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並不反對考據，也不反對索隱，相反我還認為目下中國學術界的浮躁就是少了些證實精神與功力。隻是眼下索隱派的先生們隻有大膽的假設，沒有小心的求證；他們的求證不是跟著證據走，而是跟著感覺走。於是，他們將本有一定生命力的治學手段——考證與索隱，蛻化為猜謎了。長篇累牘的文字，徒見猜謎這智力遊玩的翻新。若隻是自己在案前與電腦上玩玩，誰也不想去說三道四。但他們的成果一旦變成暢銷的出版物，刺激、助長了人們窺秘、獵奇心理的畸形膨脹，而並不能將人們引上審美的坦途。麵對這種文化現象，“文化評論”就當挺身而出，發出自己的聲音，給讀者多一種判斷選擇的可能。這也叫“八仙過海，各顯神通”。胡適當年以“朋友和真理既然都是我們心愛的東西，我們就不得不愛真理過於愛朋友了”的較量，以此期望一切人，尤其期望他所最敬愛的蔡元培先生。因他以堅實的考證結果，宣告他所最敬愛的蔡元培先生的《石頭記索隱》是“猜笨謎”；並忠告諸位愛讀《紅樓夢》的人： “我們若想真正了解《紅樓夢》，必須先打破這種種牽強附會的《紅樓夢》謎學！”——這是一個年輕教授對他多有提攜的北大校長的學術批判，這需要何等難得的學術良知。蔡元培先生非但沒有嫉恨這年輕教授，而是更加器重他，他們間的友誼沒因此而淡薄卻因此而加深，這又是何等高尚的學術涵養。因而蔡胡之爭是以一段難得的佳話載入學術史冊的。
與蔡元培的“猜笨謎”相比，今天的索隱派多是建立在“猜巧謎”或巧猜謎。如果說，當年的蔡元培的索隱尚有一定的學術含量，至少他以“吊明之亡，揭清之失”的觀點來呼應辛亥革命的反清浪潮，其立場與心誌是值得同情與理解的；今天的索隱派之種種言論，其間有多少學術含量或可以理喻的心態，實在值得深思。
麵對鋪天蓋地的新索隱派的文字，我時時吟誦《紅樓夢》中惟一以作者身份寫的“自題一絕”：
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
都雲作者癡，誰解其中味？
而每誦此詩，我的心頭就隱隱作痛。透過這詩，我仿佛見到曹雪芹那充滿淚花的老眼中對他未來讀者的矛盾心理： 既有審美的期待，又有難言的無奈——誰解其中味？
作為後來者，我們能為曹雪芹的“天問”提供稍稍滿意的答案嗎？每念及此，我都情不自禁地“幾回掩卷哭曹侯”。
於此，我隻想重複二十多年前一位有識之士的呼喚：
紅學，請多研究些形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