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新中國宣告成立，曆史從此進入了一個翻天覆地的新時期。在恢宏的曆史巨變麵前，種種偉大的事件為全世界所矚目。與之相比，一家文學刊物的創辦實在算不上大事件。即便是在期刊這一單線條的曆史上，晚清以來的期刊也多如過江之鯽。如《新青年》《東方雜誌》《小說月報》《創造》《七月》等那樣名震當世的期刊，也不在少數。但依靠後人追溯、“再造”的曆史，並非真實完整的曆史現場。同樣，憑借實踐與時間自然積累形成的權威，也並非生而高貴。創辦在1949年這一偉大曆史時刻的《人民文學》雜誌，則改變了尋常的邏輯。這家文學期刊的“主體”身份構造過程，出現了與此前創辦的文學期刊完全不同的經驗模式。此前的期刊創辦模式，有《新青年》與《創造》社的同人性質，《小說月報》的社會組織型社團模式，亦有《抗戰文藝》政府許可下的統戰性質，《解放日報·文藝》1942年改版時政黨領袖親自參與、設定的黨刊性質。參見艾克恩：《延安文藝運動紀盛》，文化藝術出版社，1987年版。《人民文學》雜誌，則依托以黨組織為核心的中華全國文學工作者協會（簡稱“全國文協”）、新中國的文學體製，以及三位一體的主編們等因素，生而權威。
□《人民文學》的起點
1949年，毛澤東同誌為《人民文學》創刊號題詞：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
1949年8月4日，《人民日報》第一版發表了一則消息：《全國文協出版“人民文學”》，稱全國文協決定出版月刊一種，茅盾、歐陽山、馮雪峰、艾青、何其芳分任編輯委員，茅盾任主任委員，“現正積極籌備中，聞十月一日即可與讀者見麵”。這則消息還說，《人民文學》的地址已經確定。事實上，《人民文學》正式出版的時間為10月25日。之所以推遲出版時間，可能在於“積極籌備”得不是太充分。但一個重要的信息非常鮮明，《人民文學》最期望的出版日期是“10月1日”。
新中國宣告成立的時間正在10月1日。時間上的重合，用經驗型的判斷則簡單明了，全國文協試圖創辦第一份全國性的文學雜誌以向新中國成立獻禮。按照吉登斯的說法，時間與空間在無產階級文化體係中則具有特殊的象征意義，“統一時間是控製空間的基礎”安東尼·吉登斯：《現代性的後果》，譯林出版社，2000年7月版，第16頁。以此來看，這一時間的重合，是文學與政治兩個空間的並置，或者說是後者對前者的“控製”。“紅色十月”成為“無產階級文化”上升到主流地位的象征，而且是由足夠的現實統治權力作為保證的象征。《人民文學》對這一時間的選定，將自己納入這一意識形態化的象征性時間，其文化的同一性選擇不言而喻。
這一時間的選擇，還象征著一種嶄新的曆史文化取向與之前文化傳統的“斷裂”。第一次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簡稱“文代會”）彙聚的文人，主要來自解放區和國統區。《人民日報》對茅盾的文代會報告進行重點轉述，“國統區這名詞即將隨著反動軍事力量的全部徹底消滅而成為曆史的名詞，國統區文藝運動這說法也要成為文藝運動史上的陳跡了”。柏生：《全國文代大會第三日：茅盾報告十年來國民黨統治區的革命文藝運動》，《人民日報》1949年7月5日第2版。1949年7月20日，第一次文代會“在全體代表高呼‘全國文藝工作者團結起來為工農兵服務’、‘中國共產黨萬歲’、‘毛主席萬歲’的口號聲和雄壯的奏樂聲中勝利閉幕。”柏生：《文代大會勝利閉幕全國文聯宣告成立》，《人民日報》1949年7月20日第1版。國統區本來所具有的空間屬性及其文化形態，此時已被斷定為“曆史陳跡”；從國統區剛剛走出來的文學界人士，以及他們所習慣操持的文學表達內容、方式，都在口號聲中向嶄新的工農兵文學轉移。駱賓基後來說出了在這一文化語境下創辦《人民文學》的意圖：“《人民文學》是一開始就肩負著崇高的曆史使命，懷著不但要‘反映世界’且要‘改變世界’的雄心於1949年建國之後誕生的。它標誌著中國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的劃時代的開始。”《人民文學創刊40周年紀念》，1989年《人民文學》內部刊物。
《人民文學》在紅色十月出刊以及所刊文章，展示出新中國話語的文化選擇，即在“世界性”的馬列主義—蘇聯文化和“民族性”的毛澤東思想中，熔煉、抽繹出《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以下簡稱《講話》）所代表的“新的人民的文藝”方向。《人民文學》創刊號上並置了將蘇聯奉為導師與慶祝新中國節日的大量文章；如“社論”欄目下的文章：《震動世界的十日》《中蘇團結，保衛世界和平！》《歡迎蘇聯代表團，加強中蘇文化的交流》。設有“蘇聯文學”的專題，其中有周立波的文章《我們珍愛蘇聯的文學》。歌頌節日的詩歌有：何其芳《我們最偉大的節日》，柯仲平《我們的快馬》，李霽野《在“七一”慶祝大會上》。而周揚表達新中國話語對文學進行具體“規約”的報告，則以最醒目的專論形式在創刊號上出現。他以類似毛澤東宣告新中國成立的氣勢宣布：“毛主席的《文藝座談會講話》規定了新中國的文藝的方向……除此之外再沒有第二個方向了，如果有，那就是錯誤的方向。”周揚：《新的人民的文藝》，見《人民文學》1949年創刊號。這篇文章是周揚在第一次文代會上的發言，代表的是中共中央對文藝的意見。
“紅色十月”中發生的另一個民族性文學事件，則是對魯迅逝世的紀念。1949年10月是魯迅逝世13周年。魯迅以及五四文學傳統，無可避免地出現在這一象征性的時間。被納入新中國的敘事話語，成為魯迅的命運。但是，新中國話語從政治文化上對魯迅的闡釋，並不能完全遮蔽魯迅所隱喻的五四文學傳統，也無法完全抹去新中國話語係統中茅盾、胡風、丁玲等人的真實體驗和個人性的曆史記憶。對魯迅的紀念成為《人民文學》創刊號上的一個專題。胡風的《魯迅還在活著》，以對“精神奴役”在新中國話語中依然存在的警示，顯示出了與毛澤東、周揚等對魯迅所做的主流界說的歧異。五四傳統、毛澤東的文藝方向、蘇聯文藝模式，在象征性的“紅色十月”並置於《人民文學》的創刊號上，構成了《人民文學》的起點。
□題詞者、主編和登記人
在象征性時間中誕生，並成為象征性時間所包含的文《人民文學》1949年10月創刊時，郭沫若題寫的刊名。
化體係一部分的《人民文學》，從新政權所選擇的文化體係中獲得了充足的權力資本。
最為顯性的事件是最高領袖對《人民文學》的關注。毛澤東本人應《人民文學》第一任主編茅盾的“請示”，為《人民文學》題詞：“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茅盾還請毛澤東題寫刊名。毛澤東轉而邀請文聯主席郭沫若題寫。在十月這一象征性時間內，郭沫若題寫刊名這一事件，似乎隱喻著文學贏得權力資本的另一種更為隱蔽性的方式，或者說它是新中國的政權力量抵達文學對象所采用的轉換方式。在魯迅去世之後，郭沫若就被中共中央以內部決議的方式塑造為文化界的領袖，是共產黨在文化戰線上具象化的、最高的形態。1938年夏，中共中央根據周恩來建議，作出黨內決定：以郭沫若同誌為魯迅的繼承者和中國文化界的領袖，並由全國各地黨組織向黨內外傳達，以奠定郭沫若同誌文化界領袖的地位。1941年，《新華日報》與延安《解放日報》相呼應，為郭沫若做壽。見艾克恩：《延安文藝運動紀盛》，文化藝術出版社，1987年版，第293～294頁。題寫刊名事件中的郭沫若，其實可理解為政權力量以隱蔽的“轉換方式”滲透文學、在賜予文學以權力資本時對文學進行“規約”所采納的一種華麗形式。當然，《人民文學》也由此在主動的“共謀”意願與姿態中獲得了顯赫的權力資本。《人民文學》這一做法為其他文藝刊物的安身立命塑造了一種通用的模式，接連創辦的重要文學刊物，大都模仿《人民文學》由領袖題詞。
權力抵達《人民文學》的方式，不隻簡單地流於象征，主要還表現在《人民文學》實際的組織秩序中。
首先是最高權力對主編的任命製。《人民文學》是新中國政權組織下的產物，是新政權在文藝界的最高機構——中華全國文學工作者協會1953年第二次文代會上改名為中國作家協會。在敘述1953年之前的事情時，本文稱“文協”；之後則稱“作協”。——所設置的機關刊物或者文藝陣地。文協也非如其自我界定的那樣，是文學工作者誌願結合的群眾性組織。它最多可稱為半官方組織。在第一次文代會籌備期間，小範圍的黨組織會議一直在籌備會間隙舉行，掌控著籌備會的方向和進程。《文代會日記》，《阿英文集》，三聯書店，1981年版。在《文代會日記》中，文代會籌備會主任是茅盾；但周揚等召集的黨組織會議，在籌備會大會間隙時常舉行。見《文代會日記》中1949年6月14日，6月24日，6月30日，7月6日，7月17日等記載。1949年7月3日開始的第一次文代會上，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黨的領袖曾先後到場，對即將進入新中國話語係統的文學藝術工作者表示肯定。文協實際上履行著在統一意誌下將不同主張、黨派、來自不同空間（解放區/國統區）的文學工作者組織起來的功能，中共中央直接領導的黨組才是文協的實質領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