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我考入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在楊匡漢先生門下做博士。重回校門之前，我在出版社工作了數年。在從事當代小說出版的那些年中，一種持續不斷的衝撞讓我低頭承認：文學是隻可用童心來欣賞的，唯此才能葆有虔誠。而出版則如魔瓶，從瓶頸中所窺見的，則是斑斑駁駁太過豐富、痛苦的內容。當那些無奈、心痛逐漸平靜下來的時候，一種新的意識在我心中清晰起來：童真目光中的文學也許並非文學的全部，教科書所教的更不是。當一本書出現在麵前的時候，你所看到的隻不過是花蕊，那枝葉、枝幹，包括汙穢的肥料都被你疏忽了。在物質形態呈現出來的文章、著作之下，隱藏著動態的、沒有邊際的大海。它們是支撐文學存在的根須，更是不能剝離的文學內容。
在楊匡漢先生的指引下，我用三年的時間將研究興趣集中在了《人民文學》。以文學“生產”的完整係統作為骨架，以《人民文學》的性質、編輯部、編發過程和所發表作品的美學特征為各個部分，力圖將我的研究從“花蕊”走向“根須”和波動不居的“大海”，去打撈和發現文學“生產”的動因與流程。那動因不是20世紀80年代後的“市場”，而是某種堅硬的體製和遊移的權力。《人民文學》既是文學生成的機構，又是如作家一樣的文學主體。它的命運和生成文學的過程，映照著中國當代文學期刊乃至整個當代文學的龐大身影，同時也折射出那一時期文學和知識分子的精神內涵。意識到《人民文學》這“巨無霸”自身的複雜，我的研究並不貪圖太多，能將《人民文學》周身觸摸清楚，能在《人民文學》的諸多微觀現場摸清權力遊動、表現的脈絡，足矣！
之所以將範圍鎖定於《人民文學》的1949～1966年間，動因是期望在當代文學的“起始”處為那一時期乃至今天的問題尋找根據。雖然這兩個時期有明顯的不同——政治主導和商業主導的不同——但就文學和知識分子來說，是否有一致的地方呢？影響文學的兩種重要力量，在造成文學主體性缺失上，是否有同樣的功用呢？
2001～2004年的三年時間裏，楊匡漢先生對我的指導漫長而徹底，讓我終身受用不已。應該深深致以敬意和感謝的，還有呂劍夫婦、古立高夫婦、嚴文井的夫人康自強女士、洪子誠、崔道怡、塗光群、周明、李敬澤、白燁、陳曉明、孟繁華、黎湘萍、徐坤、李兆忠、李潔非、王光明、程光偉、陳福民、趙稀方、賀兆田、程紹武等諸位先生，以及兄長般的俞曉群先生、安波舜先生，他們給我的幫助永難忘懷。更要感謝的還有這五年歲月裏引領我前行的作家、出版家聶震寧先生，正是因為他的高度、風範與教導，仿若一瞬的五年才銘刻下不可磨滅的內容。還要特別提及的是喬平先生，沒有他的策劃和激勵，五年後的今天，恐怕難有此書的修改和出版。
今日的《人民文學》持續屹立於當代文學的期刊之巔。在《人民文學》恢宏的曆史和文學高度麵前，這部書稿寄寓著一個忠實讀者的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