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之末，魯國大夫季康子向孔子請教政事，說：“如果殺掉壞人來使百姓從善，怎麼樣？”孔子聽到後反問道：“你治理政事，為什麼要殺人呢？”緊接著，孔子告誡季康子，治政者不應該以重刑懾眾，而應該以良好的德行影響百姓。他說：“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這句話用現代語言翻譯，其意思是，你隻要以善來治政，百姓自然會跟著一齊好起來的。君子的德行就像風，百姓的德行就像草，風向哪邊吹，草就跟著向哪邊倒。風的力量越大，草傾向的幅度也越大。關於治政，孔子還有一些名言，例如：“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在這裏，“政”的意思就是行為端正。試問，作為治政者帶頭端正行為，下麵的人誰敢不端正呢？孔子還說：“其身正，不令則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這句話的意思是，當管理者自身端正、作出表率時，不用下命令，被管理者也會跟著行動起來；相反，如果管理者自身不端正，那麼，縱然三令五申，被管理者也是不會服從的。
按照孔子的觀點，國家公務員的職業道德就是“草上之風”，其可以決定草“偃”的方向，作用是十分重要的。如果“草上之風”東南西北地亂刮一氣，那麼“草”也會不知所從，甚至被吹得東倒西歪。孔子講的這些道理，老百姓有自己更通俗的說法，“上梁不正下梁歪”。把國家公務員喻為一棟房子的上梁，即統領著整座房屋筋骨的大梁。隻有上梁正，下梁才能支正，才能建立起一幢正正規規的房屋；若上梁都不正，下梁就正不起來，並將被上梁拉歪。歪歪斜斜的上下梁，不要說建大廈高樓了，就連一個小小茅棚也難以搭建起來。此外，群眾中還流傳這麼一句話：村看村，戶看戶，群眾看幹部。這就是說，幹部怎麼做，群眾都會“上行下效”。這些名言俚語都告訴我們一個確定不移的道理：國家公務員的道德風尚，是治政的關鍵，是引領社會風尚的標杆，是“草上之風”。
在西方，古羅馬偉大的曆史學家、曾長期擔任執政官和保民官的塔西佗曾斷言：“當一個政府或部門失去公信力時，不論說真話還是假話，做好事還是壞事，都會被認為是說假話、做壞事。”這一卓越見解後來成為西方政治學定律之一，即“塔西佗陷阱”。它對現代政治學和現代社會管理的最大啟發，就是要高度重視和加倍嗬護政府公信力，有了老百姓對政府公信力和公務人員品德操行的認同，才可能有整個社會的基本信任。
現代社會，公務員往往是權力型的公眾人物。人們關注的不僅是他們的公德，也關注他們的私德。很多時候，把他們的私德融進了其職業道德之中，納為他們從政的條件。隻要他的言行與社會公眾利益有關，他的隱私就涉及社會生活方麵了，就不能視為一般隱私的問題。對這類公眾人物，不僅媒體應該更嚴一點，社會公眾對他的隱私也要管得更嚴一點。因此，任何一個想從政的人，就要有讓自己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接受公眾檢驗的思想準備，就要把道德建設作為從政的根本，就要時刻想著如何讓自己的德風惠民。細數古往今來眾多的清官廉史，並不是他們做了官之後才變得清廉，而是首先具有朗如日月、清如水鏡的高潔品格，才能自覺做到有權不謀私、臨財毋苟得。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公務員隊伍的成分和結構變化很大，在推進革命化、知識化、年輕化、專業化方麵取得了很大的成績，絕大多數公務員在改革開放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實踐中得到了鍛煉，整體素質特別是職業道德有了明顯提高。但是，也有不少公務員背離了黨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道德滑坡、道德危機、道德建設無所作為的問題十分突出；極少數公務員更是理想信念動搖，價值觀念扭曲，道德水準下降，奉獻精神減弱，拜金主義、享樂主義、極端個人主義盛行，官僚主義、形式主義、虛報浮誇、瀆職失職現象嚴重、侵占群眾利益行為屢見不鮮，以權謀私、權錢交易、行賄受賄甚至買官賣官等腐敗現象屢有發生。這些腐敗的公務員早已忘記了“君子之德”，掉進了“塔西佗陷阱”。當然，造成這些公務員失德的原因，既有失德者個人的主觀原因，也有一定的客觀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