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地震中政治粉絲現象研究
汶川地震發生後，溫家寶總理第一時間趕往災難現場，把生命的救援放在首位，樹立了親民的政治形象，由此溫總理也擁有了一批政治粉絲，也有了自己的“溫爺爺”“老爺子”百度貼吧，該貼吧是溫家寶總理政治粉絲“八寶飯”的集聚空間，也是他們之間建立聯係網絡的主要空間。有媒體評論道：“胡錦濤總書記和溫家寶總理的粉絲的‘出場’，表明了他們作為領袖的魅力。政治粉絲們支持他們的各種言論及其表現，正是他們的親民之舉在人們心理上所激起的效應的顯現。每一個時代都具有它表達對領袖的支持以及他們對政治合法性的確認的獨特方式，因此，沒有必要驚異於人們以‘什錦飯’、‘八寶飯’這樣極具網絡時代的特征的方式來表達他們對胡總書記和溫總理的支持和熱愛。輿論早就注意到，那一聲聲‘胡哥挺住’，與‘小平你好’一脈相承。
政治粉絲的出場毫無疑問是當代中國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這些政治粉絲從幕後走向前台，對社會發展產生著至今難以定論的影響，成為中國政治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和一道景觀。政治粉絲們對國家領導人的親近性“崇拜”和解構式的調侃有著現實的心理基礎。本文旨在通過對政治粉絲們進行話語分析，揭示這種政治偶像崇拜的心理基礎及其政治蘊涵。
一、汶川地震中政治粉絲的出場
在中山網上，我們看到這樣一則新聞：
網民“追星”溫總理Facebook驚現粉絲團
溫家寶總理在5.12汶川大地震中果斷迅速的反應和指揮贏得了人民的尊敬與愛戴。近來越來越多的網民開始用自己的方式來表達對這位人民總理的熱愛。），截止到今天中午為止這個頁麵已經擁有了13859名擁護者。
在Facebook上，溫家寶總理被網友們親切的稱為“溫爺爺”，並有網友宣布自己是溫家寶總理的“粉絲”，或者幹脆叫做“八寶飯”。在這個充滿溫情的網頁上不僅有他視察災區的視頻，還有他穿著棒球服的照片。目前已有超過500人用中英文在溫總理的網頁上留言，其中最常見的留言是“中國加油！”
據了解，在Facebook上有數百名政治名人的網頁，有人依據網頁支持者的人數給這些政治名人網頁做了排名。到目前為止，溫家寶總理的網頁排在第3位，僅次於美國總統候選人奧巴馬和希拉裏，而溫總理網頁支持者的人數更是遠遠超過委內瑞拉總統查韋斯和美國前總統裏根。
伴隨著“超級女聲”等選秀節目的走紅，“粉絲”作為一個時代新詞開始浮出曆史地表，成為中國當代大眾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所謂粉絲，其最明顯的特點就是：對某一個公眾人物、公共事件、文化風尚具有很高的認同，表現出極大的追逐熱情。粉絲現象自古有之，也就是過去常說的‘知音’和‘擁躉’。……和百年梨園戲迷比起來，甚至和20年前的追星族比起來，現在的粉絲簡直不可同日而語。盡管也追星，但是他們更善於自我聲張，甚至能夠結成某種聲勢浩大的社群，這是今日粉絲具有時代特色的變化。
但一般意義上的“粉絲”僅僅是一個文化意義上的概念。隨著“什錦八寶飯”的湧現，“粉絲”的含義開始往政治領域延伸。在社會政治上，一股新的力量越來越引起人們的關注，這就是政治粉絲的出場。“‘什錦八寶飯’以80後的網民為主，他們以‘粉絲’的名義聚集在網絡群落裏來表達對國家領導人的關注，並用其特有的率直口吻親昵地稱呼國家領導人以直抒胸臆，表示愛戴。李宇春、於丹等人有龐大的‘粉絲’隊伍不足為奇，但國家領導人也擁有大批的‘粉絲’，這就是一件稀罕事了。為此，民眾各抒己見，態度不一。一方舉雙手讚同，認為這是我國領導人與人民之間水乳交融的動人場景。另一方則表示反對，認為這一行為頗為幼稚和別扭，民眾對國家領導人應有必要的尊重，而‘粉絲’們卻經常出語輕狂，讓人不安。”蔡騏：《“粉絲”的力量》，《學習月刊》2008年19期。這些粉絲們“活躍在以天涯為代表的各大論壇。‘濤哥’會見什麼客人了，‘寶寶’又去了哪裏，他們發表什麼講話了，‘濤哥’今天穿得很有型，‘寶寶’是不是愛吃西紅柿炒雞蛋，都是‘什錦八寶飯’們在網上第一時間熱議的話題。在天涯論壇中，有一個為胡錦濤和溫家寶開的超長帖子，圖文並茂，從5月21日發帖至今，已有驚人的點擊率和回複量，目前跟帖仍在持續更新。帖子裏有很多圖片，甚至有‘什錦八寶飯’找到了幾十年前風華正茂的胡錦濤和溫家寶的合影，更有兩人在出席活動或者參加會議時瀟灑的動作照片。
不管如何看待政治粉絲現象，他們的出場，毫無疑問是汶川地震中政治領域的一道景觀，有的媒體評論甚至賦予政治粉絲出場以很重要的意義：“政治粉絲的大量存在，從某種意義上既是政治文明擁有某種可辨認的跡象的一個結果，同時又是對與公民的存在尊嚴有關的自由、民主的熱切呼喚。在當今中國，它是一個通過執政高層與民意的互動，把政治文明推向更高程度的邏輯起點。”《政治粉絲“出場”，高層與民意互動空間擴大》，《新快報》別評，2008年9月8日。蔡騏也指出政治粉絲的當代意義：
如今，“什錦八寶飯”的出現是一個轉折點……然而，“什錦八寶飯”的出現打破了這一局麵，我們不但看到了“粉絲”的力量在進一步壯大，而且，“粉絲”群體所關注的視野也從娛樂轉向了政治。於是，在繼娛樂力量、消費力量之後，“粉絲”又一次顯示了不可忽視的政治力量。記得在1984年的國慶閱兵時，我國學生遊行隊伍中曾打出了“小平你好”的橫幅；2003年的SARS肆虐時，網友在網上發帖高呼“錦濤挺住”；今年4月巴黎迎接聖火傳遞時，中國留學生又一次打出了“胡哥加油”的標語。與這些親切的稱呼如出一轍，今日的“什錦八寶飯”雖用語隨便，也不過是在用一種直接的方式表示對國家領導人的親近。在這些“粉絲”的眼裏，國家領導人不再高高在上，可望而不可及，他們同樣擁有迷人的偶像氣質與光環，可以為民所親，為民所愛。因而，“什錦八寶飯”以他們追星一般的狂熱行為來表達對國家領導人的體恤和支持，也以一種特殊的方式參與了民主政治。這種發自內心的愛戴和參與更生動、更活潑，也更能考驗領導人的胸襟與智慧。所以說，“什錦八寶飯”的興起不僅是大眾以“粉絲”之名對國家領導人表達的真切關注，還是民眾用最鮮活的話語來抒發的自由情感，更是一種表示支持、認同和期待的進步力量。一言以蔽之，從“玉米”“魚丸”到“什錦八寶飯”的跨度，是今日民眾愛國的表現，是社會民主和進步的象征，也是“粉絲”政治力量的一種凸顯。
二、當代政治粉絲現象的核心關鍵詞：“親民”
“文革”後期，執政黨出於對此前極左路線的反思和建構其自身合法性的目的，知識精英希冀借助經濟領域的改革來帶動政治體製的改革，普通公眾則出於對此前貧困生活的恐懼，多方的訴求共同拉開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序幕。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體製的實行，可以看作是中國的現代化進程。根據德國著名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的觀點，現代化的進程其實就是世俗化的進程，在這一進程中，過去所信奉的東西、神聖的信念等，都會被流行的趨勢遭到鏟除消解和遺忘。馬克斯·韋伯將這一過程的後果稱為“祛魅”，這個詞是指“人類社會在近幾個世紀中高舉理性主義和科學主義的旗幟，通過建立現代科學和實現工業化來滌蕩一切非理性因素，在這同時也剝離了事物的豐富的屬性，譬如剝離了人的主體性、經驗和感覺等。在這一過程中由伽俐略始創，繼而被笛卡爾所完善的分析方法起了重要的作用，這一方法的主要特點是將事物由複雜還原到簡單，將整體分割成局部，來了解事物的真相。
在西方，這種世俗化的進程，從哲學的角度來講，源於笛卡爾所帶來的“認識論”轉向，“我思故我在”，一個近代以來最大的“神話”--人類中心主義的神話，被笛卡爾建構出來。自此之後，人類對自身思維能力的自信越來越高漲，傳統的信仰、敬畏、崇高等都在這種盲目的自負下逐漸解體，當康德試圖以“物自體”來為人類的認知劃定一條界線，給人類以警醒時，他並沒有能力挽回無可奈何的“花落去”，在他身後，西方國家的工業革命的車輪正在發出轟轟的巨響，在大地上激起漫天的灰塵。工具理性和科學技術迎頭猛進，其對精確、實用的要求，將傳統的各種神秘、浪漫擊得粉碎。對工具理性、科學技術而言，凡是不能被證實的，都是謊言。
中國的世俗化雖然沒有經曆這樣的哲學思想曆程，但以經濟改革開路的世俗化，同樣也遭遇著和西方類似的經曆。蕭功秦把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中國發展看作是“脫魅化”的過程：這一階段“通過對極左的理想主義的全民族的反思，重新回到世俗化的經驗主義，回到人類的常識理性。在這樣的世俗化進程中，傳統的通過神化統治者來穩固統治秩序的方式，也開始遭遇到世俗化進程的消解。逐漸在市場經濟的浪潮中學會追逐私利、習慣競爭的中國人，逐漸理智和成熟起來，他們已經不再像前人那樣，對神化的統治領袖頂禮膜拜。但中國市場經和改革開放的進程，麵臨著重重阻力。而“據說一個民族在心存希望而又在現實中屢遭挫折，幾乎陷入絕境的時候，就會產生對權威和巨人的渴望。在我們的改革年代裏，對於權威的呼喚雖然並不強烈，但卻從沒有斷絕過。由於改革的艱難，人們非常自然地希望能有一個自覺於自己的政治使命、淩駕於政治機構之上的權威，以其巨大的聲望、以非常規的手段排除這些阻力。”高超群：《有一種權威主義者》，《南風窗》，2006年5月下。
也正是在這樣一種背景下，一些學者主張在中國實行新權威主義政治，而這也是執政黨在20世紀80、90年代尤其是90年代之後的政治理念。新權威主義代表蕭功秦指出：“中國自鄧小平改革以來建立起來的體製，尤其是90年代南方講話以後的政治體製，可以稱為後全能型的技術專家治國的新權威政治。所謂後全能型，指的是這一權威體製的政治資源，是從毛澤東時期的全能主義政治體製中傳承演變過來的，它把全能體製執政黨組織資源、對強力資源的控製，對意識形態的控製，對社會各領域的組織滲透，作為新權威主義穩定社會、推進變革的工具。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這種新權威主義，比東亞型、拉美型、中東型權威體製具有更強的更為有效的控製力度，是一支強勢的‘看得見的手’。雖然中國問題多多，但這一體製在現階段是有效的，切合中國國情的。中國在二十七年中，在政治穩定的環境中，每年以平均9%以上的速度發展就是證明。在另一篇文章中，他還指出：“作為一種後發展國家的權威政治，90年代以來逐漸形成的這種政治模式，具有低政治參與與高經濟投入相結合的特點。更具體地說，自90年代以來，中國政府通過抑製激進自由派與原教旨主義的意識形態保守派這兩極政治勢力的政治參與，並通過對民間政治參與的嚴格製度限製，來實現政治穩定，並以此來創造有利於市場經濟發展的宏觀環境，正是由於這種‘低度政治參與’下的政治的穩定，為吸引國內外資本的高投入提供了有利條件。”因此，在他看來，“我們完全有理由認為，後全能型的權威政治，是一種在改革開放實踐中逐漸形成的、符合中國國情並具有明顯發展優勢的政治社會模式。”蕭功秦：《中國後全能型的權威政治》，《戰略與管理》2002年6期。
在這一政治模式下，領導者的權威既不像封建統治者那樣來自世襲，也不是來自“神授”，而是依靠個人的魅力。尤其是在現代大眾傳媒時代，公眾對周圍世界的感知和評判，主要來自媒體的傳播。領導人個人魅力、個人形象也是通過媒體向公眾呈現出來。同時，公眾與領導人之間傳統那種厚厚的屏障逐漸被打開。中國的新權威政治和媒體的現代影響力，使得領導人的個人魅力、個人形象的塑造尤為重要，在建構執政的合法性基礎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當代中國的這一政治轉型，導致傳統領袖人物所塑造的“威嚴”形象的逐漸消解，這一消解過程，除了得自經濟社會發展所帶來的理念變革之外，媒體的力量也是不可忽視的重要因素。因為如前文所言，“威嚴”的形象需要領袖人物在與公眾之間劃定一條嚴格的界限，保持自身的神秘。但在現代傳媒時代，這種神秘已經被媒體擊碎。
“親民”是理解當代中國政治粉絲現象的核心關鍵詞之一。這種對“親民”領袖的呼喚，既有傳統儒家倫理的曆史淵源，也有現代政治理念的本土化移植。我們可以看到，這種以“親民”為核心的政治粉絲文化在汶川地震中的效用。在“胡哥”（公眾對胡錦濤的親切稱呼）、“溫爺爺”的稱號背後，是政治粉絲們對國家領導人“親民”形象的認同。公眾以“親人”稱呼的形式，表達了對領導人這種形象的不加掩飾的褒獎。但更深刻的在於，“胡哥”“溫爺爺”這種親人稱呼背後，也反映了政治粉絲的傳統“家國同構”的文化心理。而這樣的文化心理在傳統社會曾經以“子民”“臣民”的稱呼反映出來。這種以“親人”的方式對領導人產生的想象，遙遙指向一個“天下一家”的傳統烏托邦和傳統的家長權威製社會。因此以親人的稱謂來稱呼國家領導人，在中國有著悠久的傳統文化基礎。在中國社會轉型的大背景下，這種對領導人親切的稱謂則有著傳統與現實的雙重維度。即，傳統的文化心裏在依然未經受現代理念啟蒙的大眾中穿越曆史長河的回應，以及轉型期間麵對日益難解的現實而尋求一種偶像的精神寄托。政治粉絲需要政治偶像，需要一個有個人魅力的領袖。因此，當傳統被神化的領導人形象開始逐漸消解後，一種新的、世俗化了的領導人形象，逐漸被公眾建構起來。這便是“親民”的形象，它符合公眾的心理期待，同時又與中國曆史的政治傳統嫁接起來，因此它取得了成功。
三、政治粉絲的話語分析
政治粉絲之所以在當今時代引起人們的高度注意，一方麵這與“選秀”中“粉絲”現象的流行有關。選秀活動對粉絲文化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此前，偶像崇拜往往被人們看作是一種迷狂、非自發的行為，但在選秀中，人們開始看到粉絲對偶像的推動力量，開始重新認識粉絲現象。其次，網絡成為政治粉絲之間互動的基地，以及政治粉絲文化的助力器。在網絡之前，政治粉絲之間缺乏有效的互動和溝通，因此，政治粉絲現象往往不為人所注意。但網絡成為政治粉絲的擴音器。
網絡是政治粉絲活動的基地。通過網絡的查詢，百度“溫爺爺”貼吧最早建立在2008年5月14日，正是汶川地震發生後的第三天，至今共有主題數189個，貼子數1037篇。除了“溫爺爺”貼吧外，溫家寶總理的百度貼吧還有“老爺子”吧。根據帖子顯示，該吧最早發帖是在2008年5月23日，至今共有主題數906個，貼子數7137篇。在這些貼吧裏，聚集著一批溫家寶總理的“粉絲”。除了貼吧之外，粉絲們還建立了QQ群等。網絡在媒介叢林裏的異軍突起，使政治粉絲對政治偶像感情表達有了傳播渠道。
在“溫爺爺”百度貼吧裏，政治粉絲的話語集中在表達對溫總理的愛戴之情上，比如，“爺爺您辛苦了”“溫爺爺我支持您”“看到你，我哭了，愛你，溫總理”，這樣的帖子幾乎占據了貼吧的所有空間。比如，我們看到一個主題為“溫總理，人民的好總理”的帖子：
哪裏人們生命財產遇到重大威脅，溫總理就出現在哪裏。
同樣的情況，也出現溫家寶總理的另一個百度貼吧--“老爺子”貼吧裏。在“老爺子”貼吧裏，我們也看到類似於“溫總理就是好”“爺爺，我愛您”“爺爺你要保重身體”這樣的主題貼子，相對於其他貼子，這樣的貼子一般能夠引起相對較多的跟貼。
在研究選秀運動中的粉絲社群時，杜駿飛教授曾指出：在我看來，粉絲群體在擁戴偶像的活動中、以及日常交流中確實具有一定的組織關係，但實際上這種組織關係還是很微弱的。粉絲群體的團隊精神在本質上是一種文化象征，其組織行為是為了追求文化和興趣認同，但它本身不具備社會團體所有的基本屬性。以“超女現象”為例，超女的旗幟下所林立的那些“玉米”“涼粉”“盒飯”群體，隻能說是一個初具雛形的“準社群”，考慮到其中的整合力量主要來自媒體，因此這種群體從傳播學的角度來說，可稱之為某種中國特色的“媒介社群”--經由媒介渲染和整合的興趣團體，它的交流意義主要體現在媒介化的互動和個人的興趣互動，而不是社會運動。杜駿飛：《論選秀與粉絲社群》，《第一財經日報》，2006年8月15日。
但我們看到，從百度貼吧裏呈現出來的現狀來看，政治粉絲社群還遠遠不如文化粉絲社群成熟。政治粉絲群體在擁戴政治偶像的活動中，根據還不具有一定的組織關係。“什錦八寶飯”（胡錦濤主席和溫家寶總理的粉絲）們之間幾乎沒有任何有效的互動。這一政治粉絲社群甚至連“準社群”的雛形都不具有，他們僅僅是通過互聯網表達他們對政治偶像的崇敬和認可。但這種認可，也不像文化粉絲社群那樣“在本質上是一種文化象征，其組織行為是為了追求文化和興趣認同”。他們僅僅是因為一種對領導人的感情而維係在一起。政治粉絲社群的不成熟，根本原因在於中國的“強國家--弱社會”的模式以及中國政治製度沒有為公眾表達政治意願提供條件。
政治粉絲的群體特征僅僅是源於技術的紐帶，而非一種政治性、社會性甚至文化性的連接（盡管我們可以從他們的話語中分析出政治性、社會性甚至文化性）。政治偶像身上寄托著政治粉絲們的政治願望，在網絡技術之前，政治粉絲的這種政治願望被壓抑，不能表達出來，僅僅是一種個人性的隱秘想望和情感體驗。而網絡技術的發展，為這種政治表達提供了技術基礎。但，由於製度本身並沒有為這種政治願望提供足夠的表達空間，因此，我們看到，政治粉絲們之間的交流依然停滯在“情感”交流的初級階段。
通過對百度貼吧、網易新聞評論等政治粉絲言論空間的話語分析，我還發現，政治粉絲之間的言論多是“自說自話”，缺乏交流、溝通和協商，對政治偶像的崇拜之情的表達，僅僅是個人情感歸屬的表述，而根本沒有上升到政治理念表達的層次。而這種對政治偶像情感的認同，絕對不是什麼新鮮的東西，隻不過在傳統的時代，這種情感體驗被壓抑，而網絡則提供了表達的可能性。“政治粉絲的大量存在，從某種意義上既是政治文明擁有某種可辨認的跡象的一個結果，同時又是對與公民的存在尊嚴有關的自由、民主的熱切呼喚。”《政治粉絲“出場”，高層與民意互動空間擴大》，《新快報》別評，2008年9月8日。而筆者則認為，現在就賦予政治粉絲以這種意義，還為時尚早！
另一個引起關注的現象是，這些政治粉絲們一方麵試圖抹去政治偶像的政治身份，他們盡力把這些政治偶像拉回到普通人的身份角色，因此他們才會親切地稱呼溫家寶總理為“爺爺”“老爺子”。但另一方麵，具有悖論性的是，正是政治偶像的政治身份才是政治粉絲們對他們崇敬和認可的根本原因。政治偶像的身上寄托著政治粉絲對領導人的想象。“試圖抹消政治偶像的政治身份”與“政治身份恰恰是偶像崇拜的前提”，這種具有張力的悖論，造成了政治粉絲們對政治偶像崇拜和認可的模糊性。
除了對政治偶像的崇敬話語之外，我們也可以看到一種消費偶像的話語。這種話語類似於對偶像的善意的玩笑和調侃。
但，這種玩笑和調侃到底能夠具有多大的解構意義、能夠在多大程度上提高公眾的政治理性能力，依然是值得懷疑的。因為，我們看到，這種中國式的“後現代主義”解構，本身就缺乏的哲學基礎。中國的“後現代主義”之流行，根本就不是像西方那樣對現代主義的反思和批判，從而使人類文明上升到一個更高的層次。毋寧說，這種缺乏哲學基礎的中國政治“解構”具有中國的特色。它是因為“文革”等曆史的創傷性記憶所帶來的結果，這一結果呈現為兩種悖論性的景觀，一種景觀是由於政治偶像的極度崇拜所帶來的曆史災難，中國人一直對政治偶像的崇拜“耿耿於懷”，另一種景觀是，由於文化的慣性，在公眾的潛意識深處，依然對領導人存在著一種崇拜的渴望。由此，我們看到中國的“後現代式”的對政治偶像的解構所具有的吊詭和悖論，這種吊詭和悖論表現在，即使那些對政治偶像的調侃和玩笑，其深層的含義依然是對領導人的崇拜。這種善意的玩笑，其背後的推動力則是對領導人魅力的認可。隻不過，這種崇拜披上了“調侃”外衣；隻不過，這種認可打著“解構”的幌子。
四、進一步的思考：政治粉絲與公民文化
政治粉絲並不僅僅是普通的公眾，還有一些文化精英。1922年5月13日，由胡適起草，經蔡元培、李大釗等16人聯合簽署的題為《我們的政治主張》的文章，在胡適主編的《努力周刊》上發表。該文認為，中國目前政治軍閥混戰，國無寧日，這樣的狀況全是因為好人自命清高，不願參與政治，從而導致壞人當道。他提出由知識分子中的“好人”組成“好人政府”，試圖以此來努力改變政府腐敗的現實。由這些好人所組成“好人政府”，通過形成社會的重心，逐漸地改造社會，最後一定能夠創造出一個完美的“大我”。這樣一來，我們不必開展打倒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的鬥爭，中國就可強大起來。
胡適等人的“好人政府”主張具有非常強大的吸引力。因為自古以來，中國封建傳統的政治文化都沒有像西方那樣形成對製度的深刻思考，而是寄托於政治偶像身上。這樣的政治偶像崇拜心理流傳到20世紀，便成為中國自由主義代表胡適“好人政府”的理念。自由主義者胡適僅僅學到了西方自由主義的外表。其精神譜係依然可以溯源到傳統的儒家士大夫那兒。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儒家士大夫都有著政治粉絲的心理模式。隻不過有時候，這種心理不是寄托在某位具體的政治偶像身上，而是某種虛擬的符號化的政治理念。
當代政治粉絲的出場曾被一些媒體評論為具有重大意義的事件，“政治粉絲的大量存在，從某種意義上既是政治文明擁有某種可辨認的跡象的一個結果，同時又是對與公民的存在尊嚴有關的自由、民主的熱切呼喚。”《政治粉絲“出場”，高層與民意互動空間擴大》，《新快報》別評，2008年9月8日。但這樣的觀點卻是值得商榷的。首先，如前文所述，中國政治粉絲對政治偶像的崇拜，主要是源於對領導人在媒體所呈現出來的“親民”形象的認同，通過對粉絲話語的分析，我們也看到了，粉絲的這種崇拜不僅呈現出了對領導人身份認可的模糊性，同時也主要表現為一種類似於親情似的感情，而這種感情本身就是傳統“家國同構”的現代呼應。這本身並不是一種成熟的公民文化，因為公民社會是以法律契約作為基礎，而非感情。
當然，值得我們關注的是，通過這次汶川地震，我們可以看到，當代中國出現的政治粉絲已經與此前的政治粉絲有著不同的元素。這種不同的元素首先表現在國家領導人身上。當代領導人的“親民”形象，已經具有和傳統儒家政治倫理下的“親民”理念不同的元素。在儒家要求統治者“親民”“愛民如子”的政治倫理下，“民”是統治者的“子民”，而非現代意義上的擁有權利的“公民”。但我們可以看到，當代中國領導人的“親民”形象，已經具有現代性的色彩。正如有學者所論述的：“今天，當我們的政府在重新提倡‘以人為本’的執政理念時，在為政實踐中強調‘親民’作風而獲得舉國上下好評之餘，我們或許看到的是，我們的領導者正努力試圖從傳統的思想資源中抉發出真正的現代精神出來。”郭曉東：《從“親民”到“新民”--也談宋明儒學中的“現代性”精神》，《江漢論壇》2005年10期。這種“親民”注重人的權利、人的尊嚴、人的生命等，同時，當今的“親民”已經開始逐漸走出把“民”等同於“子民”的觀念，逐漸樹立了“公民”的理念。因此我們才會看到，“1986年黨的十二屆六中全會通過《關於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首次提出‘公民意識’問題。決議指出：‘要在全體人民中堅持不懈地普及法律常識，增強社會主義公民意識’。事隔21年，黨的十七大政治報告再次提到‘公民意識’問題。胡錦濤要求：‘加強公民意識教育，樹立社會主義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義理念。’”陳力丹：《傳媒，你宣傳的是公民意識還是臣民意識？》，《新聞記者》2008年1期。而正如陳力丹所評述的：“現在強調‘公民意識’，不再是二十年前的普及法律常識意義上的初級‘公民意識’，而是進一步與民主政治、自由平等、公平正義的理念相聯係。公民意識與人的‘自由平等’相聯係，這是我們黨的文件中沒有過的表述。”陳力丹：《傳媒，你宣傳的是公民意識還是臣民意識？》，《新聞記者》2008年1期。
正是因為有這些普世價值和現代公民意識蘊含在“親民”形象中，才使得“親民”擁有了與現代政治理念對接的條件。對人的生命、人的尊嚴、人的自由平等、人的權利等的尊重，是現代化價值理念的基礎，是具有普世性的。也正是因為中國國家領導人在汶川地震中表現出的這樣的普世理念，才使得他們贏得了其他國家的認可，正如新加坡《聯合早報》18日刊登的署名周兆呈的文章說，“中國的總理難為”，“中國式總理，無法複製，想學也學不來”。因為對人的生命、人的尊嚴的尊重，中國國家領導人的“親民”形象獲得了國際媒體的讚譽，在國際社會中塑造了新的國家形象：“此次海外媒體對溫總理的報道與地震報道一起成為國際社會關注的焦點，報道覆蓋傳統媒體和新媒體，從嚴肅的高級媒體到通俗的大眾化媒體，從政治版到社會版，從經濟專欄到評論節目。這些來自一線、海外媒體自行采寫的報道，不僅向世界展現了一個大國總理的親民形象，更為重要的是，在中國遭受大震災的關鍵時刻透過溫總理剛毅堅強、雷厲風行和親民的作風，讓國際社會更加了解中國，感受中國政府和全球華人團結一心、眾誌成城的民族精神。”
因為當代“親民”理念所蘊含的現代政治理念，政治粉絲們對領導人的認可也就具有現代性的意義。他們認可的“親民”也就有了可以發展成真正公民文化的可能性。公民意識取代臣民意識，這是我們政治理念現代化的起點和動力，當然，也是一項“未竟的事業”。
專題四媒體中的知識分子話語本節執筆：黃榕、梁靖雯（吳芳、魏娟、袁仲偉亦有貢獻）
--以《南方周末》和《FT中文網》為例
中國當今的知識分子群在國際輿論中被公認為是比較沉默的，這樣的刻板印象（stereotype）很大程度上受到天安門事件的影響。然而，當接踵而來的汶川地震、北京奧運、三鹿奶粉等社會事件相繼引起國際社會對中國的關注時，同樣聽到的還有中國的知識分子獨立而深刻的話語。當然，我們不能犬儒主義地高唱讚歌，下文將著力於汶川地震期間中國知識分子的話語研究。
那麼，誰是知識分子？
一、知識分子概念變遷
1概念源起
首先需要明晰的是“知識分子”的概念。從起源來看，所謂的知識分子（socalledintellectuals）產生於19世紀的西方資本主義社會，最初是用來描述獨特的、具有高度意識的團體。
而更遠古的中國封建社會中儒家理想的“士”--信奉“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算是中國傳統的知識分子，嚴格意義上他們是為封建皇權安天下的宮廷知識分子。
2兩種取向
。當此抽象概念具體指涉到社會群體時，產生了兩種截然不同的群體：一個群體是懷有專門興趣的專家（specialists）或專業人士（professionals），另一個群體是意識形態與文化領域的直接生產者的知識分子（intellectuals），他們相對擁有更廣泛的興趣。這引起的直接爭論是：知識分子究竟為數眾多，還是隻為一群極少數的精英？
當知識分子被看作一個社會階層（更明確的說法是知識階層）或一個社會群體時，知識分子就是為數眾多的。中，知識分子分無機知識分子（以老師、行政官吏為例的傳統知識分子）和有機知識分子（與階級或企業直接相關並為之服務的）。的有機知識分子。所以他更關照的是誰在發揮知識分子功能，因為隻有某些特定的人，才會在社會中履行知識分子職能，比如資本主義企業誕生後被同步創造出來的“工業技術人員、政治經濟專家、新文化的組織者、新法律係統的組織者等等。葛蘭西的論調是基於霸權理論的框架，而其他知識分子的理論研究則將之指向為從知識階層中獨立出來的社會群體，例如古爾納德認為知識分子新階級是作為文化資本家和一個言語群體而對舊階級是致命打擊。卡爾·曼海姆從知識社會學的研究中派生性地研究了知識的創造主體--知識分子，也是在教育及教育精神、認知效應的範圍內，知識分子精英階層論的傾向不言自明。其意義之一是推動了階層間的流動。此外，布爾迪厄著名的場域論也納入了知識分子群體內部構成的關係，文化生產的場域是一個知識分子場域，在這個擁有獨立價值體係和控製原則的社會建構空間中，作為場域行動者的知識分子相互間為爭奪文化資源的配置競爭。布爾迪厄認為知識分子在文化生產場中的位置、相互間的結構與關係取代了他們的個體自由意誌，成為決定他們行為的主要因素。
另一取向的知識分子社會精英論中，最經典的定義來源於社會學家希爾斯（EdwardShils）的：“在每個社會中都有少數人比周遭的尋常夥伴更探尋、更企求不限於日常生活當下的具體情境，希望經常接觸到更廣泛、在時空上更具久遠意義的象征。在這少數人之中，有需要以口述和書寫的論述、詩或立體感的表現、曆史地回憶或書寫、儀式的表演和崇拜的活動，來把這種內在的探求形諸於外。穿越當下具體經驗之屏幕的這種內在需求，標示了每個社會中知識分子的存在。的聖人標準，玩起了政治激情遊戲的知識分子是對“我的王國不是這裏”的背叛。參見班達流傳後世的論著《知識分子的背叛》。這部著作與其說是有係統地分析知識分子的生活，不如說是猛烈抨擊放棄了職守、妥協了原則的知識分子，然而他的確提到了不少人名以及他認為是真正的知識分子的主要特質。一如薩義德在也承認了知識分子的聯盟存在時，以更褒揚的語氣讚賞“知識分子代表”，即那些能擔當“社會良心”稱謂的知識分子個體。
兩種不同取向的定義都暗含了知識（包括文化、精神）對社會發展推動作用的假設前提，而在反智主義（antiintellectualism）反智主義可分為兩大類：一是對於智性（intellect）、知識的反對或懷疑，認為智性或知識對於人生有害而無益。另一種則是對於知識分子的懷疑和鄙視。本文的反智主義主要是前者。和政治無意識觀念（anotionofthepoliticalunconscious）看來，種族和國家會集體地具有某種觀念和傾向。知識分子和所有人一樣，都毫無例外地都屬於某個民族、宗教或族裔社群，不管多麼高聲抗議，都無法超越聯係個人與家庭、社群、（當然也包括）民族的有機聯係。曆史變遷中，一度奉為神聖的傳統和價值現在看來既虛假偽善。
現代化進程中，知識分子不可避免地開始了與各類機構的合謀。而做出了“知識分子之死”的宣判。那麼，知識分子究竟是怎樣合謀的呢？
3與現代化的合謀
上述的理論研究是從哲學或宗教的角度靜態地討論處於特定社會曆史橫截麵的知識分子，但縱觀社會變遷，會看到知識分子身份、地位以及功能的動態變化過程。
現代化變遷中知識分子開始了與高等教育等公共機構和大眾傳播媒體的合謀。米爾斯認為“獨立的知識分子不是懷著沮喪的無力感麵對邊緣地位，就是選擇加入體製、集團或政府的行列。成群的知識分子和社會公共機構結盟，並從那些結構中得到權力和權威，但是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他們已經把自己的道德權威讓給了班達所謂的集體激情的組織（theorganizationofcollectivepassions）。”
但是，顯然地，“公共知識分子”的頭銜比“學院派”氣派多了，“學院派”在大眾傳播語境中多少帶有酸腐之味。拉塞爾·雅克比在《最後的知識分子》中大膽想象：美國“非學院的知識分子”（thenonacademicintellectual）已經完全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整群怯懦、滿口術語的大學教授，而社會上沒有人很重視這些人的意見。這個預言同樣適用於中國國情：大學高等教育的瘋狂擴招和高等院校數量的急劇增多，以及學術晉升的考核機製，使得能夠充當知識分子功能的主力軍--大學教授生活在象牙塔的“小世界”英國作家戴維·洛奇小說《小世界》反映的是大學教授的生活，他們四處參加學術會議、連篇累牘地出版泡沫專著以牟取名利，而對逼到眼前的關涉到最大多數群體利益的大問題視而不見，保持沉默，“事不關己，高高掛起”，即便他們發出了一些嘀咕，也幾乎沒有被人聽見。裏，在這個特殊圈子中形成一個集體默契的機構化失語群體，雖為知識分子，卻因為機構屬性易陷入僵化為一種體製或機器人、奉一種係統或方法之令行事的漩渦。
漸漸，學院機構性的威脅漸漸被新聞業和出版業驚人的商業化消解，通過大眾傳播媒體，很多教授、專家的見解通過大眾傳播媒體傳達到社會各個階層，上達廟堂，下至江湖，在中國社會形成特殊的聲音，並相繼湧現出精英媒體知識分子代表--“公共知識分子”和網絡平台上崛起的新代表--“知道分子”。這是《新周刊》2005年策劃的封麵報道佳選。可以不認可德布雷從“媒介學”（mediology）角度對法國知識分子從教師、作家到名流的三個發展階段的分類，但，不可否認的是，大眾媒體的確打破了傳統知識層的封閉玻璃，碎片化了有關該階層的傳統規範和價值標準。然而，中國的輿論控製機製成為詬病中國知識分子表現的有力佐證：盡管中國有越來越多的大膽思想家，但在現有的狀態下很少有索爾仁尼琴這樣的大家，中國知識分子的公共角色完全不符合薩義德的局外人（outsider）、“業餘者”（“amateur”）和攪擾現狀的人（disturberofthestatusquo）的三個標準，他們更像是這個誠信機製缺席社會中比一般傳媒界多一些公信力的特殊信息源群體，因為他們的學術資格是體製化的“文化資本”，這裏的文化資本，主要是指存在於知識與文化生產的領域，以教育資格的形式被製度化的，是構成社會符號力的基本條件。經過文化體製資格授權的文化能力，被賦予了約定俗成的、有合法保障的、經久不變的價值，並在大眾媒體的語境中越發斑斕。
在知識分子和大眾傳播媒體合謀的過程中，雖然從個人空間（privatesphere）到公共空間（publicsphere）的傳播渠道得以暢通，但核心的傳播內容並未有相應的改變，即隱性的“專業化”態度。知識分子群體依然處於個人世界與公共世界混合的困境中，一方麵，他們追求學術的純粹，秉承專業主義精神和學術體係的規範，運用學術話語體係完成意見的表達；另一方麵，具備專業色彩的術語進入公共世界，這就是福柯“所謂普遍的知識分子（universalintellectual）……的地位已經被‘特殊的’知識分子（‘specific’intellectual）所取代”。知識分子“隨著地位的晉升，也不再是向廣大公眾發言的人了；相反的，他們成為他所謂的一種批評話語文化（acultureofcriticaldiscourse）的成員”。這是美國社會學家古德諾（AlvinW.Gouldner）的觀點，他認為知識分子取代有產階級成為新階級。這個話語與大眾文化屬性的媒體卻是格格不入的，專家間的共通語言是非專業人士難以理解的，有時即便是新聞從業人員也無法理解某些專業領域所要表達的內容，大眾的漠然反應擴大了“專業化”的鴻溝，“專業化”成了知識分子話語噪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