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古代，是黃河流域率先開始了青銅器的鑄造，長江流域青銅器的出現比黃河流域要晚得多，而且是在黃河流域青銅文化的影響下才開始青銅器鑄造的。
諸多因素，使中國古老的大地在新石器時代便已出現區域文化的雛形，各區域文化隨著時代的發展而發展。在先秦時期，各區域文化發展成形，中原地區有齊魯文化區、三晉文化區、宗周文化區、秦文化區等，在長江流域有吳越文化區、楚文化區、巴蜀文化區、滇文化區等。各文化區間雖保持著相對的獨立性，但相互間的文化交流也是十分頻繁的。作為先秦物質文化代表的青銅文化，相互間的交流更為明顯，楚國青銅文化就是在不斷地吸收與融合中發展壯大，並在長江中下遊地區形成了以楚國青銅文化為代表的南係。
1．楚青銅器與中原地區青銅器的關係
河南淅川下寺春秋中晚期楚墓出土的青銅器群，是標誌楚青銅器風格形成的代表性器群。在此之前的楚青銅器毫無特色可言，與中原地區青銅器風格一致，可以說在楚國青銅冶鑄的早期階段，主要是接受中原青銅文化的影響。
隨著楚國青銅器風格的形成，反過來又對周邊地區有著較大的影響，首當其衝的是其北鄰，這與楚國的政治、軍事勢力向中原地區擴張是一致的。
楚國青銅文化對中原青銅器文化的影響，河南新鄭李家樓鄭伯墓出土的青銅器群較能集中地體現出來。鄭伯墓發現於1923年，出土有鼎16、鬲11、瓶1、簋8、簋6、敦3、壺6、嚳3、鋣6、盤3、匝3、鑒2、鑄鍾4、鈕鍾18等器物，尤以蓮鶴方壺舉世聞名。
鄭伯墓的年代在春秋中晚期之際，與浙川下寺3號墓基本同時。在春秋中期，正是晉楚爭霸之時，身為小國，卻又居天下之中，處於晉、楚兩國爭霸的中間地帶，鄭隻能折衝於大國之間，屈服於勢力較大的一方，比較而言，鄭依附於楚的時間要更長一些。
《左傳》僖公十八年（公元前642年）記：“鄭伯始朝於楚，楚子賜之金，既而悔之，與之盟日：‘無以鑄兵！’故以鑄三鍾。”金即銅，楚地盛產紅銅，故賜銅，令其鑄造樂器鍾。之後，鄭、楚通婚，兩國關係日趨密切。
公元前638年，因宋襄公不自量力而妄自稱霸而挑起的宋、楚“泓之戰”，以楚勝宋敗而告終。楚成王在戰後乘興討伐鄭國，鄭文公在宮中為楚成王舉行燕饗之禮，備極隆重。據《左傳》僖公二十二年記：“九獻，庭實旅白，加籩豆六品。”這是最高的禮賓規格。“九獻”即主賓酬酢九次，“加籩豆六品”即外加六件盛著果品或野味的籩豆。鄭文公此舉，對楚國實有獻媚之嫌。
為了國家的存亡，鄭國對楚時叛時服。而楚國為了 爭取軍事上的主動，對鄭國也曾采取低姿態，以拉攏這個 軍事盟國。據《左傳》記，成公九年（公元前582年）“楚人 以重賂求鄭，鄭伯會公子成於鄭”，又記成公十六年（公元 前575年）：“春，楚子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汝陰之田求成於 鄭，鄭叛晉。”楚人重賂之物是否有銅器，不得而知。
盡管鄭國與楚的關係時好時壞，但雙方的交往一直是十分頻繁的。那麼，作為先秦物質文化代表的青銅器，必定在交流之列，以楚強鄭弱，楚國青銅器風格特征之鮮明，對鄭國青銅器必然強烈影響。
比較淅川下寺楚墓和新鄭南關鄭伯墓所出青銅器，楚器的影響是十分強烈的。
如鼎，鄭伯墓出土有三種不同形製的鼎，其一為折沿束頸鼎，這種折沿鼎來源於兩周之際如虢國墓地出土的那種周式鼎，但頸部不內束，最早的束頸鼎見於湖北當陽趙家湖3號墓所出土的，時代在春秋早期，並一直延續到戰國晚期楚亡為止。而中原地區最早的束頸鼎見於鄭伯墓，晚於楚。下寺2號墓出土折沿束頸鼎6件，形製、紋飾與之基本相同，惟細部稍異。鑒於這種鼎在楚地出現最早，流行時間長，流行範圍廣，如果要說影響，隻能是年代稍晚的鄭伯器受年代稍早的下寺楚器影響，而不可能相反。
其二為有蓋圓鼎即箍口鼎，它是在鼎口沿設置一道凸棱形的箍，用以承蓋，這也是楚人的創造，淅川下寺8號墓出土此類鼎，為春秋早中期之際的器物。中原地區最早出現的此型鼎仍以鄭伯墓的為最早，出現年代晚於楚，因此，也應是受楚鼎影響的結果。
如盞，鄭伯墓出土2件。這種器物是楚人新創的一種器類，為典型楚器，廣泛流行於楚中心地區，其他地區少見。以下寺7號墓出土的春秋早中期之際的盞為最早，早於鄭伯墓所出土的盞。鄭伯墓出土的盞為四環鈕，腹部增加二耳，與下寺2號墓所出土的相同。鄭伯墓出土的盞顯然是受這種有楚文化獨具特征的器類的影響。
如壺，鄭伯墓出土了兩種類型的壺，一種是蓋壁為鏤空龍形，與下寺1號墓所出相似一種為蓋上有立鶴與蓮瓣。蓮鶴方壺應歸於中原周式器係統，郭沫若曾評論此壺上的立鶴“乃時代精神之象征也”。
另外一種類型則應歸入楚式器的係統，因其與下寺l號墓所出土的方壺相似：二者壺體相同，然下寺的龍耳部位較高，龍首與口部齊，而鄭墓的龍首低於口部。其龍首冠形飾也不同，下寺1號墓方壺足部的龍首有高冠而鄭伯墓方壺沒有；下寺的龍首昂起承托壺體，而鄭伯墓的龍首微下垂不承壺體。從外觀上看，下寺l號墓方壺耳上的龍有一種向上騰空的氣勢，鄭伯墓的則有一種向下滑落的態勢。下寺1號墓方壺足部的龍作昂首前進狀，鄭伯墓的則垂首踞伏作承荷重物艱難前進狀。
有比較才有區別，可以看出下寺l號墓方壺有一種奮發有力的動態感，而鄭伯墓則具呆滯的靜態感。而且鄭伯墓稍晚於下寺1號墓，鄭伯墓的此類方壺受到楚式方壺的影響是不言而喻的，但隻是形似而非神似。也許鄭人將其創新精神運用到了周式方壺之上，因而才有蓮鶴方壺的問世。
如浴缶，鄭伯墓所出與下寺楚墓的相同，其腹部有十個凸圓餅飾，與下寺3號墓自銘為“伽之缶”的浴缶上的圓餅飾數量相同，比下寺2號墓的自銘為“郯之傭”浴缶上的少2個。圓餅飾上的花紋也不同，楚浴缶的中心為三分式渦紋，周圍還有精細的蟠虺紋，而鄭伯墓的浴缶上圓餅飾內的紋樣較簡單，中心一個圓圈紋，周圍僅五個渦紋線條。精細與粗疏，二者形成鮮明的對比。
楚浴缶是在西周嚳的基礎上，楚人於春秋早中期之際新創的一個器類，鄭伯墓浴缶隻能是仿自楚浴缶，而且模仿得相當簡樸。這也是鄭人模仿楚器僅求形似而不追求神似的又一例證。與鄭人的態度相反，楚人對於中原器類的仿製既求形似更求神似。
如簋，下寺2號墓和鄭伯墓都出土有雙耳圈座簋，圈足下有三小支足，這種形製的簋是西周晚期以來的中原地區型式。而楚墓所出土的簋，全器有精細的蟠螭紋以及瓦紋、重環紋、孔丁紋，並且在蓋上、腹上各裝飾四個龍形扉棱；雙耳亦為龍形，三支足上部為浮雕獸麵形，獸麵高鼻、圓眼、兩角外撇，口唇卷起，整個銅簋造型別致，花紋精美，別具風格。這種創新了的精美銅簋，僅在下寺楚墓中出土，它是楚人在傳統的西周簋型上創新的器型，是楚人繼承傳統而不囿於傳統的表現。
如舟（鋣），該類器在春秋時期是青銅禮器組合中的基本器類，是中原文化係統的基本器類之一。下寺楚墓和 鄭伯墓都出土有此類器，楚墓所出應由中原地區傳人或仿自中原。鄭伯墓的表麵無紋，而下寺2號墓出土的一件通體錯鑲紅銅龍紋和半環形紋、梭形紋，十分精美。
楚人富於創新精神，既博采眾長又獨具一格，往往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下寺楚墓與鄭伯墓時代相近，所出器物類同，兩者相較，鄭伯墓銅器是對傳統器類既有繼承，也有發展，對楚地新出的器型還有模仿；下寺楚墓銅器則是在繼承傳統的同時予以創新，並賦予其靈魂。
在中原地區，除鄭伯墓出土有楚式銅器外，在其他地點也有楚式銅器出土。如河北赤城、灤平、唐山賈各莊各出土一件敦，敦為典型楚器，這裏出土的敦應是受楚器影響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