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劉永好為總裁的希望集團，曾被評為中國五百家最大規模私營企業第一名，位居中國飼料工業百強第一。
劉永好倡導發起旨在扶貧的“光彩事業”，其在“老、少、邊、窮”地區投資近2．4億元，興建14家扶貧工廠，為這些地區經濟的發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作出了貢獻。
1999年，劉永好等43位民營企業家在北京聯名發出《信譽宣言》，為營造良好的經濟秩序和社會環境作出了貢獻。
劉永好是2000年度美國《商業周刊》“亞洲之星”的獲得者。此外還獲得“中國改革風雲人物”、“中國十佳優秀民營企業家”、“全國十大扶貧狀元”、“中國企業管理傑出貢獻獎”獲得者等稱號。
從零開始起步
劉永好曾是四川省機械廳幹部學校講師。1982年，他與幾位兄長相繼辭去公職，賣掉自己的自行車、手表等一切值錢的東西，湊足1000元人民幣，到川西新津縣農村創業。
劉永好兄弟所選擇的創業項目是辦起良種場。然而沒想到的是，劉氏兄弟的第一筆生意差點就讓良種場夭折。
當時，資陽縣一個專業戶向他們預訂了10萬隻良種雞。種種原因，對方後來隻要了2萬隻，剩下的8萬隻雞怎麼辦？打聽到成都有市場後，他們連夜動手編竹筐，此後四兄弟每日淩晨4點就開始動身，先蹬3個小時自行車，趕到20公裏以外的集市，再用土喇叭扯起嗓子叫賣。
這樣，十幾天下來，四兄弟個個掉了十幾斤肉，但所幸的是8萬隻雞苗總算全脫手了，並且還收獲了30萬元現金，為劉氏兄弟掘到了“第一桶金”。
隨後，兄弟四人又將創業的目標選擇在飼養鵪鶉上。賺了個“鵪鶉大王”美名。
80年代初期的中國，“窮社會主義”的理論剛剛受到挑戰，但國營企業不敢理直氣壯地賺錢，隻要完成政治任務，做虧本生意也不怕，反正虧了工資照發，還說這是社會主義的優越性。
可是，農村專業戶就沒有這種“優越性”，虧了本沒“財政補貼”。他們命中注定要當經濟核算大師，天生的“算賬派”！
陳育新就是這樣的算盤精。他撥動算盤珠合計著：“一個雞蛋賣一角多錢，而隻有它五分之一大的鵪鶉種蛋，一個就值二角。而小鵪鶉孵出蛋殼，四十天就能下蛋。一對鵪鶉一年可以抱五窩小仔，值一百多元。這真是‘短平快’的生財之道！”
於是，陳育新便馬上組織了一個科研小組，培育出產蛋率高達百分之八十的良種，還配製出係列飼料。
一九八六年劉氏兄弟養鵪鶉十五萬隻，於是，這小小山村也家家養起了鵪鶉，一傳十、十傳百，養鵪鶉賺錢的信息不脛而走，蔓延到整個新津縣將近三分之一的農民成了養殖專業戶，全縣高峰時期養了上千萬隻，飼養量比號稱世界養鵪大國的德、法、日還要大！
那陣子，外地人一進入新津縣城，就會聽到“嘰嘰呱呱”的鵪鶉王國大合唱。
劉氏兄弟的算盤確實打精了，他們抓住公家企業對賺錢還“猶抱琵琶半遮麵”的時機，不肯放過。他們開足馬力育種、孵雛、賣飼料，全力供應所有對鵪鶉感興趣的地方。
自己的鵪鶉養多了，大量的鵪鶉產出，隻是孵雛用蛋還是少量的。於是他們又動了腦筋，製造罐頭，一瓶罐頭三元多，可以運往全國各地，甚至國外。這個想法一旦形成，他們馬上就辦廠。
劉氏兄弟此時可以說是適應了市場的需要。買賣越做越順，他們什麼賺錢就幹什麼。他們不僅淨賺了一千多萬利潤，被譽為“鵪鶉大王”，還獲得國家星火科技成果二等獎。
不畏強手，敢於迎頭而上
如果說，從育雛雞到養鵪鶉是劉永好兄弟經營空間的擴展，那麼，從養殖到開發飼料生產，則是他們從家庭作坊式經營向現代化規模經營的跨越。
有一次，劉永好進城辦事，無意中發現，在一個公司的門市部門前，排著長長的隊。劉永好出於好奇，上前問道：“老鄉，賣什麼的？”
“賣豬飼料的。”
劉永好聞聽一愣，心想：豬飼料這麼受歡迎，看起來，比我的鵪鶉飼料銷售的量要多得多。他又忽然想到：中國的老百姓對動物人參鵪鶉蛋的需求，遠不如對豬肉的鍾愛。哪家飯桌上離得開這“六畜”中的“豕”呢？川豬遍天下，中國的二百三十個城市中，至少有二百個是四川的“酒肉朋友”。養豬，對農業而言是副業，但在四川八千萬農民家庭裏，則是當之無愧的主業。
農民喂豬用青草、大麥和紅苕，糖分綽綽有餘而蛋白嚴重不足，別的營養成分更不用說了。所以，農民把仔豬育肥，一般要一年。
看來，養豬業要向現代化飛躍，必須以發展飼料為突破口。有眼力的泰國正大集團，看到中國飼料市場的巨大潛力，搶先把飼料工廠辦到中國來。成都正大公司的產品問世，農民一看標價五角錢一斤，嚇了一大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