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文學成就的新發現
曾侯乙墓的發掘，還發現了許多中國先秦科學技術史的新資料，反映出我國先秦科學技術的光輝成就，也提出了許多有待探索的課題。
自然科學中，天文學是一門古老的學科。人們根據天象變化、四季循環來安排耕種收藏等生產和生活活動，出行時也要依靠星宿和太陽的位置來辨明方向。中國是世界上天文學發展最早的國家之一，幾千年中積累了豐富的天文知識。
作為先秦中國天文學發達的見證，曾侯乙墓中出土了不少研究中國先秦天文學的珍貴資料。在曾侯乙墓中出土的漆木衣箱5件，它們形製相同、大小相近，但紋飾和銘文各異。
與天文星象或天地宇宙間的神話故事有關。編號為E·66的衣箱箱體是矩形，箱蓋拱起，分別象征天穹和大地；衣箱頂中央有一個大“鬥”字，用意表示北鬥天極，象征天球的中央；繞著“鬥”字有二十八宿星辰的全部名稱；箱蓋和箱身繪有代表二十八宿的“四象”中的三象：青龍、白虎和朱雀。
古代二十八宿的劃分，在中國、印度、波斯、阿拉伯等國家都有，這個衣箱上的二十八宿天文圖，是迄今為止世界上最早的，有力支撐了中國老一輩學者關於二十八宿起源於春秋時代的推斷。編號為E·61的木箱箱蓋左端一角有漆書20字。衣箱上的圖像與漆書是中國古代天文曆法的形象與文字相配的最早記錄，也反映出中國古代天文學的傑出成就。
青銅和紡織工藝的見證
曾侯乙墓出土的青銅器造型大，工藝精湛，需要高超的鑄造技術。例如墓主的外棺銅構架，重達3000多公斤。還有編鍾，鑄造時不僅要求外形精美，還要求音律準確、音色純正悅耳，鑄造難度極大。就是在現在，中國的研究人員采用現代技術複製曾侯乙編鍾，總覺得與原鍾存在差距。曾侯乙墓青銅器的鑄造者們，繼承了中國古代傳統的青銅鑄造工藝，而且在許多方麵還有創造發明。
首先是組合陶範渾鑄技術有了創新。陶範渾鑄就是利用多塊陶範合鑄銅器的一種技術，曾侯乙墓出土的各類青銅禮器的主體部分大都是采用渾鑄法鑄成。另外，傳統的分鑄技術也有了突破。分鑄就是先分別鑄出局部，然後與主體鑄接。以往的的分鑄件大多形體小，重量輕，而曾侯乙墓中則出土了許多大件分鑄的青銅禮器。例如用來儲酒的兩件大尊缶，高1米多，腹徑1米，重300公斤，鑄造時設計和工藝流程十分嚴密，工序沒有絲毫差錯。它們的鑄件的結合部位，不僅十分牢固，而且還很嚴密。還有焊接技術，不論是強度較高、操作較難的銅焊，還是強度較低、操作簡便的錫焊，都取得了新成就。此外，還大量使用了在前期銅器中少見的榫卯和組裝連接技術。使用比較複雜的先組裝再加焊的技術，在過去的器物中也是比較罕見的。曾侯乙墓大量青銅器紅銅紋飾呈鑄態組織，是澆鑄而成的，根據其工藝特點，這種方法被稱為“鑄鑲法”，是一種新的發明。
曾侯乙墓還出土了大量的絲麻織品，由於年代久遠而且長期浸水，都已經腐爛，但仍然為研究戰國早期的紡織工藝提供了寶貴的實物資料。通過檢測絲纖維，可以看出當時已經注意蠶繭的選用，繅絲質量較之早期也有提高。墓中還首次發現了絲麻交織的紗袋，經線或絲或麻，緯線則全部用絲，是世界上已知最早的絲麻混紡織品。在出土的絲麻織品中，包括紗、絹、錦、繡等多種織物，其中首次發現了一種用夾緯使經線現出暗花的單層幾何織錦，對我們了解商錦、周錦再到漢錦的發展過程和織造工藝具有重要價值。
軍事裝備種種
春秋戰國時代，諸侯割據，各國之間征戰頻繁，軍事裝備的製作技術隨之迅速發展。曾侯乙墓出土的眾多兵器、車馬和記載葬儀的車馬兵甲的竹簡，都生動地反映出這一點。
其中兵器既有車兵所用，又有步兵所用，還有騎兵武器。功能攻防兼備，包括用於格鬥的戈、矛、戟、殳，用於遠射的弓矢，以及防衛的盾、甲、胄。各種武器如何配備，竹簡遺冊上還有明確的記載。在進攻性長兵器中，銳殳、雙戈、三戈相結合的戟都極具特點。它們的器首銳利異常，所用長杆一般都在3米以上，甚至有4.3
米的。長杆大多為積竹木，製作時以木杆為芯，外包竹篦，再用絲線纏繞，最後髹漆。這樣的複合杆身，強度、硬度、韌性和防腐防潮都得到了很好的保證，更加適於車戰的遠距離廝殺，是中國先秦時代兵器製造技術的一大創舉。在長兵器中，有中國兵器史上首次發現的銳殳、雙戈或三戈結合的戟，殺傷力都很大。
防衛性武器甲胄有大量出土，包括人胄和馬胄。經過清理、複原和仿製研究，首次查明了製作甲胄的工藝流程，獲得了有關東周甲胄的珍貴科研資料。
曾侯乙墓出土了1127件車馬器，其中有許多重要品種，尤其是銅車的鑄造，不僅種類多，鑄造精，而且出現了兩件矛狀車。是車軸上用於固定車輪的部件，矛狀車，是在車外端加鑄連弧刃的矛。裝有這種車的戰車在中國極為少見，可以在和敵車交錯時鉸斷對方車輪的輻條，殺傷戰馬，這是軍事技術上的創造，相當於世界古代史上的刀輪戰車。這兩件車的出土，表明在曾侯乙的時代，中國的戰車製作與車戰技術處於世界的前列。
曾侯乙墓出土的240枚竹簡，記載參加葬儀的車馬兵甲的情況，所記車名有40多種，不少是在文獻中沒有記載的，其中戰車至少有21種，明顯多於其他用途的車乘。從竹簡的記載中，人們還可以看到當年車戰的某些情況，例如車上的武器裝備，戰車的隊列陣形等等，反映了當時軍事科技的發達。
另外，曾侯乙墓出土的文物，在雕塑、繪畫、書法等等藝術領域也有著重要的意義。
曾侯乙墓的發掘和研究，為研究東周諸侯葬製提供了可考資料，為東周考古斷代樹立了新的標尺。在春秋戰國時期曾國這樣一個小國的墓葬裏，出土了這樣多的精美文物，展示出這麼高度發達令人稱奇的文化。它是社會製度變革、生產力發展的結果，也是中國區域文化交流的見證。
戰車和車戰
在人類戰爭史上，步兵是最古老的兵種。步兵對軍隊裝備要求不高，易於組建和維持。相應地，人類戰爭的形式最初也主要是步戰。在中國曆史上，原始社會的戰爭也以步戰為主，這種狀況一直延續到商代前期。但是到了商代晚期，這種步戰方式開始逐漸讓位於新崛起的車戰。到春秋時期，車戰已是當時重要的作戰方式。
戰車結構和人員裝備
在安陽殷墟已發掘出殷商時的車子18輛，可以知道商代的戰車用木製作，其形製是獨轅、兩輪、長轂。車轅前有車衡，衡上縛兩軛以供駕馬，後端與車軸在車廂（輿）底相交，挖槽嵌含。車軸兩端鑲有銅車。車廂呈橫寬縱短的長方形，四周有輕桎，桎間有欄，門開在後麵。車廂內可容納甲士3人和他們攜帶的兵器、馬鞭、修理車的工具等。這種基本形製，西周和東周的戰車承襲下來，但在結構上也有所改進。
一是車轅的曲度加大，轅端抬高，減少了服馬的壓力，馬的拉力由此增加；二是車廂加寬，甲士完全可以在車上自由揮動兵器，有利於甲士在戰車行進時靈活刺殺。為了使戰車更加牢固、耐衝撞，一些關鍵部位的青銅加固件有所增加。
例如大多數車子都用銅轄把車固定在轂外側軸上，內側以銅軸飾保護轂，減輕了車輛運行時的左右擺動。為了提高戰車的機動性能，周代戰車的軌寬逐漸減小，車轅逐漸縮短，而輪上的輻條則逐漸增多。西周的兵車種類也增多了：除了供進攻用的“輕車”外，還有供防禦用的“廣車”，有環和皮革以遮蔽矢石的“蘋車”，有指揮用的“戎車”，有攻城用的臨車、衝車；有裝器物用的輦。
商代戰車大多數均駕2馬，少數駕4 馬。車上載3名甲士，按左、中、右排列：左方甲士持弓主射，是一車之首，稱“車左”，又稱“甲首”，甲骨卜辭中也直接稱之為“射”；右方甲士執長兵（矛、戈等）主格鬥，並負責為戰車排除障礙，稱“車右”或“戎右”，又稱“參乘”；居中的是控馬馭車的禦者，隻隨身佩戴刀劍等短兵。
實際上，車左除弓箭外，也還配備長兵或短兵；車右除長兵外，也還佩戴短兵和弓箭，隻是責任有所側重。指揮車則將帥居左，衛士居右，車上配備有旗和鼓，以供指揮和聯絡。
左右中的次序反映了甲士崇左的原則。此外，每輛戰車還附屬一定數量的徒兵，戰鬥中隨車跟進。
戰車上的進攻性武器包括戈、酋矛、夷矛、戟、殳等5種長兵器，用於近距離肉搏、隨身防衛的短兵器刀、劍等，還有用於遠距離攻擊的兵器弓矢。戰車上甲士的護衛裝備有盾、甲胄等。
車戰時，比較近距離的格鬥發生在兩乘戰車交錯時，所以具有勾割功能的戈是一種比較有效的殺傷工具。戈裝有長柄，主要適於在戰車上掄動作戰。矛是尖形的刺殺工具，也是西周、春秋戰車上常見的兵器。從商周到春秋戰國，矛的形狀不斷改進，矛身逐漸加長，兩翼則變得窄小，這樣能刺得更深，加強了殺傷力。戟是戈和矛的複合體，兼有二者啄、刺、勾三種功能。春秋時期戟的形製也在不斷變化，戰國時期更是出現了鋼鐵製造的戟。殳是一種打擊兵器，由棱形的金屬頭和竹、木杆構成。
戰國時殳的金屬頭往往帶刺或棱。用於防衛的盾有木、竹、藤、金屬等各種質地；甲形如衣服，披在身上，胄形如帽子，戴在頭上，就是頭盔。
車戰的戰鬥方式
戰車的形狀與戰鬥隊形密切相關。西庵戰車長寬各3 米左右，加上兩側徒兵的位置，超過9平方米的麵積。這樣大的方形戰鬥單位本身的機動性能有限，再加上攻殺器械的製約，戰車組成的隊形作縱深配置很困難，隻有采用大排麵橫列方式作戰才能發揮戰車的效能。橫排隊列可以做到左右照應，免受敵人的攻擊。
車戰時雙方戰車在接近過程中，首先是用弓箭對射，力圖以強大的殺傷力造成對方陣容的混亂，到戰車逼近時，誰的隊形嚴整，誰就能爭得在戰車錯轂的瞬間夾擊對方戰車，在格鬥中占有優勢。如果兩車正麵相遇，甲士之間相隔在4米以上，3米多的戈、矛、戟發揮不了效力，隻有兩車相錯，車廂側麵間距在1.6米以下，雙方甲士才能用長兵器進行格鬥。這樣的車戰戰鬥方式，隊形整齊就成為取得勝利的重要保障。
以戰車為主力的車、步結合的作戰方式要求交戰雙方選擇平原曠野作為戰場。《六韜·犬韜·戰車》說：“步貴知變動；車貴知地形；騎貴知別徑奇道”。“貴知地形”，確實是對車戰特點的最好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