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宣文
改革的年代是思想大解放、觀念大更新的年代；是敢想、敢說、敢做與反對敢想、反對敢說、反對敢做針尖對麥芒的年代；也是更多的人寫雜文與更多的人作踐雜文的年代。但雜文依然是雜文，雜文依然是新時期啟蒙運動的號角，是時代的良心。作為雜文這樣一種直接而迅速地反映社會事變，以短小、活潑、鋒利、雋永為特點的文藝性論文，並不好寫，敢於寫，實屬不易，善於寫，更不簡單，暮遠先生便是兩者兼備頗有成就的一位。
暮遠先生係寧夏回族自治區人民政府幹部，工作在反腐倡廉第一線，大名揚釗，在區外發表作品常用“山狼”之名，意為“一匹來自北方的狼”。他四十剛過，歸屬“貧瘠的土地不長草，聰明的腦袋不長毛”那類頭型，身材精幹而健壯，渾身洋溢著活力，血氣方剛，疾惡如仇，才思敏捷，筆耕勤勉。在我擔任寧夏雜文學會會長的五年中，他一直是最年輕的也是惟一的回族副會長，因而做的工作也最多，他在創作了數百篇雜文的同時，為會員們默默無聞地做了許多實實在在的事情，給我留下極深的印象。
暮遠寫雜文出手很快，涉獵廣泛，感情飽滿，生發自如。他下過鄉，做過工，又在黨政機關捉筆為生，積累了寫作的豐富素材，加之強烈的憂患意識和曆史使命感驅使，有真情而發實感，幾乎平均每周要發表1至2篇雜文。他的雜文有為家鄉的貧困與不幸淒然流淚的；有為教育的喜悅與憂愁奮力呐喊的；有對環境的惡化與人們的漠然痛心疾首的；有對社會現實中的弊端投以深深一擊的；更多的則是直麵形形色色腐敗現象像股股閃電撕破烏雲般的憤怒。正如他的自述：“我常寫一些直陳社會時弊的文字，自以為是一個敢於憤怒敢於直言不為什麼人諱的‘愣頭青’。”（《但為自己諱》）。
暮遠寫雜文愣勁十足，激濁揚清，針砭痼疾，寓意深邃。雖然他深知“有些話是不能說的”，“因為你不但說了也白說，而且會招致自身禍害”（《不能說》），雖然他的文章常經好心的編輯們左砍右削去其鋒芒，但刊登出來後仍然力透紙背。他談到電影《紅櫻桃》受命刪去三場表現納粹暴行的“裸戲”的情節時發出質問，“我還是覺得奇怪，怎麼曆來有人總要從女人的身上替中國的男人們看出他們的邪念和淫蕩呢？是中國的女人多苦難呢，還是中國的男人本就是見了女人就要想到性的色情狂呢？”（《裸體便是色情？》）他針對幾乎千篇一律的“總的形勢是好的，但是……”的八股文作風指出，“該把精力放在‘但是’之後的‘分形勢’上，‘總形勢’你不強調它它未必就不是好的，你強調了它它也未必就會是好的。”（《“總形勢”與“分形勢”》）他從餘秋雨先生麵試研究生時，給不與流俗為伍而質疑莎士比亞作品的考生打高分一事中領悟到，“我們不能將自己的命運由了別人去撥弄，張揚個性，守住自我，才是善待生命的選擇。”（《善待生命的選擇》）他剖析原北京市常務副市長王寶森一麵從事嚴重經濟犯罪，一麵還擔任著北京市反腐敗領導小組組長和（北京）第七屆國際反貪汙大會副主席的現象後，警示善良而本份的人們，“查處腐敗犯罪分子最大的阻力和幹擾，恰是來自那些‘領導’著反腐敗鬥爭的領導者們的身上。”（《誰來領導反腐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