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夫聖賢之所美。莫美乎聰明。聰明之所貴，莫貴乎知人。知人誠智，則眾材得其序，而庶績之業興矣。是以聖人著爻象，則立君子小人之辭。敘詩誌則別風俗雅正之業。製禮樂，則考六藝祗庸之德。躬南麵，則援俊逸輔相之材。皆所以達眾善，而成天功也。天功既成。則並受名譽。是以堯以克明俊德為稱；舜以登庸二八為功；湯以拔有莘之賢為名；文王以舉渭濱之叟為貴。由此論之，聖人興德，孰不勞聰明於求人，獲安逸於任使者哉。是故仲尼不試，無所援升。猶序門人以為四科，泛論眾材以辨三等。又歎中庸，以殊聖人之德。尚德以勸庶幾之論。訓六蔽，以戒偏材之失。思狂狷，以通拘抗之材。疾悾悾而無信，以明為似之難保。又曰察其所安，觀其所由，以知居止之行。人物之察也，如此其詳。是以敢依聖訓，誌序人物，庶以補綴遺忘，惟博識君子裁覽其義焉。
譯文
聖賢所喜愛的，莫過於明辨是非了。明智聰察中最重要的，莫過於識人了。認識人才如果運用智慧，各種人才就能按其等次得到使用，而各種事業就能夠興旺發達。因此，聖賢用占卜、算卦的方法來規定君子和小人的不同言行；專門闡明《詩經》的意思，區別風俗雅正的教化事業；製定了各種禮法，用它來考察人們有無具備“六經”中所說的各種道德；如果聖人“該覽學籍，文質周洽”。唐朝牛李黨中李黨的首領李德裕，讚美劉邵“索隱精微，研幾玄妙，實天下奇才”。宋朝人阮逸說此書“王者得之，為知人之龜鑒；士君子得之，為治性修身之囊括”。
清朝人臧玉林將此書與劉勰的《文心雕龍》、劉知幾的《史通》並稱為“三劉之書”。清代中興名臣曾國藩置《辨經》於案頭，朝夕研讀，參較時事，而成為清王朝的擎天一柱，更是將此書學以致用的典範。紅頂商人胡雪岩能周旋於官府、商界和洋人之間，縱橫馳騁、遊刃有餘，其中有不少為人處事的方法就是得益於《辨經》。
台灣的南懷瑾先生認為此書是一部“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縱橫中外的人才學的教科書。”
由此可見，《辨經》不僅是中國傳統人才學的專門著作，而且在傳統人才學著作中享有至尊的地位。同時，它還充分體現了中國傳統的管理學思想，並且與現代管理學的許多觀點有著深度的契合。為此，我們根據實際需要將《辨經》作了三方麵的加工：一是將《辨經》譯為通俗易讀、適合大眾閱讀的語言；二是對每章都進行了精辟的概括與解析；三是針對每一種觀人法，列舉了大量的史實。這些例釋都是曆史上著名的範例，不僅增加了本書的趣味性，還可以幫助讀者深刻地理解《辨經》一書。
值得指出的是，由於本書以古籍為藍本，其中不乏有一些封建糟粕，所以，建議讀者持批判的觀點去閱讀理解。
當了皇帝，他就到處去搜羅可以輔佐君王的傑出人才。這些都是為了發揮眾材之長，從而成就豐功大業。大功告成，君臣都有了美好的聲名。所以，堯具有賞識人才的高明眼光，受到了眾人的一致讚揚；成湯選拔了出色的人才——伊尹，自己也因此舉世聞名；周文王以薦舉渭水濱的薑子牙而受人尊崇。由此而論，聖人興盛德業，一定要動用他的聰明去求取人才，通過任用賢臣而獲取國家的安定。因此，孔子雖然沒有被國君重用，在仕途上沒有什麼成就，尚且按弟子的材能排列為四科，泛論眾材以辨別三等。提出做人要以“中庸”為準則，以突出聖人的最高德；崇尚道德，以此勉勵那些有希望成材的人；分析人的性格存在的六種弊病，以此來提醒偏材的人；指出性格“狂狷”的人的特點，勸導和疏通性格過於謹慎或者是過於放蕩的人；批評那些隻講空言的人，提醒人們貌似忠厚的人不可信任。又說觀察一個人做了什麼事，再想一想他為什麼這樣做，便可知道他的為人。聖人觀察人物如此詳細，所以，我鬥膽希望依照聖人的教誨，意在排列各種人才的等級，希望借此來修補連綴，以防遺忘。真誠地希望學識淵博的君子觀覽取舍其中深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