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86年到1990年的五年間，是實現我國經濟發展戰略第一步的關鍵時刻，也是我國經濟體製進一步由舊模式向新模式轉換的關鍵時刻。“六五”與“七五”期間相比較，有著顯著的不同特點。“六五”計劃是在貫徹“調整、改革、整頓、提高”的方針中完成的，而“七五”計劃是在進一步改革開放、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中完成的。
第一，製定“七五”計劃，國民經濟持續、穩定、協調發展方針的提出。
1985年9月18日至23日，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在北京舉行。這次會議的主要內容之一，是討論和通過《中共中央關於製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七個五年計劃的建議》。《建議》指出：“七五”期間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基本指導原則是：堅持把改革放在首位，使改革和建設互相適應，互相促進；堅持社會總需求和總供給的基本平衡，使積累和消費保持恰當的比例；堅持把提高經濟效益特別是提高產品質量放到十分突出的位置上來，正確處理好質量和數量、效益和速度的關係；堅持在推進物質文明建設的同時，大力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建設。《建議》提出了“七五”期間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主要奮鬥目標，經濟建設戰略部署，主要方針以及工農業總產值、國民生產總值等各項指標。
會上，陳雲作了重要講話，對今後農村經濟發展提出了“無工不富”、“無農不穩”、“無糧則亂”三個必須高度重視的問題。他還提出：“應當把共產主義思想的教育、四項基本原則的宣傳，作為思想政治工作的中心內容。這種宣傳教育不能有絲毫減弱，還要大大加強。”“加強思想政治工作，維護黨的思想政治工作部門的權威。”
鄧小平在會議上作了影響深遠的講話。首先，他指出，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將近七年，是建國以來最好、關鍵性的時期之一。這確實來之不易。我們主要做了兩件事：一是撥亂反正，二是全麵改革。鄧小平闡明了“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全黨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基礎上，集中力量發展社會生產力。這是最根本的撥亂反正。”鄧小平再闡明了“改革是社會主義製度的自我完善，在一定的範圍內也發生了某種程度的革命性變革。這是一件大事，表明我們已經開始找到了一條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路子。”其次，他指出：“‘七五’這五年很重要。如果經過這五年，使改革基本就緒、經濟又能夠持續、穩定、協調地發展，我們實現十二大提出本世紀末的目標，就有了充分的把握。”再次，他指出：“當前的精神文明建設，首先著眼於黨風和社會風氣的根本好轉。”“思想文化教育衛生部門，都要以社會效益為一切活動的唯一準則，它們所屬的企業也要以社會效益為最高準則。”這篇重要講話，首次肯定中國共產黨懂得改革的深刻意義，並懂得通過改革實現社會主義製度的自我完善作為一件大事，這表明我們已經開始找到了一條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路子。這樣的判斷是關於建設社會主義理論上和實踐上一大突破。其意義不亞於民主革命時期黨找到了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走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道路的極端重要性。這篇重要講話，首次明確提出發展國民經濟持續、穩定、協調的方針，這是我國經濟建設實踐經驗教訓的基本總結。也是八大肯定的既反保守、又反冒進即在綜合平衡中穩步前進的經濟建設方針的繼續和發展。
1986年3月，在第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上，經過充分討論，一致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七個五年計劃（1986-1990年）。
“七五”計劃提出，我們必須繼續按照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總要求和對內搞活經濟、對外實行開放的基本方針，以奮發進取的精神和紮實穩妥的步驟，促使我國經濟走上充滿生機和活力，富有效率和效益的良性循環軌道。
“七五”計劃提出的基本任務是：(1)進一步為經濟體製改革創造良好的經濟環境和社會環境，努力保持社會總需求和總供給的基本平衡，使改革更加順利地展開，力爭在五年或者更長一些時間內，基本上奠定有中國特色的新型的社會主義經濟體製的基礎。(2)保持經濟持續穩定增長，在控製固定資產投資總規模的前提下，大力加強重點建設、技術改造和智力開發，在物質技術和人才方麵為90年代經濟和社會的繼續發展準備必要的後備能力。(3)在發展生產和提高經濟效益的基礎上，繼續改善城鄉人民生活。
“七五”計劃規定，工農業總產值平均每年增長6.7%，其中農業總產值平均每年增長4%，工業總產值平均每年增長7,5%。國民生產總值平均每年增長7.5%。這樣的速度比“六五”期間速度低一些，但是比較適度，避免國民經濟比例關係過分緊張。
第二，十三大確定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和經濟發展戰略部署。
從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經過十二大，這9年，開辟了黨的曆史發展的新階段，國家麵貌發生了深刻的變化。為總結經驗，堅持和發展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進一步確定今後經濟建設、經濟體製和政治體製改革的基本方針，確定在改革開放中加強黨的建設的基本方針，1987年10月，中國共產黨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
十三大提出了比較完備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指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作為中國在生產力落後，商品經濟不發達條件下建設社會主義必然要經曆的特定階段，從50年代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開始，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基本實現為止，至少需要上百年時間。這就總結了新中國建國以來關於社會主義發展階段問題的基本經驗，徹底否定了一切很快要進入共產主義的空想，實事求是地規定了當前經濟社會發展的現實任務。
十三大正確製定了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我們黨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基本路線是：領導和團結全國各族人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自力更生，艱苦創業，為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奮鬥。這條基本路線，是我們黨自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在鄧小平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理論指導下，根據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原則，在深刻地總結曆史和現實的經驗過程中逐步形成的。這條基本路線來之不易，要管100年，動搖不得。不堅持基本路線，就是“不堅持社會主義，不改革開放，不發展經濟，不改善人民生活，隻能是死路一條。”堅持黨的基本路線，就要緊緊抓住經濟建設這個中心不放；深刻理解改革開放是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的必由之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是改革開放和發展經濟的根本保證；堅持兩隻手抓工作，兩隻手都要硬；及時總結經驗，樹立務實作風。
十三大規定了“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發展社會生產力所要解決的曆史課題，是實現工業化和生產的商品化、社會化、現代化。我國的經濟建設，肩負著既要著重推進傳統產業革命，又要迎頭趕上世界新技術革命的雙重任務。完成這個任務，必須經過長期的有步驟分階段的努力奮鬥。”大會根據鄧小平的提議，明確規定我國經濟建設的戰略部署。從十一屆三中全會起，大體分三步走。第一步，實現國民生產總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決人民的溫飽問題。這個任務已經基本實現。第二步，到本世紀末，使國民生產總值再增長一倍。人民生活達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下個世紀中葉，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人民生活比較富裕，基本實現現代化。然後，在這個基礎上繼續前進。
十三大的中心任務是加快和深化改革。十三大首先充分肯定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進行的改革：包括以公有製為主體發展多種所有製經濟，以至允許私營經濟的存在和發展；發展生產資料市場、金融市場、技術市場和勞務市場，發行債券、股票等改革措施的實行，這一切改革，都有利於社會主義經濟的發展。十三大重申黨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製改革的決定》提出的：社會主義經濟是公有製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這是我們黨對社會主義經濟作出的科學概括，是對馬克思主義的重大發展，是我國經濟體製改革的基本理論依據。為此，必須明確幾個基本觀念：(1)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同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的本質區別，在於所有製基礎不同。我們的任務就是要善於運用計劃調節和市場調節這兩種形式和手段，把這種可能變為現實。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發展離不開市場的發育和完善，利用市場調節決不等於搞資本主義。(2)必須把計劃工作建立在商品交換和價值規律的基礎上，不能把計劃調節和指令性計劃等同起來。應當通過國家和企業之間、企業與企業之間按照等價交換原則簽訂訂貨合同等多種辦法，逐步縮小指令性計劃的範圍。國家對企業的管理應逐步轉向間接管理為主。(3)計劃和市場的作用範圍都是覆蓋全社會的。新的經濟運行機製，總體上來說應當是“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十三大正確規定當前深化改革的任務主要是：圍繞轉變企業經營機製這個中心任務，分階段進行計劃、投資、物資、財政、金融、外貿等方麵體製的配套改革，逐步建立起有計劃商品經濟新體製的基本框架。
為此，十三大提出了6條原則：(1)按照所有權經營權分離的原則，搞活全民所有製企業。(2)促進橫向經濟聯合的進一步發展。(3)加快建立和培育社會主義市場體係。(4)逐步健全以間接管理為主的宏觀經濟調節體係。(5)在公有製為主體的前提下繼續發展多種所有製經濟。(6)堅持以按勞分配為主體的分配方式和正確的分配政策。大會根據幾年來的初步實踐經驗，分析了經濟體製改革的艱巨性，改變了中共中央關於“七五”計劃建議中提出的力爭在五年或者更長一些的時間內，基本奠定新的經濟體製的基礎的要求，指出：“現在看來，建立新體製框架所需的時間，會比原來的估計要長一些。”這樣的設想是切實可行的。
十三大，還提出了對政治體製改革的近期目標和在改革開放中加強黨的建設的要求。
十三大，對推進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事業將產生積極和深遠的影響。
第三，全麵改革和對外開放的新步伐。
自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製改革的決定》以後，以城市為重點的經濟體製改革全麵展開。
農村改革向縱深方向發展，使我國農村發生了曆史性的變化。
——完善雙層經營，穩定家庭承包製。1984年1月1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1984年農村工作的通知》《通知》提出了今年農村工作的重點是：在穩定和完善生產責任製的基礎上，提高生產力水平，疏理流通渠道，發展商品生產。《通知》對農村經濟政策作了一些具體規定，如土地承包期一般應在15年以上，生產周期長和開發性的項目，如果樹、林木、荒山、荒地等，承包期應當更長一些，等等。這個通知的執行，對穩定和完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起了積極推動作用。到1984年底，全國實行聯產承包責任製的農戶占總農戶的97.8%，共1.8億農戶。這表明，在我國曾經實行20多年之久的農村人民公社的“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體製已被各種形式的聯產承包責任製所取代，這樣，使農民和集體的關係得到正確的解決，農民有了充分的生產自主權，在發展農村經濟大有作為。1985年後，從完善雙層經營，穩定家庭聯產承包製著手，深化改革。
——建立鄉（鎮）基層政權。隨著承包責任製的普遍實施，對農村人民公社這種政社合一的體製是很大的衝擊。1983年10月13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於實行政社分開建立鄉政府的通知》。規定建立鄉（鎮）作為農村基層政權，要求各地有領導、有步驟搞好農村政社分開的改革，爭取在1984年底以前大體完成建立鄉（鎮）政府工作，改變黨不管黨，政不管政，黨政不分，政社不分的狀況。到1984年底，全國各地基本完成這項改革，建立了9.1萬個鄉（鎮）政府，92.6萬個村民委員會。從此，農村人民公社製度不複存在。
——實行合同定購和市場收購農產品的購銷體製，擴大農產品市場，廢除統購派購製度。經過五年的農村經濟改革，以聯產承包責任製為主的合作製度，推動了農村勞力、資金、技術的流動和合理結合，自十二屆三中全會以後，隨著以城市為重點的經濟體製改革即將全麵展開，廣大農村正麵臨著加速發展商品生產的極其有利的時機。然而，農村生產向商品經濟轉化存在著許多不協調的現象，其中最突出的是國家對農村經濟的管理體製存在缺陷，具體來說，是農產品統購派購製度。過去曾保證了供給、支持建設的積極作用。但隨著生產發展，它的弊端日益表現出來。1985年1月1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於進一步活躍農村經濟的十項政策>。第一條就是改革農產品統派購製度。規定“從今年起，除個別品種外，國家不再向農民下達農產品統購派購任務，按照不同情況，分別實行合同定購和市場收購”。“糧食、棉花取消統購，改為合同定購”。“生豬、水產品和大中城市、工礦區的蔬菜，也要逐年取消派購，自由上市，自由交易，隨行就市，按質論價”。“其他統派購產品，也要分品種、分地區逐步放開”。這一改革，正確處理農民與國家的關係，基本上改變了實行30多年的統購派購政策，把農村經濟納入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的軌道，推動傳統農業向專業化、商品化、現代化方向發展，這對我國農村經濟發展將產生深刻的影響，這是農村流通體製改革的良好開端。
——鄉鎮企業異軍突起，農村產業結構改革的起步。隨著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的實行，農民積極性大大提高，使農村中眾多的勞動力從種植業轉移出來。鄉鎮企業的興起，是農村勞動力轉移的一種新生事物。國家采取了積極扶持，合理規劃，正確引導，加強管理的方針和一係列政策措施，鼓勵鄉鎮企業的發展，這也是支持農村產業結構的調整，發展專業戶、經濟聯合體、鄉鎮辦企業、發展商品經濟，國家每年拿出一定的資源和貸款，扶持農村工、商、建、運等第二、第三產業的發展。短短幾年，農村中集體的、個體的及私營的企業迅速發展起來。“七五”時期，1990年鄉鎮企業產值比1985年增長2倍，平均每年增長25%。這不僅成為農村經濟的重要支柱，而且已經成為整個國民經濟十分重要的組成部分。1990年鄉村工業產值在全國工業總產值中所占的比重由1985年的14.6%上升為20.4%。鄉鎮企業在治理整頓中注重調整產品結構和提高產品質量。發揮了自身比較靈活的特點，許多產品打人了國際市場。1990年，鄉鎮企業出口創彙額達到130億美元，約占全國出口創彙總額的21.7%。鄉鎮企業的發展在解決農村剩餘勞動力和增加農民收入方麵取得明顯的社會效益。“七五”時期，鄉鎮企業共吸收農村勞動力2200多萬人，平均每年400萬人。到現在，全國鄉鎮企業吸納了9000多萬農村勞動力，促進了商品經濟的發展，有力地支持城市的改革和現代化建設的發展。鄉鎮企業的異軍突起，是中國農業現代化的“星星之火”。
城市改革以增強國有企業活力為中心環節，從微觀經濟到宏觀經濟各個領域逐步全麵展開，並取得了實質性進展，而且逐步擴展到政治、科技、教育體製等方麵。
——從理順國家和企業的關係人手，逐步擴大企業生產經營自主權。根據政企職責分開、所有權和經營權適當分離的原則，在93%的全民所有製工商企業實行了不同形式的承包經營責任製，同時鼓勵企業承包企業、企業兼並企業，組建了一批新型的企業集團。從1986年起，為了探索公有製的有效實現形式，在各地進行了各種形式的股份製的試驗，這個試驗首先在廣州市三家中小型工業企業進行，沈陽市是先從集體所有製企業試點。隨後有點進展，但規模仍不大。到1987年間，廣州試行股份製的全民工業企業有12家，占全市工業企業總數的0.29%，占全民所有製企業總數的1%；沈陽試行股份製的工業企業有70家，占全部工業企業總數的1.36%，其中全民企業4家，占全民企業總數的0.57%，集體所有製企業66家，占集體所有製企業總數的1.51%。北京、上海試行股份製的全民企業分別占全民企業總數的0.662%和0.023%。近年來，股份製試行在深圳等特區有較大的發展。
——在宏觀運行機製方麵，進一步鞏固公有製為主體、多種經濟成分並存的格局。到1990年，全國有工業企業和生產單位797萬個，其中全民所有製企業10.4萬個，集體所有製企業168.5萬個，城鄉個體工業617.2萬個，“三資”及合營聯營企業0.9萬個。“七五”時期，非國營企業發展快於國營企業，導致所有製結構發生了較大的變化：1990年與1985年相比，全民所有製工業的比重由64.9%降到54.5%，集體所有製工業由32.1%上升到35.7%，城鄉個體工業由1.9%上升到5.4%，“三資”及其他合營聯營工業由1.2%上升到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