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中外學者對於19世紀晚期、特別是膠澳被占前後中德兩國關係的研究頗有成果，發表了不少專著或論文，兩國史學家們對這段曆史的挖掘和還原也達到了相當高的深度和廣度。令人遺憾的是，對於該段曆史時期的重要人物、德國駐華公使海靖的研究略顯不足。因此，海靖公使夫人伊麗莎白的日記在一定程度上填補了這一缺憾。
該本日記涵蓋了海靖夫婦的在華歲月，即從1896年7月16日抵達吳淞口，至1899年6月4日離開青島。在日記裏，不僅可以讀到海靖夫婦在中國的所見、所聞和所感，從中深切體會到西方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代表們在以一種居高臨下的姿態打量中國和中國人民的過程中表現出來的極度的傲慢、鄙夷和偏見；還可以回顧晚清末年中國與西方列強屈辱卑微的弱國外交，身臨其境地感受正在崛起的德意誌第二帝國在與日漸衰微的大清帝國的每一次外交交鋒中展現出來的刀光劍影和貪得無厭。
筆者擬在前言部分從生平簡介、使華背景、《來自世界四方的日記》及其他文學創作等四個方麵著手，全麵介紹伊麗莎白的人生曆程，以便讀者更好地品讀《來自世界四方的日記·中國篇》，更準確地把握作者的寫作心理和動機。
一、生平簡介
伊麗莎白·馮·海靖（Elisabeth von Heyking，1861—1925），原名伊麗莎白·露易絲·奧古斯特·海倫娜·馮·弗萊明（Elisabeth Luise Auguste Helene von Flemming），1861年12月10日出生於普魯士王國的一個貴族家庭，父親阿爾伯特·馮·弗萊明伯爵（Albert Graf von Flemming，1813—1884）曾擔任過普魯士駐巴登王國的公使，母親阿姆伽特（Armgart von Flemming，1821—1880）來自卡爾斯魯厄市的上流階層。外祖父母阿基姆·馮·阿爾尼姆（Achim von Arnim，1781—1831）和貝蒂納·馮·阿爾尼姆（Bettina von Arnim，1785—1859）是德國早期浪漫主義思潮——海德堡浪漫學派的傑出代表和作家，妹妹伊蓮娜·福伯斯—莫澤（Irene Forbes-Mosse，1864—1946）在文學領域也頗有建樹。
正是來自家庭的熏陶，使得伊麗莎白從小便有機會接觸到文藝界的名流。諸如著名作曲家安頓·魯賓斯坦（Anton Rubinstein）、女鋼琴家克拉拉·舒曼（Clara Schumann）、歌唱家包麗娜·維阿多特（Pauline Viardot）、作家伊萬·圖根耶夫（Iwan Turgenjew）、路德維希·奧爾巴赫（Ludwig Auerbach）和維克多·馮·舍佛爾（Victor von Scheffel）等人均為伊麗莎白父母的座上常客，但最令伊麗莎白產生興趣的是“寫書的人”。於是，伊麗莎白從童年即開始嚐試寫作，並與妹妹伊蓮娜互相講述寫作的內容。
1880年，伊麗莎白的母親去世。為排解痛苦，父親帶上兩個女兒去意大利旅遊，伊麗莎白的女友麗塔（Lita zu Putlitz）也隨同旅行。在維羅納期間，伊麗莎白與麗塔的哥哥、經濟學家施特凡·岡斯·埃德勒（Stefan Gans Edler zu Putlitz，1854—1883）相識、相愛，並於次年成婚，育有一女施特凡尼（Stefanie）。婚後不久，埃德勒在柏林大學經濟學係謀得教授職位，舉家遷往柏林。在柏林期間，因為生活的孤單和性格的差異（據說埃德勒言行舉止十分粗俗），伊麗莎白逐漸與丈夫產生了隔閡，甚至想到了回娘家。恰在此時，她遇見了埃德勒的學友埃德蒙多·馮·海靖男爵（Edmund Friedrich Gustav von Heyking，1850—1915）並彼此一見鍾情。
埃德蒙多·馮·海靖男爵，1850年3月16日出生於俄國一個貴族家庭，年輕時曾在海德堡大學攻讀法律和經濟學，學生期間即對政治十分熱衷。1874年起效力於沙俄政府，1876年被派往美國費城。1878年辭職，轉任《裏加評論》、《巴爾幹月刊》等報刊主編。出於對“鐵血宰相”俾斯麥侯爵的崇拜，於1879年來到柏林，兩年後獲經濟學博士學位，並因此與埃德勒相識。1881年初，海靖放棄俄國國籍，加入德國國籍。在俾斯麥侯爵長子赫伯特·馮·俾斯麥（Herbert von Bismarck，1849—1904）的引薦下，為德國內政部錄用，數月後調至外交部，並憑借與俾斯麥家族的關係平步青雲。
自從與海靖結識後，伊麗莎白仿佛煥發了青春，更加渴望從婚姻的束縛中得到解脫，於是便向埃德勒提出了離婚請求。為顧及顏麵，埃德勒未同意離婚，甚至以割脈自殺的方式試圖挽回婚姻，但伊麗莎白仍不為所動。在對婚姻的絕望之下，埃德勒於1883年7月在柏林的家中飲彈自盡，成為當時頗具爆炸性的新聞。
丈夫死後不久，伊麗莎白不顧世俗偏見，帶著女兒與海靖先後來到威尼斯度假，從而印證了外界對他們的私情的猜測，並引發了埃德勒家族和上層社會對伊麗莎白的口誅筆伐，譴責她“不為丈夫守孝”、“不守婦道”和“謀殺親夫”；埃德勒的父親還巧言騙取了施特凡尼的撫養權，直至兩年後方由法庭判決將撫養權歸還伊麗莎白。
麵對外界種種壓力，海靖主動向俾斯麥侯爵申請了一年休假，與伊麗莎白客居意大利。出於對女兒的擔憂，阿爾伯特·馮·弗萊明伯爵也來到意大利，但不久即死於傷寒。為了安慰遭受沉重打擊的伊麗莎白，海靖於1884年6月與其在佛羅倫薩舉行了婚禮。期間，兩人甚至想到了放棄外交部的工作，長居意大利。但出於生計的考慮，特別是1885年大兒子阿爾弗雷德的出生，促使海靖主動向外交部提出了派駐北美的請求。
1885年5月，海靖夫婦被派往德國駐紐約領事館常駐，自此開始了近20年的駐外生活。1886年7月，海靖調任德國駐智利瓦爾帕雷索領事，1889年任駐加爾各答總領事（海靖夫婦的第二個兒子貢特即出生於當地），1894年任駐開羅總領事，1896年任駐華公使，1899年任駐墨西哥公使，1904年任駐貝爾格萊德公使，後因病不得不中止外交生涯。
回到德國後，海靖夫婦先在漢堡定居，後舉家遷往巴登—巴登。1914年，伊麗莎白繼承了夢寐已求的克洛森宮殿，全家再次搬遷並在那裏度過了她和丈夫一生中的最後歲月。1915年，海靖去世，此後伊麗莎白鮮與外界來往，隻同閨中密友格萊特·裏茨曼（Grete Litzmann）保持聯係。1925年1月4日，伊麗莎白於柏林病逝，終年63歲。
縱觀伊麗莎白的一生，有兩個人對她的影響至關重要。一個是引領她走向文學之路的小姨夫海爾曼·格裏姆（Herman Grimm，1828—1901），另一人是象征精神寄托的埃德蒙多·馮·弗萊明伯爵（Edmund Graf von Flemming，1827—1897）。因此，伊麗莎白的日記裏常常出現這兩個名字。
格裏姆在柏林大學擔任藝術史教授，娶伊麗莎白的小姨吉澤拉（Gisela von Arnim，1827—1889）為妻。在伊麗莎白的眼中，格裏姆過著無拘無束的學者生活，讓她十分向往。格裏姆也很疼愛自己的侄女，從小向她講述德國文壇的許多趣事，並啟發了她對歌德作品的濃厚興趣。成年後，伊麗莎白經常與格裏姆探討文學與人生，甚為投機。因此，伊麗莎白稱他為“在自已最困難的人生階段總能夠讀懂自己並出謀劃策的導師”。當海靖被任命為德國駐華公使後，伊麗莎白立即征詢格裏姆的意見（見本書附錄1896年4月15日）。
臨行前，格裏姆又為海靖出謀劃策（見本書附錄1896年5月30日）。
弗萊明伯爵較伊麗莎白的父親年幼14歲，因為膝下無兒無女，所以十分寵愛伊麗莎白，對她視若己出。在她的童年時代，曾經多次隨同父母在弗萊明伯爵的住所格洛森宮殿（Schloss Crossen）和布科夫度假，並留下了美好、快樂的記憶。特別是美麗的巴洛克式建築——克洛森宮殿拓展了年幼的伊麗莎白的無限幻想空間。即便在成年以後，長年漂泊在外的伊麗莎白始終將弗萊明伯爵視為“第二父親”，將克洛森宮殿視為“心靈的家園”，並強烈渴望繼承弗萊明伯爵的遺產。因此，在弗萊明伯爵病重至去世的那段時間，伊麗莎白通過日記宣泄自己的極度憂鬱和悲痛之情（見本書附錄1897年7月1日和9月18日）。
二、使華背景
海靖在任開羅總領事期間，出於其鮮明的“反英”政治立場，與英國駐埃及高級殖民官員克藍瑪勳爵相處甚不愉快，甚至想方設法為克藍瑪勳爵設置種種難題。為避免影響到德英關係，德國外交部於1885年12月2日提前將海靖召回，同時奏請德皇任命其為駐摩洛哥公使，以示安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