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賣血當作“第三產業”，“要想奔小康，快去賣血漿”成為時尚，河南省衛生廳廳長上任伊始便鼓吹農民“賣血致富”，甚至喊出了“把血賣到國外去”的口號，親自帶領農民跨國到美國賣血，一場依靠賣血脫貧致富的“大躍進”迅速展開……這一切不是天方夜譚和“黑色幽默”，而是上世紀９０年代初發生在中國中原大地上活生生的現實。
賣血，是我國中西部地區農民生活困難的極端體現，而通過賣血讓幾萬人感染了艾滋病，更是世界前所未有的人間悲劇，是公共衛生史上的災難性事件，有人稱之為“國難”並不過分。
賣血漿並感染艾滋病，讓河南聲名遠播，其實，貧苦農民出賣血液並感染艾滋病的遠遠不隻河南一個省，鄰近的河北、山西、陝西、安徽、山東自不必說，就是長江流域的四川、重慶、湖北、湖南乃至遙遠的廣東、廣西甚至青海也被波及。艾滋病不是一種單純的疾病，它和社會問題總是緊緊地聯係在一起，要考察艾滋病，我想，首先應該考察它流行的原因和傳播途徑。於是，我來到了四川省因賣血造成大批艾滋病毒感染者的公民鎮，這個小鎮因為艾滋病，幾乎與河南省上蔡縣的文樓村齊名。
公民鎮位於四川省資中縣，這是川中一個並不富裕的地方，農民們收入很低，從上世紀８０年代中期開始，便有一些貧苦農民到河南賣血。１９９５年６月四川省有關部門在公民鎮的賣血者中發現了幾例艾滋病毒感染者，把資料轉給資中縣後，全縣震動，如臨大敵。當時采取的辦法是“高度保密”，“內緊外鬆”，並對感染的原因著手調查。
以後，連續幾年，幾乎每一年都發現因賣血新增加的感染者，１９９７年更成批地發現。
原來，貧窮的公民鎮過去就是賣血的“老窩子”，當地的血站常常用汽車載著老百姓呼嘯而去，當時的規定是全血每３個月抽一次，血漿每個月抽一次。極端貧困的農民，弱勢群體中的弱勢群體，長期的“失血”後不但身體虛弱，而且抵抗力降低，逐漸染上了乙肝、丙肝等疾病，有的甚至出現了敗血症，血站檢查後認為血液不合格，便再也不要他們的血液了。失去了賣血這筆“可觀的”收入，養家糊口乃至孩子上學、老人看病都成了問題，於是聽說在河南賣血既不經過檢查，也不限定次數後，公民鎮的農民便紛紛前往河南。
從８０年代末到９０年代中期，河南血漿經濟興起，血漿產生的暴利，讓血站如雨後春筍，官辦的血站已近３００家，未登記的“地下血站”更不計其數。“獻血光榮，救死扶傷” 的標語隨處可見，血站反複宣傳“采血好處多，血跟井水一樣，抽幾桶還是那麼多，還不會得高血壓” ……正是在這些蠱惑人心的宣傳蒙蔽下，貧苦農民組成了賣血大軍，像趕集一樣成群結隊地去賣血，全村不分男女，從十幾歲的少年到６０多歲的老人都去。於是，這些以營利為惟一目的的地下血站便造成了艾滋病毒的大傳播。
血站采集血漿，與一般的“獻血”、“輸血”不同。血漿被賣給生物製品公司，提煉製成人血白蛋白、人血丙種球蛋白和血小板因子等昂貴藥物。這些藥物是一些重病患者的救命藥，目前基本上還沒有替代品。
我去到公民鎮那天正是一個趕場天，狹窄的、彎彎曲曲起伏不平的街道兩邊擺滿了各種農產品，街上熙熙攘攘擠滿了趕場的人。但吸引我目光的卻是，鎮口懸掛著的幾幅紅底白字的巨幅標語：“預防艾滋病，你我都參加”；“對艾滋病感染者多一份理解和關懷，少一份歧視和冷漠”……
我采訪了幾位因賣血感染了艾滋病毒的農民，他們都以令人尊敬的平靜和坦率，娓娓地向我介紹了自己和村裏那些悲慘的、讓人毛骨悚然的故事，而且他們並不介意暴露自己的真實姓名。第一個向我介紹自己感染艾滋病毒情況的是４８歲的農民李孝春。他身體瘦削，但由於近年來一直在服用抗病毒方麵的藥品，因此雙頰上還有紅暈，並沒有出現我所擔心的蠟黃色。他五官輪廓分明，雖然文化程度不高，但極善言辭，是當地的“名人”：
由於家裏太窮，早在１９７２年我才１５歲時就在公民鎮賣過血，當時１００毫升隻給１０元錢，以後我在四川許多縣都賣過血，內江、資陽、資中、簡陽、威遠……都是成群成片賣血的地方。９０年代初我去了河南焦作市，一檢查，發現肝髒有問題，不能獻血了，１９９５年我便帶著小女兒去了南陽，路費是三個人湊的。
南陽是私人血站，沒有固定的場所，獻血時不檢查。記得那時已經是１１月了，很冷，血站設在一間很髒的小房子裏，為了盡量節約，我和娃娃不敢住旅館，吃飯找最便宜的，晚上就睡在陰冷的地上。那個冬天，為了多掙點錢，我一連獻了兩個月的血，２２次，血很便宜，每次８００毫升５０元錢，一共掙了１１００元。
當時河南搞的是“單采血漿”，采到我們的血後用離心機分離，把分離開的血清吸出來，再把剩下的紅細胞加上鹽水調和後重新返輸給我們。分漿器材也就是個大玻璃罐吧，７元錢一套，本來應該是一人一套，但為了節約成本，私人血站的老板們不但針頭和膠皮管子反複使用，而且把所有獻血人的血液都放在一個大罐裏，幾十個人的血清也混在一起，於是隻要一個人得了病，大家都跑不脫。
賣了兩個月血後，有一天發現湖北來的一個賣血漢子突然在南陽死了。他死後根本沒有人管，也沒有通知他的家人，屍體扔在陰溝裏，拿穀草一蓋便算完事……一看這情況，我嚇壞了，趕快把女兒交給哥哥，讓他們先回四川。我自己身上隻留了１０元錢，找到當地的警察，說明情況後買了張站台票上火車，在車上坐了３９個小時，硬是堅持了一天半沒有吃一口飯才回到家鄉。
１９９６年我開始發病了，發燒、拉肚子，渾身一點力氣都沒得，夏收時連穀子都挑不起。打針吃藥都不見效。疾病讓我花光了賣血掙來的所有積蓄，大女兒考上了中專，小女兒正上小學四年級，但由於交不起學費，都輟學了。
後來，我的侄女婿李本才去廣東打工，獻血時發現已經感染了艾滋病。１９９７年９月他約我一起到省上的防疫站再做一次檢查，我去了……結果出來了，我們倆都感染艾滋病了！
當時我們農村人還根本不懂得啥叫“艾滋病”，有人把它叫作“愛死病”，說這是一種怪病、髒病，隻有幹了壞事的人才會得，得上後隻有等死，還會傳染人。一說起“愛死病”，人人都害怕。
知道自己得了艾滋病，我一下子蒙了，好半天說不出一句話……為啥會染上這種可怕的怪病呢？我實在想不通。我從來沒有嫖過，也沒輸過血，這病從哪裏來的呢？當然，現在我已經明白了，艾滋病毒就是從那些共用的大玻璃罐裏來的。
防疫站給了我１３０元錢，在成都待了４天後我才回家，不敢告訴家裏人我到底害了啥病，隻是天天一個人喝悶酒。愛人著急地追問我，我也不說。有一天我喝醉了，終於向她說出了真相，她傷心地大哭一場，從此再也不讓我下地幹活……後來，鄰居、朋友都曉得了，沒有人再和我們來往，在路上遠遠地看見我就繞開走。遞煙給他們，他們不抽，隻說“戒了，戒了”。種的糧食和菜蔬，沒人敢買。想理個發，剛一踏進理發店，老板就說：“不好意思，今天我有事，收攤了！”去吃碗麵吧，給錢時老板不敢接錢，隻叫“就放在桌上”；放下碗轉過背，老板就把碗摔了。走進茶館，還沒坐下，喝茶的人一下子走光了……當時那個日子真比和尚還孤獨，全家人受到我的連累，都沒人理他們了！
１９９８年內江電視台來了個記者采訪，攝了像，呼籲重視艾滋病防治。公民鎮一曝光，更不得了，省防疫站來檢查，一下子查出７８個感染者——現在這些感染者絕大部分已經發病死亡了。當時還沒有什麼抗病毒藥，隻是讓我們服恩威集團免費提供的中藥“乾坤寧”，每３個月到成都領一次藥，車費由防疫站報銷。服了乾坤寧後，我的身體好了一些。
仔細算一算，我們全家共有７個人感染了艾滋病，成了“艾滋病之家”。２００２年５０多歲的大哥因為出現了帶狀皰疹等並發症，拖了半年，最後死在成都的醫院裏。在他住院期間，引起了媒體的關注，經過記者呼籲後，社會上的好心人捐助了３萬８千多元，但是最後仍然沒有留住他的性命……
防疫站曾告訴我一些關於防止艾滋病毒傳播的知識，大哥的去世和好心人的捐助，讓我想了很多很多。我終於認識到得病後遮遮掩掩並不是最好的辦法，麵對艾滋病應該勇敢地站出來，給全世界做個榜樣，我不怕別人知道我是一名艾滋病毒感染者，我要讓大家明白，艾滋病是可怕的，但艾滋病毒感染者並不可怕，不要歧視我們，隻要懂得艾滋病毒的傳播渠道，這種病是可以預防的。同時，我也要宣傳，感染者們不能自暴自棄，更不能報複社會，而要互相幫助，勇敢地麵對生活。
２００２年以前，資中縣有的幹部對艾滋病毒感染者不夠關心，他們說：“幹我們啥事？我們沒錢！”一些感染者聽了後很反感，甚至嚷著要炸政府。２００２年中英艾滋病防治合作項目在資中縣啟動後，搞起了關懷治療，國家和省上的專家都來到公民鎮，不但解決了一部分藥物，給了我們每個月１３０元的生活費，更重要的是消滅了歧視。省委書記、省長、濮存昕都來過我們這裏，建了“公民家園”，搞了許多宣傳，專家和政府的工作人員們在街頭、在院壩裏、在田邊地頭向老百姓講解，什麼是艾滋病，如何預防，反複強調不要歧視要關愛，還對鄉村醫生和幹部們進行了多次培訓，我和李本才等人也曾被派到北京學習。
如今我也算是一個艾滋病防治工作的“誌願者”吧，我常常去探望感染者們，大女兒１６歲、小女兒１４歲就去廣州打工了，她們每個月給我寄回來２００元錢，我就用這些錢幫助一些感染者，還給兩對感染者做媒，讓他們組成了幸福的家庭。對每一個發病後快要死亡的人，我都進行過幫助。
我多次參加過培訓，也到全國許多地方開過會，講過課。我覺得公民鎮的感染者思想境界是很高的，總是注意著不要把疾病再傳播給別人。前些日子李彬和妻子魏婷出了車禍，警察來救助時，李彬便主動說：“警察，我是艾滋病毒感染者，您要小心一點，不要碰到我的血！” 有一位病人臨死時要求捐獻自己的遺體提供研究，希望為防治艾滋病做出最後的貢獻。針對艾滋病的傳播渠道，我們還給政府提了許多建議。比如賣淫問題，小小一個公民鎮也有幾十個“小姐”，我想和老板們協商，帶這些“小姐”去檢查，並且推廣安全套，如果發現有人感染了，可以及早預防。我覺得自己有這個能力，可以做好這方麵的工作。我們還自編自演排練出了許多有關艾滋病防治的文藝節目，除了在鎮上演出，還多次到成都、宜賓等地，話劇《相互關愛，共享生命》曾經兩次到北京演出，受到了熱烈歡迎。
公民鎮因為賣血感染了艾滋病的人絕大部分已經死亡，今年又死了兩個。近幾年還出現了一些新的感染者，主要是由於吸毒和性傳播。前些日子我們曾接到過某市一位女教師的電話，她是大學生，有一個年幼的女兒，因為酒後一次偶然的出軌，竟感染了艾滋病毒，她不敢告訴丈夫，心裏非常痛苦，隻想悄悄地自殺。從網上看到我們的手機號碼後，便主動和我們聯係。知道她的情況後，我和魏婷等四個人馬上動身去到她所在的那個城市，用自己和其他感染者的親身經曆反複勸慰她、開導她，鼓勵她敢於麵對現實，不要自暴自棄，以後又接她到公民鎮來散心，終於讓她的情緒穩定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