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軍一路走來，經曆過輝煌，深陷過絕境，但最終都依靠全軍上下的英勇奮鬥轉危為安，化逆境為順境。這段路程坎坷又偉大，許多參與其中的人都對它記憶深刻。現在，就讓我們跟隨著這段曆史的見證者一起去回顧那段光輝歲月……
彭德懷：紅軍長征到達吳起鎮
彭德懷，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元勳，中國人民解放軍十大元帥之一。時任紅三軍團總指揮。
從俄界向西北繼續前進時，毛主席每日都是隨一軍團走在前麵，我和葉劍英率中央直屬隊、三軍團走在後麵。白龍江兩岸都是懸崖絕壁，特別是臘子口真是天險，原駐有鄧寶珊一個團防守。第二天經過時，不知昨天我第一軍團這些英雄怎樣爬上這些懸崖峭壁，投擲手榴彈的。被炸死的敵人屍體，還血肉模糊在地，我軍的傷亡不知怎樣。
由俄界經過天險臘子口，到哈達鋪約走了七八天。這一段路雖然不算是草地，但還是半牧的藏族地區，人煙稀少，給養困難，走在後麵的部隊更困難。哈達鋪在岷縣以南三四十裏，是藏、漢族交界地區，但漢人居住地是落後的農業區。此時，五、九兩軍大概約六七千人，隨四方麵軍在阿壩地區；一、三軍團到達哈達鋪各約六千人，中央直屬隊約兩千人，共一萬四千人，體質很弱，行軍時常見道旁有同誌無故倒地就死了！
在哈達鋪約休息了四五天，從報紙上看到陝北有劉誌丹蘇區根據地，很高興。從哈達鋪到保安縣，還有千餘裏，要經過六盤山脈。那時幹部和戰士真是骨瘦如柴，每天行軍，還少不了百八十裏。沿途還必須戰勝敵軍阻擊，尤其是敵騎襲擊。為了充實戰鬥單位，準備繼續戰鬥，部隊需要縮編；為了保存幹部，發展新區，也必須縮編——取消三軍團，編入一軍團。我這提議得到軍委毛主席同意。召集三軍團團級以上幹部會議，說明了縮編和取消三軍團番號的理由。因時間倉促，沒有很好討論。
改編後，一方麵軍改為抗日先遣隊，即陝甘支隊（這是對外的名稱），我為支隊司令，毛主席兼政委。由哈達鋪東進時，戰勝了馬步芳、馬鴻逵、馬鴻賓的騎兵，也戰勝了鄧寶珊部及毛炳文軍，還有東北軍某部。在六盤山高峰消滅了鄧寶珊一個團。經過二十餘天的艱苦奮鬥，才由哈達鋪到達吳起鎮，即陝北根據地的邊境。剛停腳一天，敵騎五個團又追到。毛主席說，打退追敵，不要把敵人帶進根據地。此役勝利了，結束了紅軍英勇偉大的二萬五千裏長征。在哈達鋪整編時一萬四千餘人，到吳起鎮隻剩七千二百人。
有人說：“在一九三五年黨的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同誌在全黨全軍的領導地位以後，彭德懷在大部分時期仍然反對毛澤東同誌的領導，並且在黨內，軍隊內進行分裂活動。”這些莫須有的罪名，究竟有什麼事實作根據呢？是完全沒有事實作根據的。相反，在紅軍到達陝北吳起鎮時，擊敗追敵騎兵後，承毛澤東同誌給以誇獎：“山高路險溝深，騎兵任你縱橫，誰敢橫槍勒馬，惟我彭大將軍。”（標點是我加的）我把最後一句改為“惟我英勇紅軍”，將原件退還毛主席了。從這詩中也可以看出，不僅沒有什麼隔閡，還表現了相互信賴。
——摘自《彭德懷自述》
劉伯承：回憶長征
劉伯承，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元勳，中國人民解放軍十大元帥之一，時任中央革命軍事委員總參謀長兼中央縱隊司令員。
從一九三四年十月，到一九三六年十月的整整兩年中，中國工農紅軍離開了原來的根據地，舉行了震驚世界的二萬五千裏長征。長征中，紅軍斬關奪隘，搶險飛渡，殺退了千萬追兵阻敵，翻越了高聳入雲的雪山，跋涉了渺無人煙的草原，其神勇艱苦的精神，充分顯示了共產主義運動無比頑強的生命力，表現了共產黨領導的軍隊無堅不摧的戰鬥力量。
但是，為什麼要舉行長征？紅軍為什麼能夠勝利地完成這個偉大的壯舉？其中卻有許多經驗教訓值得記取。
一
黨中央六屆四中全會以後，開始了土地革命時期以王明為代表的第三次“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對黨的統治。一九三一年十一月的中央根據地黨代表大會和一九三二年十月的寧都會議，根據六屆四中全會的錯誤綱領，汙蔑毛澤東同誌的正確路線為“富農路線”和“極嚴重的一貫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並改變了中央根據地正確的黨的領導和軍事領導。到一九三三年初，臨時中央因為白區工作在錯誤路線的領導下遭受嚴重損失，而遷入中央根據地，更使錯誤路線得以在中央根據地和鄰近根據地進一步地貫徹執行。
……
在第五次反“圍剿”作戰中，開始時實行了進攻中的冒險主義，洵口遭遇戰偶然獲勝，“左”傾機會主義者更以此為據，陳兵敵區，實行“禦敵於國門之外”的錯誤方針。這時，福建事變發生，敵人被迫調動兵力東下。如果我們善於聯合這些主張反蔣抗日的力量，共同對付蔣介石反動派，這對支持國內日益增長的抗日民主要求會起到極大的作用；同時，軍事上也完全可能趁此消滅一部分敵人，粉碎第五次“圍剿”。可是，“左”傾路線卻斷言中間派別是所謂中國革命最危險的敵人，因而坐失良機。敵人摧毀了福建人民政府，得以從容掉轉頭來，重新壓向根據地。
廣昌一戰，紅軍損失很大。從此，“左”傾路線又實行了防禦中的保守主義，主張分兵把口，因而完全處於被動，東堵西擊，窮於應付，以致兵日少而地日蹙。
最後，又拒絕了毛主席將紅軍主力轉至外線，調動和殲滅敵人、用以保衛和擴大根據地的正確主張，實行了逃跑主義。一九三四年十月，猝然決定離開中央根據地，事前固然未在廣大幹部和群眾中作深入的思想動員，又未作從陣地戰轉為運動戰、從依靠根據地轉為脫離根據地、長途行軍作戰所必需的準備工作，即倉促轉移。
二
開始長征，由於“左”傾路線在軍事行動中的逃跑主義錯誤，繼續使紅軍受到重大損失。當時中央紅軍第五軍團，自離開中央根據地起，長期成為掩護全軍的後衛，保護著騾馬、輜重，沿粵桂湘邊境向西轉移。全軍八萬多人馬在山中羊腸小道行進，擁擠不堪，常常是一夜隻翻一個山坳，非常疲勞。而敵人走的是大道，速度很快，我們怎麼也擺脫不掉追敵。
我軍經過苦戰，突破敵人三道封鎖線後，蔣介石急調四十萬大軍，分成三路，前堵後追，企圖消滅我軍於湘江之側。
麵臨敵人重兵，“左”傾路線的領導更是一籌莫展，隻是命令部隊硬攻硬打，企圖奪路突圍，把希望寄托在與紅二、經六軍團會合上。在廣西全縣以南湘江東岸激戰達一星期，竟使用大軍作甬道式的兩側掩護，雖然突破了敵人第四道封鎖線，渡過湘江，卻付出了慘重的代價，人員折損過半。
……
正是在這危急關頭，毛主席挽救了紅軍。他力主放棄會合紅二、紅六軍團的企圖，改向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前進，爭取主動，打幾個勝仗，使部隊得以稍事休整。他的主張得到大部分同誌的讚同。於是，部隊在十二月占領湖南西南邊境之通道城後，立即向貴州前進，一舉攻克了黎平。當時，如果不是毛主席堅決主張改變方針，所剩三萬多紅軍的前途隻有毀滅。
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開了會議，決定向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前進。部隊在黎平整編後，立即出發，一九三五年一月強渡烏江，打下了遵義城。這時期，行軍作戰雖然同樣緊張，但由於毛主席的英明主張，作戰一直順利，部隊情緒也逐漸振奮。
在遵義休整了十二天。黨中央就在這時候召開了擴大的中央政治局會議。
三
遵義會議集中全力糾正了當時具有決定意義的軍事上和組織上的錯誤。“左”傾路線的領導者，企圖用陣地戰代替遊擊戰和運動戰，用所謂“正規”戰爭代替人民戰爭。這個錯誤的軍事路線，就決定了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並招致了長征初期的嚴重損失。
這次會議，勝利地結束了“左”傾路線在黨中央的統治，開始了以毛澤東同誌為首的中央的新的領導，在最危急的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這是有極大的曆史意義的轉變，正是由於這一轉變，我們黨才能夠勝利地結束了長征，在長征的極端艱險的條件下，保存並鍛煉了黨和紅軍的基幹（力量），並且克服了張國燾的退卻逃跑路線和分裂黨的陰謀，勝利到達陝北，促成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推動了抗日高潮的到來。
……
一九三五年六月，紅軍飛渡大渡河後，在漢源打了一仗，擊潰四川軍閥四個團，旋經天全、蘆山、寶興，翻越了長征途中第一座大雪山——夾金山，占領川西北之大維，懋功等地，與四方麵軍勝利會合。
——摘自《劉伯承回憶錄》
賀 龍：湘鄂贛初期的革命鬥爭
賀龍，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元勳，中華人民共和國十大元帥之一。時任中共湘西前敵委員會書記，工農革命軍第四軍軍長、中共湘鄂西前敵委員會書記、紅二軍團總指揮。
一九二八年一月，湘鄂邊前委組織起來的武裝已有三四千人。同時進占了桑植城，建立了革命政權和中共桑植縣委。這支武裝的來源是：一、利用親族封建關係召集的一千餘人；二、利用舊的隸屬關係召集的也是一千餘人。當然，這些部隊的基礎仍舊是舊的，需要在鬥爭中逐步改造。
四月，國民黨趁我們立足未穩之際，突然派四十二軍一個旅向桑植城和洪家關進攻。由於剛召集的武裝沒有整編，更未得到改造，戰鬥力不強，洪家關與苦竹坪兩次戰鬥均未能把敵人擊退，部隊本身反而遭受了嚴重損失。接著，周逸群同誌回到沙市，領導鄂西特委，組織長江兩岸的革命鬥爭。
……
此後，又經過兩次戰鬥，我軍轉至桑植、鶴峰邊境活動。這期間反動軍隊的壓迫雖然較小，但是部隊內部情況卻非常複雜。那些堅持舊軍隊的作風，或者把親族及其他舊關係與革命軍隊內部關係混同起來，以及受地主、富農家庭影響甚深的人，成了貫徹黨的政策的阻力。前委有鑒於此，決意向這些有害傾向作鬥爭：首先進行改編，正式成立工農革命軍第四軍。同時加強了黨的領導，大隊以上均設了黨代表；加緊幹部和士兵的政治訓練，在士兵中吸收黨員，以期對原有的部隊進行徹底的改造；對於堅持錯誤、違反黨的政策的人，則給予嚴肅處理和教育。經過這樣整頓，工農革命軍才有了新的起色，邁開了革命化的第一步。
……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部隊攻入建始城，繳獲民團槍百餘支，同時招收了一批勞動人民參加了隊伍。後來又收編了農民武裝陳宗瑜部—百人。接著，又打開鶴峰城，建立起工農民主政權，派人四處發動群眾，分配土地，使武裝鬥爭和土地革命結合起來。一九二九年三月，工革命軍第四軍改稱為紅四軍。一九二九年五月，桑植城解放後，我們就有兩個縣城和縣的政權。此外，還在龍山、宣恩、五峰、長陽、石門邊緣，展開了工作，建立了縣、區政權。這是湘鄂邊紅四軍發展史上的轉折點。由於經過一個時期的摸索，到這時單純軍事觀點才被糾正，建設革命根據地的一套做法，才開始懂得一些，而湘鄂邊革命根據地也初具規模了。
至於部隊麵貌，也有相當改變。新的建軍路線——官兵一致、軍民一致的原則已經開始執行。接受了井岡山鬥爭的經驗，連隊普遍建立了黨、團組織，加強了黨對部隊的領導。建立了政治機關，加強了政治工作。在和鄂西區紅六軍會師以前，又堅決進行了幾次“內部轉變”。兵員補充主要是吸收貧苦農民。這樣才把這支部隊，逐漸改造與建設成新型的人民革命武裝。
七月，國民黨派兵一個團進犯桑植。我軍誘敵由南岔渡口過河後，即開始攻擊，迫其背水作戰，將其大部殲滅，並擊斃其團長周寒之。旅長向子雲不甘失敗，又親率該部二千餘人並與一些地主武裝傾巢出犯。我軍埋伏在城外山上，大開四門，誘其深入。當敵人入城後，伏兵齊出，將敵人大部殲滅。向子雲率少數人馬向後逃竄。他們到達赤溪河邊，卻發現船隻已被我軍破壞了。向子雲拉著騾子尾巴泅水逃命，泅至中流，即被洪水吞沒。其殘部除少數向大庸方向逃竄外，其餘或被水溺斃，或在岸邊投降。這是紅四軍建軍以來第一次大捷，繳得長短槍千餘支。事後我們又派出一部分武裝，向大庸、永順、慈利一帶遊擊，並開辟根據地建立政權。
……
一九三○年一月，鄂西特委根據中央指示，組成了紅六軍。它的來源是：以洪潮的柳家集為中心的段德昌、彭國才所領導的遊擊大隊和以白露湖的沙崗為中心的段玉林、彭子玉所領導的遊擊大隊。段德昌、段玉林、彭國才、彭子玉等同誌，多是大革命時期在北伐軍中工作過的共產黨員。大革命失敗後，他們被派回農村與地方黨取得聯係，發展紅色遊擊隊。經過幾次艱苦的起伏的鬥爭，終於建立起小塊根據地。由於實行了正確的政策，加上黨的組織力量較強，群眾條件較好，國內形勢有利，特別是鄂西特委及時采取了把各縣遊擊隊集中領導，統一指揮的有效措施，更促進了鄂西區遊擊戰爭的發展。一九二九年底，段德昌、段玉林部均已擴大到數百人，許多縣份的紅色遊擊隊也成長起來。他們在監利縣汪家橋會師，宣布成立紅六軍，負責人是周逸群、孫德清、段德昌、段玉林、許光達等同誌。
紅六軍成立後不久，即采取逐步推進方針，先後攻占了沔陽、潛江，石首、漢川等城鎮，後來又渡江南下，打下了華容、公安等地，創立了長江南北兩岸大塊根據地，部隊也獲得極大發展，奠定了湘鄂西中心區的鞏固基礎。
這期間，中央紅軍在毛澤東同誌領導下，開辟了贛南、閩西根據地，一九三○年六月，組成了紅一軍團。其他紅色區域，凡是執行了正確路線的，革命事業均有發展。這時，黨的威信提高了，紅軍和革命根據地已成為全國政治生活的中心，從而大大動搖了蔣介石反動政權的基礎。
在這種形勢下，紅四軍與紅六軍組成了紅二軍團。紅四軍改稱紅二軍。渡江東進後，解放了許多城鎮，擴大了武裝割據，紅二軍團發展到兩萬人。
紅二軍團的成立，標誌著湘鄂西革命鬥爭進入一新的階段。它和鄂豫皖、湘鄂贛紅色地區相呼應，構成了對敵人的統治中心城市之一——武漢的包圍。這是黨的、人民革命事業的巨大勝利，是革命的武裝反對反革命武裝的巨大勝利。作為這個勝利的一部分的湘鄂西根據地的創造，是以周逸群同誌為首的湘鄂西黨政軍民團結一致，堅韌努力的結果。但從革命發展的淵源來說，應該追溯到大革命期間毛澤東同誌領導的具有戰略意義的農民運動。這是一條紅線。湘鄂西根據地的創建，是和原有的農民運動的基礎分不開的……
——摘自《星火燎原》第三集
徐向前：成立四方麵軍
徐向前，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元勳，中華人民共和國十大元帥之一。時任紅四方麵軍總指揮兼第四軍軍長。
九一八事變後，全國的政治形勢，處在激烈變動中。
日本帝國主義武裝侵占我東北三省，激起了全國人民的抗日怒潮。中國共產黨發出了全國人民武裝起來抵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號召。廣大群眾和各階層愛國人士，紛紛要求國民黨政府停止內戰，槍口對外，武裝抵抗日本侵略者。但是，代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利益的蔣介石，卻頑固堅持“絕對不抵抗”的賣國政策和“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方針，繼續把槍口對準根據地，一心要“剿滅”工農紅軍。
我們在山溝溝裏，消息閉塞，對外麵的動蕩形勢，了解甚少。根據中央分局的決定，一麵發動群眾進一步武裝和組織起來；一麵整編和擴大紅軍，將紅四軍和剛成立的紅二十五軍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麵軍，準備粉碎敵人新的“圍剿”。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紅四方麵軍在黃安七裏坪宣告成立。
七裏坪，位於黃安縣正北，是個不小的集鎮，鄂東北特區最早的“首府”。有條主要街道，兩旁開著些小店鋪，比較熱鬧，被命名為“列寧街”。西門外的倒水河清澈見底，寬闊的河床鋪滿雪白的碎沙石。紅四方麵軍成立大會，是在倒水河河灘上開的。那天人山人海，鑼鼓喧天，紅旗如林，刀槍耀目；部隊武裝整齊，精神抖擻；周圍的田坎、山坡上，聚攏著無數前來慶賀的群眾。選擇十一月七日這一天在七裏坪召開紅四方麵軍的成立大會，有兩重意義：一是為了慶祝“十月革命節”；二是七裏坪乃當年黃麻起義隊伍首次集合攻打黃安的出發地，因而也是大別山區第一支工農紅軍的誕生地。會前，確定由王樹聲同誌擔任閱兵總指揮，組織各部隊進行了認真的演練……
改編後的紅四方麵軍，由我任總指揮，陳昌浩任政委，轄四軍、二十五軍，共三萬多人……
紅四方麵軍的成立，是鄂豫皖革命根據地發展史上的一件大事。標誌著黨領導的武裝鬥爭，走向新的發展階段。
地方武裝也進一步組織起來，加強了集中統一領導。各縣的基幹武裝隊伍均組成了獨立團，與正規紅軍的編製一樣。所有不脫產的赤衛隊、守備隊，一律改稱赤衛軍。凡滿十八至三十五歲的男子，除地富分子及殘廢者外，均編入赤衛軍。一般大村編為一個排，小村則幾個村合編為一個排，每鄉編一連或一營，每區編一團，每縣編一師，共成立了十五個地方師，分別歸各縣軍區指揮部組織指揮，隸屬於鄂豫皖分局的軍委會。赤衛軍完全是地方軍的性質，不脫離生產。任務是堅持生產，加強軍事訓練，積極協助紅軍作戰，鞏固革命根據地。
兒童和婦女，分別組成兒童團、少年先鋒隊和婦女會。別看兒童團、少先隊是些十來歲的娃娃，作用可不小。村頭路口由他們站崗放哨，盤查行人。娃娃們特別認真，遇上不認識的生人，得要他們交出蘇維埃政府或紅軍開的路條，否則不予放行。英勇的紅軍，是他們心目中的英雄。不管紅軍隊伍走到哪個村裏，都有一群群孩子圍在紅軍指戰員周圍，問長問短，摸這摸那，和紅軍親得不得了。你若是問他們長大幹什麼，他們會異口同聲地說：“當紅軍，打反動派！”每次擴紅，都有許多孩子跑到報名處要求參軍。不讓他們報名，就哭哭啼啼，纏住不放。弄得各部隊沒辦法，陸續吸收了一些。為便於管理，專門編了一個少共國際團，歸總部領導。少先隊和兒童團又是擁軍活動的先鋒。僅一九三一年紅五月的擁軍活動中，他們在共青團的領導和幫助下，就給紅軍送來七千雙布鞋、八千雙草鞋、六千多雙襪底、二百九十多擔糧食，二十多塊銀洋。這些東西，是他們向各家各戶動員、籌集來的。有些孩子甚至從家裏偷錢、偷米、偷麵出來擁軍。“婦女能頂半邊天”，她們除忙生產、家務、帶小孩子外，在婦女會組織領導下積極幫助紅軍洗衣、縫紉、做鞋、護理傷病員、偵察敵情等。有些婦女同男子一樣，也參加軍事訓練，苦練殺敵本領。鄂豫皖根據地的勞動婦女潑潑辣辣，很能吃苦，在保衛根據地的戰鬥中，作了出色的貢獻。
列寧說過，無產階級在奪取政權的鬥爭中，除了組織而外，沒有別的武器。黨和紅軍是這樣，群眾也是這樣。一盤散沙，隻能處在任人分割、各個擊破的地位。組織就是凝聚力，能把各種分散的、個體的力量，收攏、聚積起來，形成強大的戰鬥力。高度的組織性，是無產階級政黨賴以戰勝敵人、克服困難的重要手段。原始社會裏，人們要抵禦洪水猛獸或外族部落的侵襲，也懂得組織起來，一坨一坨的，進行群體活動。現代無產階級，與先進的大生產相聯係，赤手空拳奪天下，就更重視組織的意義。鄂豫皖根據地的黨政軍民，在國難當頭、敵軍壓境的嚴峻時刻，整編隊伍，強化組織，增強力量，有重要戰略意義。
——摘自《徐向前回憶錄》
羅榮桓：秋收起義與我軍初創時期
羅榮桓，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元勳，中華人民共和國十大元帥之一。時任武昌國民革命軍第二方麵軍總指揮部警衛團特務連黨代表。參加秋收起義，跟隨毛澤東上了井岡山。
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敗以後，中國共產黨獨立領導人民，向反革命進行了武裝鬥爭。南昌起義就是黨在這危急關頭，以武裝起義來挽救革命失敗的嚐試。這個起義向全國人民舉起了一麵鮮明的武裝鬥爭的旗幟。接著“八七”黨中央召開緊急會議，堅決地糾正了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決定進行土地革命和武裝鬥爭，號召各地農民進行秋收起義……
秋收起義開始於一九二七年九月九日，在“第三次攻打長沙”的口號下，一團從修水出發，取道長壽街，進攻平江；三團由銅鼓取道東門市，企圖在瀏陽與北上的二團會合，圍攻長沙。起義發動後，收編的丘國軒部突然叛變。毫無防範的一團二營，在長壽街受到該部的襲擊，全被打垮。三團在東門市受到優勢敵人的伏擊，傷亡較大。二團占領瀏陽城後，也被敵人包圍，在突圍戰鬥中損失殆盡。在當時敵強我弱的形勢下，進攻長沙，顯然是一種軍事上的冒險行動，加之沒有廣泛地爭取群眾的配合，和戰術上的分兵，致使起義的部隊遭受嚴重挫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