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人類生活中一場罕見的災難，汶川地震給我們帶來巨大傷害，但同時也必然會帶來對災難的反思及學術思想的遺產--自然科學家、社會科學家都可以從中尋求到寶貴的啟迪。新聞傳播也不例外。
震災所留下的最重要的傳播學遺產，當屬信息公開所引發的政治、社會、文化影響。
一、公開帶來了什麼
信息公開是一個悠久的、全球性的話題。在新聞學、法學的知識譜係中，信息公開已是公理和法則，但是在中國並非一直如此。在這一點上，我們曾有過太多教訓--比如“非典”期間，因為對信息正當傳播的禁令，導致了天災轉化為人禍，甚至釀成社會危機和國家形象危機。學人和常人自然可以看到這一點：信息不公開，其弊猛於災害。在“非典”危機的第一周，筆者亦提出過“流言止於公開”的口號。不過某些不甚賢明的管理部門一向是後知後覺，直到一個多月後，才確立了“非典”危機的信息公開製度。作為政府職能部門，當時的衛生部亦因隱瞞疫情成為千夫所指。幸而，在後來的鬆花江汙染、禽流感之類事件中，政府開始逐漸吸取教訓，嚐試順應信息公開的科學法則，較之以往也更能遏製流言與民心的不安。
這次的汶川地震報道，央視、四川台以及其他一些中國主流媒體的直播、特寫，成為震後全國人民獲取準確信息的最好渠道。國人因此感受到了信息公開透明的偉力，與此同時，信息公開推動了抗震救災的開展，也減少了謠言的滋生。這一切，自然都可喜可賀。
在信息公開方麵，這次的救災報道算不得是曆史的第一次，因為之前畢竟有“非典”之類的先例可循了；如果探尋其特殊價值，那是在主動性上--與“非典”不同，此次的新聞報道與信息公開，不是因為遭受重大挫折而被迫施行的。
但是同時，我們也要注意到其間一個意味深長的事實--此次信息的公開也並非發生在第一時間。地震發生之後，有人做了搜索，隻有鳳凰台在播《中國四川發生大地震》的時事連線；中國內地的電視台，竟然沒有一家播報地震的新聞；上網查詢，連國外的網絡上都發布了這個消息，而我們自己的官方網絡上仍然沒有信息。在那個第一時間，我們的新聞媒體延續了審查與自我審查的好習慣：遇到災難，都是要有上級批示之後才能報道。這裏，要說明：信息公開的法則在中國，即使在傳媒的管理者那裏，也遠遠沒有深入人心。不過，在不長時間的遲疑之後，終於管理層和媒體順應了民意，新聞報道勇敢地衝破了禁區。接下來就是全世界都難以忘懷的新聞場麵：幾乎我們知道的所有媒體都向災區派出了記者，幾乎所有重要的災區場景都被報道。
於是後來，媒體的正麵作用，使得宣傳管理部門完全認同了這種思想解放。其結果，大家都看到了，那就是，全國人民都感受到了新聞工作者的專業熱誠，目睹了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愛民情懷，也因此得以奉獻出浩蕩的賑災博愛；那就是，在信息公開之下，如此大災，卻沒有流言盛行，自然，也沒有任何政治想象中的動亂。
這裏，要強調的是，信息公開不僅僅是思想解放，從根本上說，更是社會穩定。在“非典”期間，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流言的形成曾經造成了多大的恐慌，給政府形象帶來多大的負麵影響。信息公開，並不是為了添亂，而是為了幫忙；不是為了妨礙和限製政權，而是促進政權的科學運轉；不是授權於他者，而是真誠地服務於大眾、取信於民。汶川地震，由於有了充分的信息公開，政府能夠高效完成自己的職責，取得來自全社會和國際社會的救援；由於有了充分的信息公開，人們保持了對政府的高度信任。
二、在公開性走向的相反處
中國的《政府信息公開條例》是中國傳播史上的一件大事。從2007年4月出台，到2008年5月1日正式實施，在長達一年的實施準備期中，各級政府加緊行動，信息公開的步伐越來越大。不過，在中國的國情下，信息公開仍然是一個艱難的事業。條例的正式實施，不過是一個漫長征途的起跑線。譬如，某些部門在援引《條例》解釋自己信息公開得不充分時，常用很多限定詞--例如，在“適當的時機”“適當的範圍”“一定的條件下”可以公開信息。於是，連如何理解信息公開的條件都成了難解的學術問題，草根大眾又何能享受到法令的陽光普照？
當然，我們可以特意去尋找樂觀的一麵，譬如在2008年春節前雪災事件中，公安、交通等部門及時啟動“抗擊雨雪災害信息協調機製”，每天召開新聞發布會介紹最新道路交通情況，廣東省等一些地方的應急辦利用氣象短信發布平台，發送了幾千萬條交通提示短信。這些舉措，是政府信息公開的有益實踐。
我們也可以特意在樂觀表現中去尋找不樂觀的一麵，譬如在汶川地震之初，中國新聞的遲疑；汶川地震之後，部分地區的新聞管製曾經對地震事件中的所謂“負麵新聞”過濾甚嚴，諸如此類。
盡管該事件中一切新聞傳播的不足都在後來的進程中得到了匡正，並且最終呈現了中國傳播史上的最重要的悲喜劇，但是，若非自然災害如此猛惡，我們的靈魂受到如此驚悚，誰又能說，傳媒信息公開的卓越表現就是必然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