鴉片戰爭以後，由於帝國主義列強的入侵和清廷的日益腐朽，反帝愛國、思變圖強成為這一時代的主潮。在這段時間裏，不少作家創造了大量樂府詩歌，頌揚海疆軍民抗擊外敵入侵，譴責妥協投降的作品眾多，其“感於哀樂，緣事而發”的創作思想，繼承了樂府詩歌的現實主義傳統，其慷慨悲涼，質樸深沉的創作風格繼承了樂府詩歌的藝術精髓。這一部分作品，有張維屏描寫三元裏抗英鬥爭的《三元裏》，趙函描寫鴉片戰爭的《哀虎門》、《哀吳淞》和朱琦的《關將軍挽歌》，有黃遵憲歌頌中法戰爭中愛國英雄人物的《馮將軍歌》，描寫台灣人民反抗日本侵占台灣的《台灣行》以及描寫甲午戰爭的《東溝行》、《降將軍歌》等等，眾多的興亡感歎之作，形成了清末一個特殊的文學征候，也帶來了我國海洋文學創作的一個高潮。
朱琦(1803─1861)，字濂甫，號伯韓，廣西桂林人。他的擬樂府詩《關將軍挽歌》，記述了鴉片戰爭的片段，歌頌了愛國將領關天培為國壯烈捐軀的英勇行為。其詩寫道：
“颶風晝卷陰雲昏，巨舶如山驅火輪，番兒船頭擂大鼓，碧眼鬼奴出殺人，粵關守卒走相告，防海夜遣關將軍。將軍料敵有膽略，樓櫓萬艘屯虎門。虎門粵咽喉，險要無比倫，峭壁東西峽，下臨不測淵；濤瀧阻絕八萬裏，彼虜深入孤無援；鹿角相犄斷歸路，漏網欲脫愁鯨鯤。惜哉大府畏懦坐失策，犬羊自古終難馴；海波沸湧黯落日，群鬼叫嘯氣益振。我兵雖眾無鬥誌，荷戈卻立不敢前；贛兵昔時號驍勇，今胡望風同遺奔！將軍徒手猶搏戰，自言力竭孤國恩；可憐裹屍無馬革，巨炮一震成煙塵。臣有老母年九十，眼下一孫未成立，詔出哀痛為雨泣。吾聞父子死賊更有陳連升，炳炳大節同肞?；猿鶴幻化那忍論，我為剪紙召忠魂”。
黃遵憲（１８４８─１９０５），字公度，廣東嘉興人，曾擔任過清駐日使館參讚、駐新加坡、舊金山總領事，參加過著名的資產階級改良運動——戊戌變法。他有感於祖國寶島台灣被瓜分豆剖，奮筆寫下了擬樂府詩《台灣行》，記載了台灣人民在甲午戰爭後，麵對日本帝國主義對台灣的殖民統治開展了激烈的反抗鬥爭。歌頌了台灣人民保衛海疆，維護祖國統一和民族尊嚴，維護中華民族合法的海洋權益的英勇事跡，也描述了寶島台灣在異族統治下的種種情景。還有一首《東溝行》，則是直接描寫了甲午戰爭中著名的大東溝海戰的經過。詩這樣描述海戰：
“北來黑煙起，將台傳令敵來矣！神龍分行尾銜尾。倭來倭來漸趨前，錦錦翼翼一字連，倏忽旋轉成渾圓。我軍?敵遽飛炮，一彈轟雷百人掃，一彈星流藥不爆。敵軍四麵來環攻，使船使馬旋如風，萬彈如錐爭鑿空。地爐煮海海波湧，海鳥絕飛伏蛟恐，人聲鼓聲禁不動。漫漫昏黑飛劫灰，兩軍各挾攻船雷，模糊不辯莫敢來。此船桅折彼釜破，萬億金錢紛雨墮，入水化水火化火。火光激水水能飛，紅日西斜無還時，兩軍各唱鐃歌歸。從此華船匿不出，人言船堅不如疾，有器無人終委敵。”
黃遵憲的另一首擬樂府詩是《降將軍歌》，敘述了北洋水師提督丁汝昌的悲劇。詩歌截取了甲午海戰的一個片斷，當時北洋水師困守威海劉公島，主帥丁汝昌陷入矛盾與痛苦之中，麵對“我軍力竭勢不支，零丁絕島危乎危”的戰局，是繼續戰鬥下去還是乞和投降？
丁汝昌看到“島殘中卒皆瘡痍，其餘鬼妻兵家兒”，而且他們早已“鍋底無飯身無衣，紇幹凍雀寒複饑”，在嚴酷的現實麵前，丁汝昌不能不正視那“六千人命懸如絲，我今死戰彼安歸”的現實，他雖知己方“此島如城海如池，橫排各艦珠累累，有炮百尊槍千丈，亦有彈藥如山齊”，此時一種絕死的意念自然鼓起一個軍人的剛強，他“本願兩軍決雌雄，化為沙蟲為肉靡，與船存亡死不辭”，然而，軍心渙散，兵無鬥誌，一聽要乞降，竟歡聲四起。丁汝昌隻好承受屈辱和罵名，“乃為生命求恩慈”，但丁汝昌卻深深陷於對祖國的內疚之中。最後，被迫而降的丁汝昌自盡而死，以生命明誌。“可憐將軍歸骨時，白幡飄飄丹蒠垂，中一丁字懸高桅，回想龍旗無孑遺，海波索索悲風悲”。
可是丁汝昌的“已降複死死為誰”呢？隻落得“兩軍雨泣鹹驚疑”。詩中的丁汝昌正處於悲劇的矛盾衝突交點上，強烈的民族意識使他甘願戰死沙場之上，也不願忍辱含垢而偷生，可是腐敗的政治、低落的士氣又不容回避，這一切使他處於戰不能戰，降又不能降的矛盾痛苦之中，他的自殺，是以死明誌，但依然喚不醒毫無民族意識和恥辱感的軍隊，震不醒昏聵腐敗的朝廷和沉睡的祖國，這個結果，就加重了丁汝昌之死的悲劇性。在中國古典文學中，如此直接塑造海洋英雄人物而且將筆鋒直指民族海洋意識之癖端的，實不多見。以《降將軍歌》的複雜的人物性格，濃重深沉的悲劇氣氖，悲悒壓抑的情感律動，都堪稱傑出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