亞舅舅，他一下子就掂量出了隨貝格爾艦作環球航行這一機會的分量，而這位喬賽亞·韋奇伍德正是老達爾文醫生一向尊重的“世界上最通情達理的一個人”。否則的話，達爾文的名垂青史的前途很可能就被老父親的“常識”輕而易舉地斷送掉了。
一般而言，前後延續近三百年的巴赫音樂世家能夠養育出約·塞·巴赫，出色的樂師利奧波德·莫紮特能夠造就偉大的沃爾夫岡·莫紮特，像這一類的事情並不會使人感到多麼意外，因為祖輩父輩的專長由子輩孫輩來繼承並發揚光大，似乎是天經地義的事情；但是，信仰英國國教的老達爾文醫生勞心勞力又費錢，最終得到的卻並不是一個傳其衣缽的“肖子”，而是一個因其首先將生物進化的事實不可動搖地確定下來從而證明上帝並不存在而偉大的博物學家兒子，對於這種幾乎與“自然規律”完全相左的“種豆得瓜”的意外收獲，不要說老達爾文博士一定曾感受到極大的莫名驚詫，便是我們這些數代之下的異國旁觀者，也同樣深感人間的事情大費思量。不過即使不思量，我們也知道，許許多多未經我們自主挑選和鑒別就已經在我們頭腦裏根深蒂固的所謂常識，的確大有重新檢驗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