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月亮朋友回憶勃洛克那一張張鮮活的麵孔
任憑群鴉發出聲聲哀鳴，
盤旋在我們的眠床上方，
那些當之無愧者，上帝啊，上帝，
將進入你的天堂！
這不是一篇談論勃洛克詩歌的文章。這樣的東西當年我寫過不少。這也不是一篇談論勃洛克本人的文章。而且無論如何這不是對勃洛克的審判。也不是對他的評價。我想講述勃洛克本人的故事，對我們之間的聚散離合作一粗淺的勾勒——僅此而已。
在近20年的時間裏，我們的交往很多，很多。我們的關係可以稱之為友誼，月光般的友誼。不記得是誰（好像是個法國人）說過，友誼永遠是月亮，隻有愛情是太陽。
一
秋天。彼得堡近郊的別墅。一片樹林的邊緣，一條溝穀旁的草地。蘋果般酸澀的空氣，淡紫色的天空，與纖秀挺拔的白樺樹淺黃色的樹葉交相輝映。
我坐在溝邊讀剛收到的一封信。這是奧爾加·索洛維約娃奧·米·索洛維約娃（1855—1903），翻譯家和畫家。勃洛克的表姨媽。從莫斯科寄來的。
勃洛克
關於這位出色的女性我要在這裏略作交待。她是符拉基米爾·索洛維約夫符·索洛維約夫（1843—1900），哲學家，詩人。的弟媳，米哈伊爾·索洛維約夫米·謝·索洛維約夫（1862—1903），教育家，翻譯家，符·索洛維約夫的弟弟。的妻子。米哈伊爾雖沒有哥哥出名，但似乎比哥哥更深刻，更專注，最主要的是，更“文靜”。奧爾加性喜衝動，頭腦聰明，才華出眾，甚至可以說，還是節烈女子。她的畫不為人知。她好像也很少拿出來示人。但她的每一幅作品都有自己的特點，都不乏新意，這是它們後來沒被忘記的原因。她隻寫過一個短篇小說（在我們相識前很久），在《北方信使》上發表後，它又成為一篇如此新鮮而特別的東西，以致我們很久都不能忘懷。
我不知道，我們是如何開始通信的。而且，書信往來多年，彼此竟然從未見過麵。直到她去世前沒多久，我們才終於在莫斯科相見。也就是在那時，我第一次見到鮑利亞·布加耶夫鮑·布加耶夫（安德列·別雷）（1880—1934），詩人，小說家，文學理論家。（後來取筆名為安德列·別雷）。布加耶夫家和索洛維約夫家當時都住在阿爾巴特街，而且是在同一幢樓房裏，隻是層次不同。
好像是1903年春，身體虛弱的米哈伊爾·索洛維約夫得了流行性感冒。病情變得複雜。奧爾加寸步不離她的左右，直到最後一分鍾，為他合上雙眼，她便走進另一個房間，開槍自殺了。
人們為他們夫妻兩人一起舉行了葬禮。奧爾加虔信宗教——多神教。她的愛就是她的宗教。
留下了16歲的兒子謝爾蓋。他後來成為一個不錯的詩人，出了幾本書（有點古典）。大戰爆發前他去當了神父。
二
讓我們回到故事開始時那個晴朗的秋日。從奧爾加·索洛維約娃的信中掉出幾張單頁的紙。是詩稿。不過，還是讓我們先讀信。
信中有一段附言：“……您對你們彼得堡剛嶄露頭角的一位詩人一無所知？這是一個年輕的大學生——當然，還沒有發表過作品。不過也許，您與他已經認識？他姓勃洛克。鮑利亞（布加耶夫）讀了他的詩興奮得簡直要在地上打滾。我……說真的，不知道該說什麼。給您抄去幾首。請回信談談您的感想。”
這些最初的膽怯的歌吟是否收進了勃洛克的某個集子？大概沒有。這些詩是那麼朦朧恍惚，言語是那麼含糊不清，純粹的勃洛克風格，這種風格他後來仍保持著，也正是這一點給了他特有的魅力。
還有主題，我記得，也是勃洛克式的：美婦人最初的幻影。
三
搬進城裏，冬天，事務，好像是宗教—哲學會……我沒有碰到勃洛克，盡管又有人給我帶來他的另外一些詩，又一次引起我的興趣。
早春，乍暖還寒，還在燒壁爐，就是說，是在3月初或3月中，有人按響了我們的門鈴。我走到前廳，打開門。
天氣很晴朗，但前廳裏很暗。我隻看到，這是一個陌生的大學生。穿著帶斑點的淺灰色學生裝。
——我來……我可不可以報個名……星期五，梅列日科夫斯基德·謝·梅列日科夫斯基（1865—1941），詩人，作家，批評家，政論家，季·吉皮烏斯的丈夫。要在鹽城作報告……
——您貴姓？
——勃洛克……
——您是勃洛克快請進來，讓我們彼此認識一下。報告先不著急，這是小事……
就這樣勃洛克走進了我的房間，坐在壁爐的另一端，正對著高高的窗戶。窗外——窗戶對著救主大教堂的廣場——是早春清澈的綠光，已經不再暗淡的天空。
我並不覺得勃洛克漂亮。窄而高的額頭（他的臉和身軀上的一切都是窄而高的，盡管他是中等個頭）上方是濃密的褐色頭發。臉是直板的，一動不動，平靜得如木雕石刻一般。這是一張很有意思的臉。
動作很少，嗓音也與之相配。我覺得，他的嗓音也是“窄”的，隻是還有些低沉和沙啞，仿佛是從深深的井底發出來的。勃洛克講話慢條斯理，每個詞的發音都很用力，好像不時地被某種沉思打斷。
然而奇怪。這些慢條斯理、時斷時續、有些吃力的話語，這沙啞的嗓音，這呆板的麵部，這灰色的、不太專注的眼睛——這位大學生的整個麵貌，卻蘊含著一種可愛的東西。是的，一種可愛的、稚氣的、“不可怕的”東西。要知道，“不知什麼原因”（年輕的鮑利亞·布加耶夫也許會知道），每個剛成年的人都是可怕的。在勃洛克身上沒有絲毫這種“怪現象”，這也許是因為，盡管他呆板、嚴肅，甚至木訥，可他身上沒有“成年人的特點”，沒有讓人感到“可怕”的成年人灰頹的一麵。
當然，這一切我當時並沒有意識到，而隻是隱約感覺到。
不記得，第一次見麵我們都說了些什麼。但我們的談話明確告訴我，我們還會見麵，肯定。
好像是在勃洛克的來訪快結束時，梅列日科夫斯基回來了。
四
這些年我始終沒有忘記勃洛克。宗教—哲學會的活動他好像沒參加過，或者偶爾參加過（所有的人都參加過）。但《新路》雜誌從創刊伊始他就在場。他關於美婦人的整個係列詩就是在這個刊物上最先發表的。對刊物的評論部分，他給我的幫助也很大。幾乎每期他都要送來一篇評論或短文：關於維亞切斯拉夫·伊萬諾夫，關於符·索洛維約夫的新版本……這一點，隻要看一看當年的舊雜誌就可知道。
不過，早在《新路》創刊前我們的友誼就已經很深厚了。即便是在1902年夏天，他去自己的沙赫馬托沃（莫斯科近郊的莊園，他後來曾長期居住在那裏，還親自動手在那裏建房）期間，我們仍然一直保持通信聯係。深秋的時候他還到了盧加，在我們那兒住了幾天。
我們的別墅地處荒涼的一隅，多雨的夏季過後，天氣變得晴朗而又寒冷。
我們在樹林的隔離帶漫步，四周是9月的金黃和紅碩，小溪在苔蘚間潺潺流淌，溪水就是看上去也透出一股涼意，雖然水麵上映照著陽光。我們談論著什麼——可能是在談論雜誌，也可能是在談論別的東西……未必是在談論詩歌。
我與勃洛克的每次談話都無法轉述。要明白這一點，就要了解勃洛克。首先，他跟你在一起時，始終又同時身在別處——我想，隻有非常粗心大意的人才不會發現這一點。其次，他慢條斯理、少而又少的話語聽起來如此費勁，如此沉重，結果導致本來是輕鬆的話也變得不輕鬆了。
當然，可以“自說自話”，各行其道。我見過很多人就是這樣跟勃洛克談話的——甚至是談論“崇高的”東西。然而我，即便是進行最簡單的談話，也總能不由自主地找到一種特殊的語言：詞語之間和詞語之外蘊含的東西遠遠多於詞語本身及其本義。主要的、重要的東西從不說出來，認為它是“不可言說”的。
我承認，這種“不可言說”（勃洛克喜愛的一個詞）有時也令我惱火，會產生一種近乎粗暴的願望，想把一切都顛倒過來，扯下那些模糊的遮蓋，將談話納入直白清晰的軌道，變得像幾何學一樣。這樣的反抗裏有著自己的真實，但……勃洛克不以為然。我現在所談的早期勃洛克不以為然。
不能說他脫離現實，更不能說他“不聰明”。而同時，我們稱之為哲學、邏輯學、形而上學，乃至宗教的一切，又好像跟他不沾邊兒。作為符拉基米爾·索洛維約夫的學生和崇拜者，勃洛克全身心沉浸在老師朦朧的預見中，沉浸在他謳歌“她”和“彩虹姑娘”的詩句中。索洛維約夫的基督教沒有觸及勃洛克。基督教是索洛維約夫的“預見”賴以產生的源泉。他怎能無所顧忌地從一個層次跳到另一個層次，怎能在《三次會見》——最“不可言說”的長詩中突然哈哈大笑起來，寫出這樣的詩句：“沃洛金卡，你是多麼愚蠢！”——勃洛克做不到這一點。“她”要麼如平靜的非夜晚的光照耀著他，要麼跟他一起跌入深淵，在那裏可顧不上善意的自嘲。
五
與勃洛克交往越多，他的性格特征就越是清晰。這特征具有雙重性：首先是他的悲劇性，其次是他的不設防。不設防什麼？什麼都不設防：不設防自己，不設防別人，甚至不設防生死。
可勃洛克的主要魅力也恰好來源於這悲劇性和不設防。當然，明白這一點的人為數不多，但還是莫名其妙地被他吸引。
我內心對勃洛克雲纏霧繞的“不可言說”的反抗是一種本能的要求，目的是希望他能為自己找到一種保護，獲得一種防身的武器。但為此，應當適時地成為成年人。成年——上麵說過的不無希望的、扼殺一切的，但又是每個人必不可少的成年，對勃洛克來說，卻遲遲未來。盡管他表現出罕見的深度，但依然停留在“責任”的界線以外。
他本人對此是否清楚？他對自己的悲劇性和不設防是否清楚？大概是清楚的。至少他是有所感覺的，而且預感到它們將給他帶來什麼。為此他竭盡了全力。
六
我想，勃洛克自己也希望“搖身一變”。他接近過、貼近過生活，可一想到要進入生活，與生活聯係在一起，生活便對他擠眉弄眼，醜態百出。
我不知道他是以何種方式，以怎樣的努力接近生活的。我寫的隻是我親眼所見的勃洛克。
而我們倆甚至從來沒有談論過對方——彼此的飲食起居。特別是在我們成為朋友後的最初幾年。至少我們沒有直接談論過具體的事實，而隻是在事實外邊“兜圈子”。
我對勃洛克的大致身世當然有所了解，知道他的父母離了婚，知道他跟母親和繼父住在一起，知道他的父親遠在波羅的海沿岸地區，而對自己還有一個妹妹，留在了父親身邊，勃洛克幾乎一無所知。但我已不記得我是何時和怎樣知道這些的。同事實本身相比，我更清楚事實在勃洛克心中的反應。
有一次我們在一起——可能是在看校樣，或是做雜誌方麵的其他工作——坐到很晚，很晚。不知不覺5月的白夜早已溜走。一輪小而蒼白的太陽升起來，已經升得很高。但陽光照耀下的街道卻是空空蕩蕩的：城市在安睡——要知道，那是個非常綿長的夜。
我喜歡這夜靜中撒滿陽光的時辰，死寂的彼得堡的閃光的恐怖（這裏有多麼可怕的預兆啊）。
我對勃洛克說：
——您知道嗎？我們去散步吧。
於是我們下了樓，走到灰色的馬路上，腳下的石板因泥土解凍而吱嘎作響。馬路筆直，筆直，鴉雀無聲，圍牆裏的什麼地方傳來公雞的啼叫……整個城市裏隻有我們倆。我們的城市，因我們而顯得可愛的城市。它好像死了，但我們知道，它隻是在酣睡……
我還是不記得，我們談了什麼。我隻記得，我們很快活，而且談話很輕鬆，這在勃洛克是少有的……
往回走時，勃洛克把我送到家門口。不知為什麼，我問他：
——您是怎麼想的，亞曆山大·亞曆山大羅維奇，您會結婚嗎？
他的回答幹脆得出人意料：
——會的。我想，我會結婚的。
還補充了一句：
——我很想結婚。
就這麼兩句話，但對我來說已經足夠清楚，其效果跟別人花整晚時間談論一樁婚事沒什麼不同。
我問過一個人：
——您可知道，勃洛克要結婚了？
那人很平靜地回答：
——知道，娶的是柳鮑奇卡·門捷列娃。就是，她還是個小姑娘時我就認識她，胖乎乎的。
七
這一整個夏天我跟勃洛克都沒有通信。秋天的時候有人告訴我，勃洛克婚後去了沙赫馬托沃，他的妻子貌美驚人，鮑利亞·布加耶夫和謝遼沙·索洛維約夫（索洛維約夫夫婦米哈伊爾和奧爾加的兒子）在沙赫馬托沃他們那裏做了很長時間客。
接下來的整個冬天情況變得如此複雜，以致勃洛克在我們的視野裏幾乎沒出現過。刊物還在繼續（宗教—哲學會被上麵查封），可我入冬時遭遇的個人痛苦，使我在刊物裏的工作中斷了一段時間。我們這兒門庭冷落，隻偶爾有些青年，與刊物關係較緊密的工作人員來訪，而且，這些都是勃洛克的朋友。
我隱約記得，他也來過。是的，來過——結婚以後第一次。在我看來，他還跟從前一樣，絲毫沒有改變。隻是稍微溫和些，但也有可能隻是我們為彼此見麵而高興。他給我帶來了詩——依舊是勃洛克風格的，依舊優美動人，依舊講的是美婦人。
我們的談話也跟從前一樣。隻是我又生出一個直率的問題，就實質而言，這問題完全是多餘的：
——這是真的嗎，當您談論“她”的時候，您並不認為，也不可能認為，這是一個現實中的女性？
他甚至垂下了眼睛，好像對我竟然提出這樣的問題感到難為情：
——這當然啦，我從不這樣那樣認為。
我感到羞愧。對勃洛克，而且是結了婚的勃洛克來說，並不存在這樣的危險。我為什麼要懷疑他呢！應該看到，婚姻使他有所改變，但這改變似乎實在是太少。
分手時我說：
——您不想介紹我認識您的妻子嗎？
——不。不想。完全沒有必要。
八
00我不願涉及勃洛克的任何一位朋友，隻有他的一個朋友（從前也是我的朋友）——鮑利斯·布加耶夫——“安德列·別雷”是個例外。他是無法回避的。
他還活著。對我來說，對許多俄羅斯人來說，他似乎早就死了。不過這並沒有什麼區別。我們談論的是死者還是活人，這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說真話。同時，談論死者又跟談論活人一樣，誰都無法說出整個事實的真相。對有些事情需要保持緘默，無論好事還是壞事。
別雷
若要專門寫安德列·別雷，我甚至不會有絲毫的興趣。我之所以要提及從前的鮑利亞·布加耶夫，隻不過是因為我與勃洛克交往的曆史要求這樣。
很難想象還有哪兩個人比鮑利亞·布加耶夫和勃洛克反差更為強烈。他們的差別太明顯了，一眼就可以看出來。內在的相似，聯係他們倆的紐帶，並不十分容易把握和判斷。
我是大約在認識勃洛克的同時認識鮑利亞·布加耶夫的 （勃洛克大概也是那時認識他的）。雖然布加耶夫住在我們不常去的莫斯科，而勃洛克住在彼得堡，但我們同前者的關係表麵上看要更親近些，不知是友好呢，還是親昵。
我是在勃洛克的圈子裏談論布加耶夫的，所以我不能停留在我們的關係上。我僅僅指出這兩個人的不同之處。稱呼布加耶夫，除了叫他“鮑利亞”，我很難再找到別的稱呼，而稱呼勃洛克則不同，我是絕不會想到要叫他“薩沙”的。
勃洛克嚴肅認真，特別好靜少動，而別雷虛與委蛇，始終手舞足蹈。勃洛克講話吃力，少言寡語，嗓音喑啞，而別雷口若懸河，揮臂劈手，表情豐富。他忽而麵帶微笑，忽而擠眉弄眼。如果你向勃洛克提問，他會半天不吭聲。然後說“是”，或者“不”。鮑利亞有問必答：“是是是……”馬上會有一千句話脫口而出，騰雲駕霧。勃洛克渾身僵硬，就像木頭或石頭。鮑利亞渾身柔軟、溫存、甜蜜。勃洛克的頭發是深色的、鬆軟的，卻不很熨帖。鮑利亞的頭發比羽毛還輕盈，黃色的，像剛孵出的雞雛。
這是外表。說得再稍微深一些。勃洛克——這一點朋友和敵人都感覺到了——非同尋常地，絕無僅有地真實。或許，他也對人撒過謊，我不知道：我隻知道，他整個身心都是真實的，可以說，他渾身散發著真實的氣息。（好像，有一次我甚至跟他談起這一點。）有可能，他的不善言辭部分地就是起因於這天生的真實。要知道，我想，勃洛克一直抱有這樣的意識或感覺（對談話者來說這很明顯）：他什麼都不明白。他是視而能見的，一切對他來說，他對一切來說，都是言而未盡、含混不清的。很難表達這種痛苦的感覺。他是視而不見的，因為他不明白的恰是那些不明白它就等於什麼都不明白的東西。
當勃洛克的這種經常狀態表現得特別明顯時，我不由地想：萬一所有的人同樣“什麼都不明白”，並且，勃洛克的罕見之處就在於他總能感覺到他“什麼都不明白”，而所有其他人卻感覺不到呢？
無論如何，對鮑利亞我不會有這樣的想法。他說的實在太多，實在太清楚、太獨特、太深刻、太有趣，有時簡直是太精彩。無論什麼，他豈止是明白，他簡直是明白過頭了。我說這話時絕對是嚴肅認真的。我並不否認《話語》——從前的刊名似乎是《白箭》——上的一篇隨筆是出自我手。布加耶夫不是天才，也不可能成為天才，而隻是有些天才的火花在他身上閃亮，一些不知從何處飛來又飛向何處的天才之箭不時射中他。但他永遠都是它們的被動的對象。
這一點沒有妨礙他成為一個絕無僅有的不真實的人，與真實的勃洛克大相徑庭。最令人驚訝的是，盡管如此，他又不失為一個誠摯的人。但還是讓人感到這是另一種質地，另一種性質。勃洛克從本質上說是忠實的。假如他不忠實，早撲通一聲掉進地獄，跌得粉身碎骨了。不過掉進去也應該——因為他“什麼都不明白”……
鮑利亞·布加耶夫整個是輕盈的、輕盈的，就像他自己青年時代的發絲。他似乎能手舞足蹈地飛越任何“地獄”。他好像命中注定要反複跨越地獄，在地獄邊緣跳舞——忽去忽來，忽左忽右，忽上忽下……
鮑利亞·布加耶夫——是活生生的不忠實。這是他的天性。
九
究竟是什麼把如此不同的兩個人聯係在一起？他們之間有什麼相似之處？
相似之處是存在的。我還是不願涉及“藝術”，即他們兩個人都是詩人，作家。我談的不是文學，隻是人，還有他們的心靈，再確切些說，是他們的風貌。
首先，他們倆，勃洛克和布加耶夫，是同一代人（也許，是同一“半代”人），兩個人都無可救藥地“未成年”。一個成熟的人，隻要他還不是徹底平庸，他的身上自然會保留某些孩子氣。但勃洛克和布加耶夫卻完全不是這麼回事。他們倆沒有成熟期，時間過去越久，越是容易看出，他們倆不可能再長大。無論是勃洛克的嚴肅，還是布加耶夫的博學，都無法打破他們給人造成的未成年印象。這是代替成熟的東西，而絕不是成熟本身。
他們倆都有純孩子的一麵，但表現不同：勃洛克是個若有所思的、固執的、受驚的孩子，孤身一人流落到一個陌生的地方；鮑利亞則是一個喜歡撒嬌、調皮任性的孩子，整天想入非非，無法無天，忽而很天真，忽而故作天真。
勃洛克對自己的天真所知甚少。鮑利亞對自己的天真則了如指掌，還故意誇大天真，玩弄天真。
他們倆都意誌薄弱，雖然表現有所不同。兩個人都被命運操縱。不過，如果說勃洛克給人的感覺是悲劇，那麼鮑利亞給人的感覺則是淒慘，充其量是傳奇。
在不禮貌的旁觀者看來，無論勃洛克，抑或布加耶夫，恕我直言，都是“不正常”的人。同樣的不禮貌的公眾原諒了他們的“不正常”，因為他們有“才華”，因為他們是“詩人”。這裏的一切，不用說，從頭到尾都是侮辱性的。承認他們的“不正常”也好，因為“詩歌”而原諒他們也罷，對外邊的人能要求什麼呢？可怕的是，這一代的許許多多詩人和作家自己（我這裏實在不是說勃洛克和布加耶夫）也不知不覺地接受了這個觀點。服務於“藝術”的人自己也逐漸習慣了為自己的意誌薄弱和不成熟辯護——恰是通過對“藝術”的參與。他們沒有發現，他們正在脫離生活，變成為公眾插科打諢的滑稽演員，為此他們的一切都會獲得寬大……
不過我好像走題了。言歸正傳。
十
1904年春我們到國外去了一次。我們在莫斯科作過停留（當時我們是去亞斯納亞波良納），當然，見到了布加耶夫，雖然對這次會麵我記得不是特別準確。我隻知道，布加耶夫跟勃洛克的關係那時已經很親密（年輕的謝·索洛維約夫同樣如此）。
他們的關係之所以會變得親密，除了其他原因之外，還有布加耶夫自認為他並不是一個比勃洛克遜色的符·索洛維約夫信徒。作為一個對任何哲學和形而上學都格格不入的人，勃洛克正如我們上麵提到的那樣，對符·索洛維約夫哲學的始因基督教同樣格格不入。他把基督教納入“不可言說”的範疇。相反，布加耶夫隻是說，談基督教最好是跟基督徒談。他對哲學和形而上學有著強烈的愛好，盡管我並不認為他跟勃洛克發揮過自己的哲學理論。應該說真話：布加耶夫善於與人交談，他跟誰都能找到共同的語言，共同的話題。
我們與他的關係如此密切，以致約好：鮑利亞每次來彼得堡（他希望能常來），都住在我們家裏。
1904年夏天和秋天具有普遍意義的事件大家記憶猶新：刺殺普列維維·康·普列維（1846—1904），內務部長兼憲兵司令（1902—1904）。斯維亞托波爾克-米爾斯基斯維亞托波爾克-米爾斯基（1857—1914），俄國內政部長（19048—19051）。之“春”——宴會……我們有自己的私人事件：將那些所謂的“唯心主義者”（布爾加科夫謝·尼·布爾加科夫（1871—1944），經濟學家，神學家，哲學家。別爾嘉耶夫尼·阿·別爾嘉耶夫（1874—1848），哲學家，宗教思想家。等）拉進《新路》雜誌。
我寫的不是對這段時間的回憶，所以這裏隻能插一句：由於多種原因而具有多重性質的《新路》，我們決定在1904年停辦，當然，最好轉手給什麼人。其中一個原因是我們想出國三年。不過行期我們並沒有確定，假如通過引進新人能夠成功地按照時代的要求（但不能改變它的基礎）對雜誌進行改革，我們還是樂意繼續辦下去的。說得簡單明白些，《新路》作為一本宗教雜誌，個人主義色彩太濃，社會氣息不足。布爾加科夫-別爾嘉耶夫團體的“唯心主義”是一座橋梁，借助這座橋梁這些昔日的社會活動家（社會民主黨）可以走向宗教——也許，他們自己對此並不清楚。（未來證明，總的說來，我們的估計是正確的。人人都清楚，在以後的歲月裏，布爾加科夫和別爾嘉耶夫在宗教方麵走得多遠，他們身後的橋梁就被燒掉得有多快。）
我們的希望沒能完全實現。唯心主義者進入了《新路》，但這種聯合本身又清楚地表明，合作的時機尚未成熟：他們的“社會民主黨”色彩還是太濃，我們的個人主義氣息還是太重。
事實上，接近年底時雜誌已經移交給他們了，而且我們同意，刊名改為《生活問題》以後，我們將退出雜誌的工作。當然，雜誌的人員組成也變了。這一點是經過友好協商解決的，盡管我不能不說，我們對聯合和讓步有著更強烈的良好願望。不過純社會活動家們對藝術界人士所抱有的習慣性不信任，還有對基督教的偏見——他們習慣了認為“宗教即反動”——也表現在“唯心主義者”身上並不令我們吃驚。
雜誌的秘書丘爾科夫格·伊·丘爾科夫（1879—1939），作家，詩人，批評家。仍留任《生活問題》的秘書。他早在《新路》即將停刊的時候就已經全身心地投向了新集團一邊。好像是在12月，我跟他和布爾加科夫發生了唯一一次因雜誌而起的衝突，這場衝突很能代表我們之間的關係，也很能說明勃洛克當時的處境，因為它正是由我的一篇關於勃洛克的文章引發的——那好像是我寫的第一篇關於勃洛克的文章。當然是說他的詩。丘爾科夫和布爾加科夫是想讓我明白，我的題目缺乏社會性，而勃洛克也不夠出色，且我的小文不適合雜誌的新麵孔。我得承認，這種荒唐的見解當時讓我傷心至極。無論對錯，這篇短評還是發表了。這畢竟還是《新路》！當然，我們再沒有給《生活問題》投過任何稿件，盡管我們始終同雜誌的全體成員，特別是同別爾嘉耶夫，保持著最友好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