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國“邯鄲學步”寓言告訴我們一個深刻的哲理：無論一個人還是一個國家和民族，如果脫離自己的實際情況，盲目照抄照搬別人的東西，往往會帶來災難性的後果。在如何對待西方政治製度的問題上，也是這個道理。且不說西方的政治製度本身就存在許多難以醫治的痼疾，更重要的是，由於我國國情與西方國家有很大不同，即使我們要學習借鑒其中的有益成果，也不能簡單地照抄照搬，否則就會重演“邯鄲學步”的悲劇，給社會主義事業造成損害。前麵我們曾經分析過，在清朝末年，我們也學習西方的政治體製創設而搞君主立憲，孫中山時期和國民黨政府都學習“三權分立”體製並改進為實行五權分立和五院分設，但是也沒有真正給中國人民帶來民主和自由。從世界曆史來看，一些拉美國家盲目“學步”也為世人敲響了警鍾。２０世紀８０年代中期，絕大多數拉美國家陷入了通貨膨脹、債務危機的經濟困境。西方國家乘機施加影響，主張拉美國家進行“經濟自由化”改革。拉美國家的一些人存在一種誤解，認為西方國家之所以富裕，就是因為它們的製度先進；隻要照搬西方的政治經濟製度，一定也會很快富裕起來。１９８９年，美國經濟學家威廉森係統地提出在拉美國家進行包括國有企業私有化、取消政府對企業的管製、全麵實行市場自由化等１０條政策主張，被稱為“華盛頓共識”，用以指導拉美的經濟改革。但事實無情，拉美國家非但沒有使經濟走出困境，反而普遍滑入更加嚴重的經濟社會危機之中。２０世紀９０年代以來，拉美先後爆發了墨西哥、巴西和阿根廷三次大的經濟危機，每次危機都波及本地區其他國家。尤其具有悲劇意義的是阿根廷，由於盲目照搬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模式，這個遼闊而富饒的國家沒有多長時間就變成了今天拉美地區的一個貧困國家。放任自流的經濟發展模式，使阿根廷民族工業喪失了國際競爭力，政府也喪失了對國民經濟的宏觀調控能力，貧富差距加劇，社會矛盾激化，一屆又一屆的政府剛上台就被迫下台，多年的經濟成就毀於一旦。後來學者們提出了“拉美化陷阱”這樣一個概念，形象地表達了拉美國家照搬別人體製的後果。類似的例子還有：蘇東劇變之後，在西方“民主化”思潮的影響下，許多非洲國家紛紛效仿照搬西方的政治體製，但不僅沒有給非洲帶來穩定與繁榮，反而激發了更多的混亂與衝突。我們應該知道，在當今世界近２００個國家中，絕大多數都是搞資本主義或宣稱在搞資本主義，但真正進入發達國家行列的卻隻有極少數。在聯合國所列最不發達的４９個國家和其他比較落後的廣大發展中國家，基本上實行的也都是資本主義製度。曆史事實一再表明，西方的政黨製度、議會製度、選舉製度等等，並不能像機器零件一樣，隨意安裝到不同的社會環境之中。無論是在基本政治製度還是具體政治體製方麵，照抄照搬外國都會付出慘痛的代價。回顧一下中國近現代史，從洋務運動的嚐試，戊戌維新的變法，直至辛亥革命的爆發，許多仁人誌士都曾真誠地向西方學習，試圖引進西方的製度和做法，甚至還有人提出過“全盤西化”的口號。但曆史最終都證明，靠引進西方的製度來拯救中國的路是走不通的。
鄧小平同誌曾經明確指出：“過去搞民主革命，要適合中國情況……現在搞建設，也要適合中國情況，走出一條中國式的現代化道路。”在推進中國民主政治建設的進程中，尤其是在規範黨委與人大關係的進程中，我們要學習借鑒人類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但決不能照搬西方政治製度的模式，結論就是走中國特色的政治發展道路。
四、切實構築國際防範機製
當今世界，資本主義製度與社會主義製度之間的和平演變與反和平演變鬥爭依然存在著，而經濟全球化、政治民主化浪潮在一定程度上成為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推進和平演變戰略的契機和工具。如美國在卡特和裏根時期打著“人權”外交旗號，大力推行民主化，在促使許多國家政體瓦解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在多米尼加、薩爾瓦多、危地馬拉、洪都拉斯、菲律賓、智利、巴拉圭等很多國家向民主轉型過程中，美國的民主化政策也發揮了關鍵性作用。在蘇聯東歐社會主義陣營存在的整個時期，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動用種種手段向各社會主義國家進行滲透，宣傳西方資產階級的價值觀念和資本主義的生活方式，同時支持東歐國家的民族主義，鼓勵它們脫離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促使蘇聯東歐國家向資本主義製度演變。蘇東劇變後，西方國家的“和平演變”戰略的重點轉移到了中國，認為民主運動到了曆史轉折的關鍵點，試圖打一場沒有硝煙的第三次世界大戰，使中國重蹈蘇東劇變的覆轍。當前，西方國家“和平演變”戰略推行的方式涉及經濟合作、政治交往和文化交流等各個領域。這一戰略對中國政治發展，尤其是堅持和完善現有基本政治製度會產生一種相當大的影響力。麵對西方國家伴隨著經濟全球化、政治民主化浪潮而推行的這種和平演變戰略，中國必須在不斷推進政治發展的進程中一方麵積極借鑒和吸收人類政治文明的優秀成果，以充分體現出社會主義民主製度的優越性；另一方麵又要高度警惕這場和平演變的“無硝煙戰爭”，努力探索和運用正確有力的措施進行反擊，切實構築起有效的國際防範機製，不斷增強抵禦“和平演變”的能力，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健康向前發展。
１．夯實基礎：人民群眾的理解支持和一代又一代新人的培養
有一種提法，說是任何國家都由三方麵構成，即hardware（硬件）、software（軟件）和peopleware（人）。“國家硬件”主要指自然資源、生態環境，以及物質層麵的設施、裝備、技術條件等。“國家軟件”主要指國家一切領域的製度構架、規則係統、運行機製。而peopleware主要是指人的精神信仰、價值觀念和文明素質。這三個相互聯係的方麵，也就是一個社會的物質資本、社會資本和人力資本。托克維爾在《論美國的民主》中曾經談到：“有助於美國維護民主製度的原因有三：自然環境、法製和民情”，如果按貢獻對它們分級，則“自然環境不如法製，而法製又不如民情。”自然環境是一種物質資本，法製是一種社會資本，民情則是人力資本。托克維爾還分析道：“美國的聯邦憲法，好像能工巧匠創造的一件隻能使發明人成名發財，而落到他人之手就變成一無用處的美麗藝術品。”如墨西哥照搬美國憲法，並未使墨西哥富強，原因就在於“缺乏民主的民情”。這些認識不但告訴我們不能脫離本國實際照搬別國模式，同時又為我們揭示了另一個深刻的道理：一個國家的政治製度能否鞏固穩定和發展，關鍵在於廣大人民的態度和素質。要夯實抵禦西方國家“和平演變”圖謀的基礎，就要使我們的現行政治製度得到最廣大人民群眾的理解支持和配合，就要培養一代又一代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的新人。
一定要讓人們明白，民主政治建設是有條件的。我們知道，人的需要歸根結底是受社會物質生活條件製約的，滿足人的需要的權利也必然是以一定的社會經濟條件為前提和基礎的。社會主義社會作為一種嶄新的社會形態，與以往任何階級社會相比較，最大區別是廣大的人民群眾第一次真正當家作主，成為社會的主人。從這個意義上講，社會主義的民主才是真正最實在、最深刻、最全麵的民主。但是，這隻是理想狀態。在現實中，人民究竟能享受多少民主和社會文化水平有著直接的聯係。馬克思當年在批判拉薩爾主義時曾經指出：“權利決不能超出社會的經濟結構以及由經濟結構製約的社會的文化發展。”這就明確告訴我們，權利在特定曆史階段總是受到經濟、社會、文化條件的限製，也蘊涵著權利有一個隨著社會進步而不斷向前發展的過程，實現權利在根本上依靠社會發展。其實，正如利益是需要主體與需要對象之間存在的一種矛盾關係一樣，當需要能夠暢通無阻地得到實現時，亦即需要的滿足不成為問題時，需要並不能轉化為利益。隻有當兩者之間存在矛盾時，需要才轉化為利益。反之，需要隻是需要，而不會轉化為利益。例如，在人們能夠自由自在地呼吸新鮮空氣時，人對空氣的需要並不會轉化為利益。但如果空氣汙染日益嚴重，人們呼吸新鮮空氣變得非常困難時，人們對清潔空氣的需要就成了人們的利益所在。權利之所以成為權利，主要在於人們的需求同社會生產和經濟發展的現有水平存在緊張關係。通過經濟和社會發展緩解乃至消除這種緊張關係，既是消解權利，也是實現權利。所以，權利的滿足是一個隨著社會進步而不斷向前發展的過程，需要我們去不斷創造經濟、文化和社會條件。
一定要讓人們明白，中國民主建設的曆史處境和文化傳統都不同於西方民主，兩者本身就存在著曆時性和共時性反差，簡單地嫁接移植，極有可能犯下“刻舟求劍”、“邯鄲學步”的錯誤。我們應該看到，所謂西方民主，也不是鐵板一塊，而是處在不斷發展變化之中。如從理論層麵看，先有近代的天賦人權、契約論與人民主權論、自由論、分權製衡論、代議製政府理論，到當代則有新自由主義、新保守主義以及社會民主主義的民主理論，精英民主論和多元民主論，協商民主、強勢民主等多種多樣的民主理論，以及電子民主、綠色民主、差異民主、反抗性民主、跨國民主等觀點，可見西方民主理論是根據西方國家民主形勢和實踐的發展而不斷發展的，不是哪一個民主理論所能夠全部包含的。從實踐層麵看，西方民主政治經過若幹次危機後的調整，已經從單一的選舉民主、代議製民主走向與多元民主、協商民主、強勢民主、電子民主等多種民主形式相互滲透、互相融合的混合體，出現了多種多樣的民主實踐形式，呈現出民主的多樣性特征。從本質上講，民主製度是一種需要內源力量支撐和從內部成長起來的製度，任何外部的強力推進或者簡單的製度移植，都無法建設起真正意義上的民主製度。因此，比借鑒和吸收更重要的，是培養土生土長的，適合於自己文化傳統和社會政治經濟結構的民主製度與模式。
要讓人民群眾認識到，經濟全球化及政治民主化浪潮等因素對中國政治發展有強大的影響作用。當今世界迅猛發展的經濟全球化並非一個純經濟的現象，它對政治、文化、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產生著重大影響，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始終伴隨著文化滲透、價值變遷、製度移植等現象。所以，經濟全球化對中國政治發展的影響就具有雙重性，它一方麵會產生一定的推動作用，同時也會帶來較大的國際壓力和負麵影響。從政治體製改革的角度看，經濟全球化會促使和推動中國確立一套更加民主和有效的政治製度和權力運行機製，同時也便利了西方國家利用經濟手段對中國施加政治影響和進行政治滲透。如隨著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並按照承諾擔當相關責任，中國政府相應出台了許多符合世界貿易組織要求的舉措，以便在經濟領域能與國際接軌，這一過程必然是中國政治體製改革不斷推進的過程。同時，美國等西方國家視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為對中國進行“和平演變”的良機，不斷地利用資金、技術、信息等手段，宣揚滲透所謂的“西方文明”，並以此對中國進行誘壓，試圖達到在政治領域影響和改變中國的效果。
我們知道，在２０世紀４０年代末５０年代初，隨著社會主義陣營的出現，美國的壟斷地位被打破，規模空前的冷戰時期開始了。西方國家的政治家意識到，通過一場真槍實彈的“熱戰”不但難以擊倒社會主義國家，而且這種戰爭的代價是西方國家自己也難以承受的。於是，以杜勒斯、凱南為代表的一批西方政治家、外交家提出了“和平演變”社會主義國家的戰略。他們企圖通過與社會主義國家的接觸，用西方的價值觀、意識形態和生活方式，影響和改造社會主義國家人民，並把希望寄托在第二代、第三代青年人身上，使社會主義國家逐步演變成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一樣的“自由世界”。毛澤東認為在什麼情況下帝國主義的這種圖謀有可能得逞呢？他說：“如果我們和我們的後代不能時刻提高警惕，不能逐步提高人民群眾的覺悟，社會主義教育工作做得不深不透，各級領導權不是掌握在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手裏，而被修正主義者所篡奪，則我國還可能要走一段資本主義複辟的道路”。為了避免發生這種曆史性的悲劇，毛澤東和他的戰友們在總結蘇聯的經驗教訓的過程中，提出過許多重要的思想。其中特別重要的一條就是培養千百萬堅強的社會主義事業的接班人。毛澤東深信，隻要千百萬社會主義事業的合格接班人在鬥爭實踐中逐步地成長起來，人民政權就能真正地得到鞏固，社會主義事業就能真正地得到健康發展；而帝國主義勢力“和平演變”中國的圖謀，就將最終遭到徹底的破產。所以，要徹底擊潰西方國家“和平演變”圖謀，很重要的一個任務，就是持續不斷地培養一代又一代堅定不移地擁護和支持中國現行政治製度、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的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