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書的編撰緣起於2009年年末，時逢吳佩孚逝世七十周年，中國現代史學會、山東社會科學院等學術機構在蓬萊舉辦第四屆“吳佩孚學術研討會”。與會的專家學者又一次提出了編纂《吳佩孚全集》的構想，以推動研究的深入，此議雖共識者頗多，但這項浩繁的工程受客觀條件的限製，是很難在短期內以竟全功的。受此啟發，能在浩瀚的近代史料中博觀約取，編選一本概略反映吳氏生平、言論、事跡的小書，以存江山人物之真，不僅對還原一個真實的吳佩孚很有必要，還能為研究者及一般讀者提供史料方麵的線索。本人雖為後進，但深感於前輩學人對吳佩孚研究的不懈努力，很願能繼其後以盡微薄之力。
說起這次身臨盛會，實在出於偶然。在吳佩孚先生逝世七十周年前夕，我寫了一篇略有考據意思的小文，刊發於當地報刊，沒想到的是，吳佩孚研究專家唐錫彤先生打來電話，對我嘉勉之餘並邀請我參加此次研討會。唐先生與我不曾謀麵，但我卻久聞其名，他於上世紀末發起並主持第一屆“吳佩孚學術研討會”至今，十餘年來，篳路藍縷，為這項研究做出了奠基性的貢獻，不僅發掘和搜集的有關吳佩孚的檔案、文獻、資料等千萬字之多，而且聚集了一支有知名學者參與的研究隊伍。我若能躋身其中，實為幸事，便很高興地應約與會。另有一事可記，會上偶然得見由登州吳氏後人吳龍強先生珍藏的《登州吳氏族譜（八修）》。這部編修於民國12年的譜牒，共8卷14分冊，詳盡記錄了登州吳氏上自明洪武17年下迄民國12年，計五百餘年的家族曆史，有關吳佩孚家世、家族的信息也詳記無遺，可謂彌足珍貴。會後，我即從該譜牒所提供的第一手史料入手，參照有關檔案資料、地方史誌等，詳加考證，寫成《吳佩孚先生家世考》一文，次年發表於《魯東大學學報》期刊上，為解決長期以來吳佩孚家世研究方麵的歧見誤說，提供了重要實證。這次會上，還有緣結識了民國史專家蘇全有教授、俞祖華教授、著名文史學者安家正教授、蓬萊曆史研究會蔡玉臻會長等多位學者，以及鼎力相助吳佩孚研究的蓬萊名賢李海峰先生，登州吳氏後裔吳德運先生。此後，我每遇民國史研究方麵的疑惑，都問學於上述諸位學者。
二曆史是為存在的事物作證的，任何人都無法將其消滅，但曆史真相卻常常被遮蔽、扭曲甚至篡改。吳佩孚便是一個被遮蔽、被扭曲已久的曆史人物。既使他在當世，其生前身後，亦毀譽不一，雖蓋棺仍未論定。史學家郭劍林先生曾評述說：吳氏“各時期、各家著述的描繪和評論，形象性和結論大相徑庭，且譽之者關、嶽複生，毀之者“盜匪”不若，‘秀才軍閥’、‘反麵人物’一類的斥責充人耳目。”對吳氏的評價，何以有如此天壤之別？除了觀察的角度不同、政見的立場有異的緣故，這也正是探究曆史既耐人尋味又充滿魅力之處。我們對待任何曆史人物，應取的態度是：以宏觀的曆史視野和開闊的曆史胸襟，將其置於他所處的那個時代，依據那個時代社會發展、時代進步的要求，去考察這個曆史人物的言行，弄清這個曆史人物一生基本的追求為何？而不是僅僅用意識形態的標準，將其簡單化、政治化，更不能用一黨一派的“自家標準”將其神明化或妖魔化。考察與評介曆史人物，根本上還要看這個曆史人物對國家利益、民族利益是貢獻還是毀損，對社會發展和人類進步是有益還是有害。用這樣的標準評價曆史上的人和事，才能得出公允和符合事實的結論，才會經得起時間的檢驗。
吳佩孚以蓬萊秀才之身，於國家多難之際，投入沙場軍界，並漸由士卒躋身將帥，成為影響中國近現代曆史進程且占有重要地位的著名人物。1920年，吳佩孚自湖南衡陽撤防北歸，罷戰主和，責師抗上，吊民伐罪，為一生事業之關鍵，從而獲得國人讚譽。吳氏善於用兵，富於韜略，軍事才能在當世中國武人中堪稱首屈一指，兵鋒所指，無不披靡，更為世人矚目。在其軍事生涯前期，曾一戰安湘、再戰敗皖、三戰定鄂、四戰克奉，有“常勝將軍”名。1924年敗於第二次直奉戰爭，時人也多謂非戰之罪。至於其後再起，雖聲威一時，終敗於南方革命軍之北伐，遂息影下野。其人晚年又潛心於闡釋儒家學說，既講求五倫八德，也醉心佛老之道，有《循分新書》、《正一道詮》、《明德講義》、《春秋正義證釋》等著述傳世。吳平生注重修身，廉潔自守，為人忠直，至性至情，稱得上是北洋集團中乃至民國政壇軍界中的佼佼者，華北淪陷於日偽之後，愈顯其晚節彌堅。對他一生的事功、品格與為人處事，著名民國史家陶菊隱先生既譽其為“中國舊軍人的最後一個典範”，又批評過他人生經驗不足和性格的弱點。直到今日，對這位思想亦新亦舊，又充滿種種爭議的“失敗英雄”，海內外學人對他的研究曆久而不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