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是中國曆史上不平凡的一年。
這一年，周恩來、毛澤東、朱德三位中國的核心領導人相繼與世長辭，支撐中國社會主義大廈的三根頂梁柱驟然消失，全國各族人民都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這一年，中國共產黨英明決策，粉碎了“四人幫”篡黨奪權的陰謀詭計，結束了長達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國家和民族站在了命運轉折的路口。
同樣是在這一年，中國雖然剛剛經曆了撕心裂肺的劇變，卻已經做好迎接新挑戰的準備，開始踏上新的征程。
第一節 “文革”：不能忘卻之傷
對於許多中國人來說，“文革”是不願掀開的一頁。
十年中，由於社會主義理論被人為地曲解，導致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遭到嚴重破壞，一切都在嚴重地倒退。長時間的社會動亂中，在“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的思想指導下，想發展經濟隻會被戴上一頂“唯生產力論”的帽子，“造反”和抓階級鬥爭才是頭等大事。
1968年，《人民日報》以《開犁前的一場革命大批判》為題刊發了一篇“讀者來信”，其中闡述的事件和其引發的一場大辯論就充分說明了十年動亂時期的社會形勢。在這篇文章中，“讀者”講述了1968年春耕時，在遼寧岫岩縣一個叫黃旗溝的小村莊裏發生的一場爭論。
爭論的源頭要追溯到1964年。當年，原岫岩縣委在這個生產隊總結了一個具體貫徹執行“三自一包”的經驗，叫做“以犁定組，地塊落人，見苗付酬”。“三自一包”指的是劉少奇在1949年建國前實行的一種農村經濟政策。“三自”即指“自留地、自由市場、自負盈虧”，“一包”即“包產到戶”。但是好景不長，1966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原岫岩縣委領導班子被認為是“中國赫魯曉夫在岫岩縣代理人”，紛紛被趕下了領導崗位。就這樣，到了1968年春天開始耕種的時候，當地老百姓陷入了彷徨無措的境地。“經驗”究竟還要不要繼續實行？一時間，這個問題引發了當地一場“大辯論”。
辯論的雙方各執一詞。一種意見認為應該繼續推行“以犁定組，地塊落人，見苗付酬”的做法，這樣做的好處顯而易見：多勞多得，責任清楚，賞罰分明。另外一種意見則代表了當時主流傾向：反對推行“三自一包”，主張突出無產階級政治，靠毛澤東思想掛帥，思想領先，強調為革命種田。中國有句老話叫“民以食為天”。千百年來，中國的農民都是從土地裏找糧食，世界上再也沒有哪個民族像中國人這般對土地如此地依賴和眷戀。但讓人驚訝的是，當時持反對意見最多的人，恰恰就是“貧下中農”。
爭執中，一位老農的話道出了那個時代的主題：“用毛澤東思想武裝頭腦，有勁往‘公’上使，幹活紮實。突出工分，有勁就往‘私’上使，完全是為個人，對集體沒有好處。就拿打柴來說吧，往年定的工分也挺高，可是社員怕苦怕費糧，誰也不願上山，拖到種地的時候還在打柴。今年辦了學習班，大家都向張思德、白求恩學習，10天工夫就備足了全年的燒柴。突出無產階級政治得到的是社會主義思想，突出工分得到的是資本主義思想，我們絕不能正道不走走歪道！”
這場看似尋常的辯論最終以《人民日報》的“編者按”進行了蓋棺認定：這場“大辯論”被說成是一次很深刻的“政治工作”和“對修正主義的一次大批判”，引導農民“真正從思想上徹底煞住了資本主義傾向，進一步樹立了靠毛澤東思想種田，為革命種田的思想”。
由此可見，“文革”中生產並不是一種求生或發展的手段，而是被定義成“為革命種田”。這種錯誤風氣所導致的結果就是直到1978年，中國人均糧產量還是318公斤，隻比國民經濟恢複後的1952年多了30公斤，比1956年多了10公斤，整整徘徊了22年。
在那個“階級鬥爭”主導一切的年代，貧困無處不在，甚至連老百姓吃飽飯的問題都沒有解決。以至於到“文革”結束之後，萬裏到安徽擔任省委書記時，和當地一位農民發生了這樣的對話。
那已經是1978年的春天了，萬裏深入一個偏遠縣進行調研時遇見了一位穿著破棉襖的農民。看著百姓破舊的穿著，萬裏的心裏很不是滋味，他詢問道：“你有什麼要求嗎？”“啥要求？”農民直接解開了破舊的棉襖，拍了拍幹癟的肚子，“隻要能填飽它就行。”萬裏愣住了。他試探著又問了一句：“這個要求太低了，還有別的嗎？”農民還是拍了拍肚子說：“這裏麵少裝點山芋幹子就行了。”
這就是十年“文革”國內現狀的真實寫照。鄧小平曾在“文化大革命”結束時痛心疾首地指出，“就整個政治格局來說，是一個混亂的狀態；就整個經濟情況來說，實際上處於緩慢發展和停滯的狀態”。
這是敢於麵對曆史，麵對事實的真實評價。在“文化大革命”十年之中，由於極左思潮和無政府主義盛行，“四人幫”對經濟工作的幹擾、搗亂和破壞，僅在1974年至1976年間，全國工農業總產值損失約1000億元，同時糧食產量下降。據不完全統計，十年動亂使工農業損失5000多億元。工農業受到破壞，直接影響了市場供應和人民生活，市場出現了物資嚴重匱乏的局麵。實際上，整個國民經濟已經處於瀕臨崩潰的邊緣。
第二節 國民經濟複蘇與冒進
在長達十年的動亂中，由於林彪、“四人幫”長期幹擾破壞，國民經濟發生了很大困難。1976年，中國共產黨粉碎“四人幫”，從危難中挽救了黨和國家，也使國民經濟從癱瘓、半癱瘓狀態中走了出來。
黨和國家在批判“四人幫”的罪行、穩定全國局勢的同時，立即著手工農業生產的整頓和恢複，並重新發出了為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而奮鬥的號召。針對當時經濟領域存在的思想混亂狀況，黨中央在1977年3月召開了全國計劃會議，指出必須揭發批判“四人幫”的罪行，分析國民經濟中的主要矛盾，並采取有力措施解決這些矛盾。
1978年4月20日，中共中央頒發《關於加快工業發展若幹問題的決定（草案）》（簡稱“工業十三條”），對企業整頓提出了具體標準。“工業十三條”中明確規定：企業要以生產為中心，理直氣壯地搞好生產；堅持以責任製為核心的各項規章製度，大力提高企業管理水平。同年4月20日至5月13日，黨中央又召開了全國工業學大慶的7000人大會。會前，華國鋒代表黨中央表明了態度：“在我們黨的曆史上，這樣大規模的工業會議還是第一次召開。中央是下了決心的，一定要把我們的工業搞上去，在本世紀內實現四個現代化。”
在黨中央的號召下，1978年7月6日至8月5日，國務院還召開了1000多人參加的全國農田基本建設會議。會後，各地迅速掀起了大搞農田基本建設的高潮。
通過全國上下一致努力，經濟戰線的生產和工作秩序逐步走上正軌，工農業生產有了較快的回升。至1977年下半年，全國經濟形勢有所好轉，國民經濟的各項主要指標回升明顯，其中國民生產總值比1976年增長14.6%，財政收入扭轉了連續三年完不成國家計劃的狀況。在80種主要工業產品中，超過曆史最高水平的有52種。1977年7月，國務院在向各部門、各地區轉發《關於1977年上半年工業生產情況的報告》指出，上半年經濟的恢複標誌著“國民經濟新的躍進局麵正在出現”。
在這樣的關頭，本來應該用一定的時間對國民經濟進行調整和整頓，解決國民經濟重大比例失調問題，使國民經濟達到基本平衡。可是，隨著政治局麵的初步安定和經濟形勢的逐步好轉，人們普遍存在的加快建設速度、把“四人幫”耽誤的時間和造成的損失奪回來的願望更加強烈。但與此同時，由於對過去經濟建設方麵的經驗教訓沒有進行認真總結，對經濟好轉的形式又估計過高，結果使全國經濟工作指導思想的急於求成情緒再度滋長起來。於是，冒進現象出現了，再次將國民經濟的發展引入歧途。
事實上，這種冒進思想在經濟剛剛恢複發展的1977年4月份就出現了。1977年4月11日，《人民日報》在一篇名為《全麵落實抓綱治國的戰略決策》的社論中就說道：“揭批‘四人幫’的人民戰爭正在乘勝前進，推動著各方麵的工作日新月異，越搞越好。國民經濟的各個部門在揭批‘四人幫’鬥爭的帶動下，逐漸納入健康發展的軌道，一個新的躍進形勢正在形成。”這種急於求成的建設思想開始在各行各業出現。當時，這種冒進思想是在主流輿論的引導下進行的。1977年4月19日，《人民日報》再次以《抓綱治國推動國民經濟新躍進》為題發表一篇社論。社論中寫道：
一個新的躍進形勢正在形成。打倒“四人幫”，思想大解放，生產力大解放。……受到“四人幫”嚴重幹擾破壞的鐵路運輸，進展很快，3月份日裝車突破曆史同期的最好水平。4月上旬，繼續穩步前進，日裝車又有新的增長。鐵路運輸的顯著好轉，促進工業生產開始全麵上升。原油、煤炭和電力3月份超額完成了計劃。特別令人振奮的是鋼鐵生產也上來了。4月上旬鋼和生鐵的平均日產量都比3月份有較大幅度的增長。
我國最大的鋼鐵聯合企業鞍鋼，革命和生產的形勢發展迅速。英雄的開灤礦工，加快恢複生產的速度，力爭在今年內達到地震前的生產能力。農業機械、化肥、棉紗和棉布等產品都有較大增長。特別令人高興的是那些受“四人幫”嚴重幹擾和破壞的地區的工礦企業，發生了巨大變化，革命和生產都蒸蒸日上。上海等地的工人階級，豪邁地提出達到和趕超“三個水平”的戰鬥口號，即首先達到和超過本單位曆史最高水平；再趕超全國同行業的最高水平；進而趕超世界先進水平。
在這樣“新的躍進局麵正在形成”的形勢下，1977年9月11日，中共中央負責人華國鋒召集國務院有關負責人，研究加快經濟建設速度問題。他批評國家計委提出工業增長速度“太保守”，強調今後“要開足馬力，挽起袖子大幹”，“明年的積累要加快”。
1978年2月26日，在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華國鋒斷言：“我國國民經濟扭轉了‘四人幫’破壞造成的停滯不前，甚至下降倒退的局麵，走上了穩步上升健康發展的軌道。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的群眾運動蓬勃發展，一個新的躍進形勢已經來到了。”“新的躍進”、“大的躍進”，成為這次會議政府工作報告的主調，也是華國鋒指導經濟工作的口號。
為了落實中央關於爭取高速度的要求，國家計委於1977年11月15日向中央提交了《關於經濟計劃的彙報要點》。其中提到：今後8年，即1985年之前，糧食產量計劃達到8000億斤，鋼產量達到6000萬噸，煤達到9億噸，石油達到2.5億噸，化纖達到150萬噸。在1985年前，要新建和續建120個大項目，其中有30個大電站、8個大型煤炭基地、10個大油氣田、10個大鋼鐵基地、9個大有色金屬基地、10個大化纖廠、10個大石油化工廠、10多個大化肥廠，以及新建續建6條鐵路幹線，5個大港口。形成14個大的重工業基地，基本建設投資將接近過去28年的總和。到2000年以前，全麵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
1978年1月，中央政治局批準了這個《彙報要點》，形成了最終的《十年規劃綱要（草案）》，並將其寫入了五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的政府工作報告。
今天看來，這份《十年規劃》所提的指標明顯過高，遠超過了國家財力和物力所能承受的限度。之所以如此，是因為當時過於看重農業學大寨、工業學大慶的作用，忽視了經濟建設的客觀規律。
在國民經濟剛剛經曆十年動亂，急需休養生息、總結經驗教訓時，發動這樣的“冒進”，無異於要一個大病初愈的人負重疾行。這樣隻能進一步加劇在“文革”中已經相當嚴重的國民經濟比例關係的失調。
第三節 “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
1977年7月30日晚，北京工人體育場內燈火通明，人聲鼎沸。中國青年足球隊正在這裏同來訪的香港隊進行一場友誼賽。在那個娛樂項目缺乏的年代，這樣的比賽自然吸引了無數的觀眾，偌大的體育場內座無虛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