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魯迅一生都在探討改造國民性的問題，他的《呐喊》、《彷徨》就是改造國民靈魂的藝術實踐。通過描寫農民和知識分子，來揭示現代中國社會的風貌和時代精神，形象地總結了辛亥革命失敗的教訓，為中國社會變革提供了一幅幅驚心動魄的曆史畫麵。
魯迅展現了封建農村各階段、階層的麵貌：如趙太爺、魯四老爺、七大人、趙七爺等，都是有權有勢的“闊人”，是中國這場大的“人肉筵宴”的享用者；而阿Q、閏土、祥林嫂等形象，控訴了封建意識形態剝奪人的尊嚴、價值的罪行，而且呼喚為恢複人的意識和價值的覺醒而抗爭。那時的知識分子是如何呢？魯迅說：“那時覺醒起來的知識青年的心情，是大抵熱烈，然而悲涼的，即使尋到一點光明，‘徑一周三’，卻更分明地看到了周圍的無涯際黑暗。”（《譯文序跋集·〈黯淡的煙靄裏〉譯者附記》）在《幸福的家庭》、《端午節》、《在酒樓上》、《孤獨者》、《傷逝》等篇中，魯迅由於屬望甚殷，痛切地揭示出他們身上如何背負著因襲的重擔，展示了他們為開辟新的生路而艱苦探索的心靈曆程。魯迅關於知識分子命運的探索，描繪了從辛亥革命到五四時期的三種類型：一是深受封建製度科舉毒害的知識分子形象，如孔乙己、陳士成等；二是完全否定的知識分子形象，如四銘、高爾礎等；三是現代知識分子的形象，如狂人、夏瑜、呂緯甫、魏連殳、涓生等，這是那個時代知識分子靈魂的一個側麵。
《在酒樓上》寫於1924年2月26日。魯迅這時已親曆了近現代思想文化界的兩次分化，雖然也有“成了遊勇、布不成陣”的孤獨彷徨之感，但他並沒有放棄同舊勢力的韌性鬥爭，並沒有中斷對中國社會問題和出路的思考與求索。他既痛恨威逼知識分子的濃重黑暗，又為那些敗陣者的消沉頹唐感到悲哀，更痛心於他們自身的性格弱點。為了“揭示痛苦，引起療救的注意”，魯迅發出靈魂的審問。
在作品中，“我”和呂緯甫都是經曆過“五四”新思潮洗禮的知識分子。他們都曾經意氣風發地以改革中國社會為己任，具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激進的反封建主義的態度。呂緯甫回憶當年的態度和行為：“我也還記得我們同到城隍廟裏去拔掉神像的胡子的時候，連日議論些改革中國的方法以至於打起來的時候。”確實，這一對友人在五四高潮時，是時代的弄潮兒，有勇氣和追求，有著救國救民抱負和改革社會的誌向。但他們對於舊的社會勢力缺乏更深刻的認識，對於新的思想抱有太高的因而也是不切實際的希望，因此對於社會改革的艱難、曲折缺乏應有的思考。也就對中國舊勢力的反撲的力量以及必須與之作長期韌性戰鬥缺乏足夠的思想準備。當“五四”退潮，舊勢力卷土重來，而新文化統一戰線又星落雲散之時，他們便惘然若失。從希望的巔峰跌入失望的深穀，於是消極、彷徨、苦悶、頹唐。而舊社會勢力，是不會容忍這些在新思潮中奮進呐喊的“異類”的。於是受到壓迫、打擊，謀生不易，生存維艱也就很自然了。而對黑暗勢力猖獗，是不屈不撓、艱苦奮爭，還是理想毀滅、自暴自棄？這是道德信念、美學理想的選擇。魯迅認為作家應該是“人的靈魂的偉大的審問者”，《在酒樓上》作家對他筆下人物的心靈發出審問。
呂緯甫在酒樓上談到自己的時候，曾有一段人生哲理體驗的自我表白的話語：
我在少年時，看見蜂子或蠅子停在一個地方，給什麼來一嚇，即刻飛去了，但是飛了一個小圈子，便又回來停在原地點，便以為這實在很可笑，也可憐。可不料現在我自己也飛回來了，不過繞了一點小圈子。
這種“繞了一點小圈子”的人生經曆，已概括了當時一些猶疑、軟弱的知識分子的生活道路。魯迅早在1919年寫成的《隨感錄六十二》中就說過，“不要借了‘天下無公理，無人道’這些話，遮蓋自暴自棄的行為”，正像呂緯甫一樣的一些知識分子，缺乏堅持的毅力、奮進的精神，放棄了鬥爭，那就不可能衝出陰暗的牢獄。這正是作家審視和反思的，於是通過“我”提出了第一個責問：“但是你為什麼飛回來的呢？”呂緯甫以平靜的口吻敘說奉母命為三歲死去的小弟掘墳遷墓的事，覺得這“足夠去騙騙我的母親，使她安心些”，於是“敷敷衍衍，模糊模糊”，“也就做了一件無聊事，然而也是我自己願意做的。”呂偉甫似乎是在“無聊”的隨意中既放棄了自己的社會責任，又渾渾噩噩地打發著日子。當“我”在跟呂緯甫交談中間，聽說他竟教授《女兒經》一類的書，不禁感到非常詫異。一個曾經與封建黑暗勢力搏鬥過的人，在短短的幾年之後卻反過來“模模糊糊”地傳播封建思想，毒害孩子的心靈。這個變化實在太出人意料了。因此“我”向呂緯甫再一次發出質問：“我實在料不到你倒去教這類的書。”這句話的分量是相當沉重的，有對呂緯甫鬥爭生活的追念，有對呂緯甫走向頹唐的責問，有對呂緯甫茫茫前途的歎息。這竟像是一份道德理念的判決書似的，呂緯甫聽了這責怪後，是滿臉通紅地羞愧難言。畢竟是老朋友，自然要關懷他這樣下去能否維持生活，但更重要的是呂緯甫今後的前途——人生道路怎麼走的問題，於是發出第三次的審問：“那麼，你以後預備怎麼辦呢？”呂緯甫竟然是“什麼也不知道，連明天怎樣也不知道”。無聊、空虛是他的生活的內容；敷敷衍衍，模模糊糊，是他的混世態度，一個反封建的猛士從鬥爭前線敗陣下來，丟棄了理想和追求，消盡了勇氣和鬥誌，陷入悲觀絕望，消沉頹唐的泥沼之中而無力自拔。呂緯甫被封建勢力所戰敗，為曆史所壓碎，成了病態社會中的一個不幸者。
但是，呂緯甫的靈魂尚未完全麻木和僵死。小說通過幾處細節描寫豐富了呂緯甫的精神世界。他畢竟有過一段鬥爭的曆史，給他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他像是一隻折斷了翅膀的小鳥，卻還依稀的夢想著廣闊自由的天地。而且他也是誠實的人，能夠正視嚴酷的現實，既不炫耀自己，也不去隱瞞什麼。在呂緯甫敘說的“無聊的事”中就有一件在順姑家吃蕎麥粉的事，盡管多麼難下咽，但是為了怕損傷順姑殷切招待的好心，是硬著頭皮吃完了的。甚至過了兩年以後，當母親囑咐他買幾朵剪絨花送給順姑的時候，他特地到幾個城選購，用感激和關切的心情為這個純樸的勞動婦女祝福，這說明呂緯甫還是肯和窮人們接近，並是有同情心的人。他的靈魂還沒有完全被黑暗的封建勢力揉碎，特別是在酒樓上呂緯甫那一句詢問“我”的話語：“你不能飛得更遠些麼？”這喊出了內心深處充滿渴望的聲音，流露出他對美好鬥爭生活的向往，以及對朋友——共同鬥爭過的戰友的期望。更值得我們關注的是小說對自然景物的描寫，當“我”為逃避客中的無聊到了名叫“一石居”的酒樓上，“眺望樓下的廢園”，卻令“我”不禁“驚異”了，原來“幾株老梅竟鬥雪開著滿樹的繁花，仿佛毫不以深冬為意；倒塌的亭子邊還有一株山茶樹，從暗綠的密葉裏顯出十幾朵紅花來，赫赫的在雪中明得如火，憤怒而且傲慢，如蔑視遊人的甘心於遠行。我這時又忽地想到這裏積雪的滋潤，著物不去。晶瑩有光，不比朔雪的粉一般幹，大風一吹，便飛得滿空如煙霧。”而“精神很沉靜，或者卻是頹唐；又濃又黑的眉毛底下的眼睛也失去了精彩”的呂緯甫，“當他緩緩地回顧的時候，卻對廢園忽地閃出我在學校時代常常看見的射人的光來”。這情景無論是“我”還是呂緯甫，無論他們的心境怎樣的低沉或頹唐，但都無不從廢園中發現處在惡劣的生存環境中的不屈不撓的“鬥雪”而開的老梅，“憤怒而且傲慢”的山茶花，從自然景物中發現出美來，表麵上是人物不經意的倏然一瞥，而實際上則是人物心靈中尚未熄滅的奮鬥火焰與自然景物的契合、呼應與共鳴。因此，這裏“鬥雪”的老梅，“憤怒而且傲慢”的山茶花，不僅僅可以使人物在自然物中得到慰藉與啟迪，而且是人物心靈中生命之火的一種外在的象征物。作者在這裏借自然景物來抒發一種潛在的奮鬥之情。雖然“我”有落寞之情，呂緯甫消沉和頹唐，但他們的生命之火，奮鬥之火並未完全熄滅。隻要外在環境略一改變，他們就會重新奮起。
《在酒樓上》魯迅投射了反思和批判的目光，對人物發出了靈魂的審問。小說中的“我”不僅是呂緯甫故事的傾聽者，同時也是一個審視者，而且更是一個反思者。從五四高潮到落潮這樣的曆史背景之下，“我”的“索然”落寞的情緒和呂緯甫的“沉靜”、“頹唐”的思想狀態才獲得了那個時代的某種普遍性和典型意義，而不僅僅屬於個人。
魯迅一直在探索小說的主體滲入形式，《在酒樓上》中小說的敘述者“我”與小說人物呂緯甫是自我的兩個不同側麵或內心矛盾的兩個側麵的外化，使小說整體上具有自我靈魂的對話與相互駁詰的性質，如關於蒼蠅的比喻，既是說呂緯甫的，又是說魯迅自己的。形成“離去—歸來—離去”模式，這個模式也稱為“歸鄉”模式，在這一模式的小說中，敘述者在講述他人的故事的同時，也在講述自己的故事，兩者互相滲透、影響，形成了一個複調。如《故鄉》中“我”最早的“走異路”、“逃異地”離開故鄉，後來又為生活而“辛苦輾轉”，失去了精神的家園，回到故鄉尋夢，夢境在現實中卻變得“十分模糊”，現實又使“我”清醒，從而由希望而絕望，又離開故鄉，形成了“離去—歸來—又離去”的人生循環。
在《在酒樓中》，“離去——歸來——又離去”的模式，既包括呂緯甫，也包括魯迅自己，其中更多的是作者自己由希望——失望——絕望的心路曆程。《在酒樓上》“我”而關於“雪”的獨白，表現了一種更深沉的無家可歸的懸浮感。“北方固不是我的舊鄉，但南來又隻能算是一個客子，無論那邊的幹雪怎樣的紛飛，這裏的柔雪又怎樣的依戀，於我都沒有什麼關係了。”這裏所表現的是一種更深沉的無可附著的漂泊感，是發自靈魂深處的追問：“我是誰？”“從哪裏來？”“到哪裏去？”它既表現了中國現代知識分子與“鄉土中國”“在”而“不屬於”的關係，更揭示了人在“飛向遠方、高空”與“落腳於大地”之間選擇的困惑，以及與之相連係的“衝決與回歸”、“騷動與安寧”、“劇變與穩定”、“創新與守舊”兩極之間搖擺的生存困境。這種無家可歸的懸浮感和無可附著的懸浮感並不止於知識分子，阿Q的戀愛悲劇在本質上也是一種“欲求歸宿而不得”的無“家”可歸的悲劇。對於中國人，無家可歸正是意味著失去了最後的精神避難所，熄滅了最後的希望之光，是可以視為達到了絕望的極致的。在這背後，隱藏著魯迅內心的絕望與蒼涼。
但魯迅自己又對這樣的絕望提出了質疑，他在宣布“希望”為“虛妄”的同時，也宣布了“絕望”的“虛妄”。在《在酒樓上》的最後，“我”告別了呂緯甫，“獨自向著自己的旅館走，寒風和雪片撲在臉上，倒覺得很爽快”。
這篇小說的藝術結構，嚴謹細密；敘述方式，頗具匠心。這就增強了作品的藝術魅力。
按小說的故事情節，全篇可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1—7自然段），故事的開端：故地訪舊。交代“我”到S城的時間和原因，描述“我”故地重遊的無聊、孤獨和悲涼心境以及S城的冷落、蕭條與淒清。通過這些描寫，形象地揭示了舊中國半死不活的病態，也為這病態社會的奮爭者、不幸者提供了典型環境。第二部分（8—48自然段），情節的發展和高潮：邂逅一石居。寫“我”在一石居酒樓與呂緯甫的偶然相遇與談話。既交代了呂緯甫的過去：五四運動時期一個有著救國救民抱負和改革社會誌向，在思想上閃耀著民主革命火花，大膽反對封建迷信和封建文化的熱血青年；又展示了他的現在：呂緯甫依賴在私塾裏教“子曰詩雲”和《女兒經》之類混生活，沉溺在這種灰暗和消極的精神境界中間，卻又感到傷心和悔恨。這一部分穿插了兩個小故事：一是為了敷衍母親，呂緯甫竟於深冬之際，千裏南下，來為三歲死的小弟掘墳遷墓；另一是由給順姑買剪絨花這事，讓人們看到了像順姑這種的窮苦人家女兒貧病而死的慘景。這裏的穿插描寫從更多層麵展示了呂緯甫複雜而豐富的精神世界。一方而在消沉頹唐中敷衍混日子，說明他對舊勢力鬥爭缺乏頑強的韌性精神；另一方麵呂緯甫對順姑等窮苦人的同情，以及從他對十年前的所作所為的記憶中和看到廢園裏那鬥雪的梅花時所流露出十年前的眼光，可以看到呂緯甫在消沉頹唐中靈魂還有痛苦地掙紮，雖然這搏鬥較微弱，但也難能可貴！第三部分（49自然段）故事的結局：故人各西東。寫“我”與呂緯甫在酒樓前分手，各在風雪交加中踏著暮色走向各自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