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世新
1978年，我在清澗縣委宣傳部工作。當年11月中旬，我受縣委委派去籌建毛主席在清澗縣袁家溝的舊居紀念館，準備在12月16日毛主席逝世後的第三個誕辰紀念日開館。
1936年2月，紅軍抗日東征時，毛主席和紅軍總部機關在我縣高傑村鄉袁家溝村居住了15天。在這裏紅軍總部發出了著名的抗日宣言，毛主席寫了《沁園春·雪》的不朽詩篇，並在這裏指揮部署了紅軍東渡黃河。為了搜集這些資料，我在延安革命紀念館劉定保同誌那裏知道，我縣竟有位保衛毛主席的功臣——張瑞岐同誌。回到清澗後，我向縣委建議將張瑞岐作為特邀代表參加袁家溝紀念館開館活動。
1978年12月26日，省、地、縣、鄉、村各方麵的同誌100多人雲集高傑村。在這裏我第一次見到了張瑞岐同誌，高大魁梧的身材，兩眼炯炯有神，雖然年近六旬，一身農民打扮，但舉止談話中還使人不時覺察到老軍人的氣質與機警。那時從高傑村至袁家溝還不通公路，20多裏山路，兩個多小時行程，張瑞岐邊走邊說，向我和劉定保同誌傾訴了他前半生的經曆，幾次說到毛主席，我都看到他抬起袖管抹去眼角的淚水。由此引起了我對張瑞岐的敬慕和同情。我和定保同誌都為張瑞岐惋惜，也為張瑞岐不平，像他這樣對革命曾作出過重要貢獻的老人，晚年生活困苦不堪，黨和政府是應當考慮照顧的。問題能否解決我們心中沒數，但置若罔聞我們將有愧於共產黨員、國家幹部的稱號。第二天分手時，我囑咐張瑞岐回家後，將一切能證明他過去曆史的全部材料拿來，我負責整理向上反映。
1979年1月，張瑞岐帶著他保存了幾十年的資料來見我。由於年久日深，保管不善，那個寫有毛主席、朱德、劉少奇、汪東興、閻長林、葉子龍等人贈言的小小筆記本，已經沒有了封麵和封底，隻剩下薄薄的十幾頁，紙頁蠟黃，殘破不全，就是普通的人也不屑一顧，誰會相信那裏有偉人們的筆跡。毛主席的贈言下不知誰的大筆添上毛主席語錄五個字，劉少奇的名字大約是“文化大革命”中被誰畫上了大叉，幸喜原貌尚存，字跡都還清晰可認。毛主席警衛班黨小組的意見書和中央組織部的黨員介紹信略加裱糊，倒也完好。汪東興、馬樹槐50年代初給張瑞岐的複信基本完整。張瑞歧回憶說，1949年5月他和賀龍在山西靈石分手後，賀老總親筆給他寫了一張路條，可惜回家後已經遺失。張瑞岐還拿來一件米黃色美製卡嘰布軍上衣，說那是他和主席分別時，在主席家中請他吃了一頓飯，主席參加會議不在，是江青、毛岸英陪的客，臨別毛岸英代主席贈送給他的。
張瑞岐是一個淳樸厚道、老實本分的人，從他所有的資料中證實他所談的事情都是實事求是的。他1935年從家鄉清澗縣雙廟河鄉下張家山村加入紅軍，那時他根本沒有想到自己能來到毛主席身邊站崗放哨。1944年因他作戰勇敢，表現積極被選調到中央警衛團當戰士，1945年又被挑選到毛主席警衛班當警衛員，1948年以全票當選警衛班長兼黨小組長，1949年警衛班黨小組在給他個人的意見中寫道：“毛主席對於張同誌的工作滿意而且建有深厚的革命感情。因此大家認為張瑞岐是保衛毛主席的功臣。”意見中還說：“他本人1935年入伍，在部隊在毛主席這裏站崗（警衛）14年，日常安心工作，積極負責，尤其表現在1947年的陝北戰爭中是安心和負責的，甚至毛主席兩次親自要他回家探親，他都以為保衛任務未完，不回家去，嗣後毛主席離開陝北到河北時，張瑞歧同誌自稱一定要保衛毛主席安全進入北平（時為1948年8月3日），今年3月保衛毛主席安全進入北平以後，張同誌也未表現出要求回家或調動工作。”1949年5月間毛主席親自介紹他隨賀龍同誌到西北工作，中間允許他回陝北探親也是經過組織批準的，眾所周知，鄧穎超、閻長林同誌的贈言中說得很明白。途徑山西靈石時經賀龍同意請假回到家中，但未及時歸隊。50年代初他曾受到汪東興、馬樹槐複信的嚴厲批評。李銀橋同誌的回憶文章中說，50年代後期，毛主席還曾要他給張瑞岐寄過錢，解決生活困難，可見毛主席對張瑞岐有深厚的革命感情。張瑞岐已回家務農，毛主席也是知道的。1968年張瑞歧去北京準備親自找毛主席，結果連中南海的大門也進不去，沒有人相信這個滿身土氣的鄉下老頭竟會是毛主席過去的警衛班長，甚至有人以為他是騙子，熱昏了頭胡說八道。從北京回來後，張瑞岐就死心了，一直在家鄉務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