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書鴻(1927年)童年的嬉笑、玩耍是讓人留戀的，盡管那時已家道中衰，但讀書識字，望子成龍，仍然是母親心中不可排遣的意願。剛剛八歲，我就被送進了親戚辦的梅青書院(私塾)學習。我的啟蒙學校是杭州湧金門內運河下的時敏小學，校長姓章，是一個對學生非常嚴厲的教書先生。我拜師那一天，母親帶著我去學校，我記得當時母親還給我拿了一包香燭。雖然封建王朝打倒了，但當時的小學課堂中央還掛著一個小木龕，裏麵有一個“天地君親師”的牌位。入學儀式是：先點燃了香和一對蠟燭，對牌位行三個鞠躬禮，再轉過來對校長三鞠躬。行畢禮節，校長指定了我坐的位子，這便是入學了。在此之前，因為我已上過私塾，所以進學校後就插班在初小三年級，一年之後就進入惠蘭高等小學上五年級。在高小，結識了一個名叫陳永安的同學，他比我大幾歲，不單功課好，而且能畫中國山水畫。
我因為從小就跟著三叔學畫畫，故此，我倆誌趣相投，很合得來。我喜歡畫畫，但不像芥子園畫譜那樣，用圓圈畫梅花，寫個字當竹葉，我不理解這種表達方法，我喜歡能夠表現人物光暗的西洋水彩和油畫，但不懂水墨畫。我跟陳永安畫了一段時間國畫後，感到國畫太抽象，不寫實。所以後來就自己找《東方雜誌》上印出的彩色泰西名畫來學，覺得還有趣味。有人勸我考上海美專，但父親不肯，說：“你畫畫不能當飯吃，家裏這許多人口，生活這樣困難，怎麼辦?”我想了一想也確是如此。我在高小畢業後(大約在1918年)，父親強調要我投考工業學校。我在猶豫不決時，忽然聽說中學的一個教員要去考留法勤工儉學，那時我才十五歲，懷著一種好勝的心情，悄悄地向老師問明報名的種種辦法，便背著父母報上了名。但這次因為不會法文沒有被錄取，不得已，我隻好遵照父親的旨意投考浙江省立甲種工業學校的電機科。雖然被錄取了，但因為數學考試成績不好，第二個學期我根據自己的意願，改選了染織科，因為在染織科裏，有染織圖案和染色等科，總算還有一點繪畫造型的意趣。當我轉到染織科的時候，碰到一個和我意趣相同的同學，他的名字叫沈西苓，是沈茲九先生的弟弟。他的父親是浙江規模最大的偉成絲織公司的負責人之一。
當時沈茲九先生已在日本帝國美術大學留學，沈西苓也是非常喜歡繪畫的，但他父親為了讓兒子繼承父業，一定要他學染織，這樣一來我們倆在染織科成了誌同道合的好朋友。我們常常去看染織圖案，對好看的各種染色綢布，進行研究、討論。我們從染織圖案的紋樣造型和色彩聯係到西洋畫壇上的各種流派，從綢布浸染的色彩變化，議論到當時法國印象主義畫家高更在塔伊底土人服裝色彩的啟發下創造的象征主義畫派。我們還悄悄地參加了由名畫家豐子愷、周天初等人組織的西湖畫會，這個畫會裏有不少青年學生和業餘美術工作者。我們每逢星期日或假日一同到西子湖畔去寫生，孤山的紅梅與平湖秋月的蓮花，都是我們畫筆寫生的對象。我們還把寫生作品放在茶館或飯店陳列展覽，聽取意見，互相批評，以資改進。我特別愛好人物，從各種畫刊雜誌中搜集國內外名家的彩色畫片，在家臨摹。為了減輕日漸衰敗的家庭的負擔，我還抽出時間用木炭畫像。1923年，我們已學完浙江省立甲種工業學校的課程。
按照這個學校的製度，每年要收留各專業成績優秀的畢業生在學校裏做教學工作。在畢業典禮上，我被宣布留在母校，提任染織科紋工場管理和預科的美術教員。沈西苓則由他父親決定去日本自費留學，在離別前我們依依不舍，希望能夠共同再走上新的學習崗位。盡管西苓和他父親願意資助我去日本學習，但由於我家庭困難，還是未能同舟共行。當時，我還有一個更高的奢望——去法國，我認為學洋畫去日本不如去巴黎。是年秋季，我開始走上母校給我安排的新的崗位，先去紋工場報到。這個工場原來的管理員叫都錦生，就是後來杭州很有名的“都錦生絲織廠”的創辦人。紋工場是設計製作絲織物紋樣圖案、意匠的工場，從事製圖、意匠、紋板軋製等一係列準備工序，使絲織物通過提花機生產除漂亮的杭州特產絲綢和華絲葛之外，還可以製織各種風景、肖像和人物。這個工場裏，既有美術的圖案繪畫，也有機械的工業製造。都錦生是我的老同學，那裏他已在自己家中裝備了一個小作坊，利用紋工場設備開始生產織錦和西湖風景等，因此他希望早一點離開紋工場，專門從事他家中經營的小工廠，但苦於沒有適當的人來接替。當他知道我去紋工場時，便感激地將工場和十餘個藝徒都交給我管理，說：“由於你的幫助，我可以放手從事都錦生絲織廠的發展，我將來一定會報答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