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世界上最古老的表意文字，漢字的形體既有十分嚴謹的規律性，又有異彩紛呈的多樣性。漢字形體的這一特征，為言語交際提供了特殊的表達技巧。早在秦漢時期，讖言就運用了拆字等漢字修辭方式。在中國修辭學史上，很早就有人注意到了利用漢字的形體來增強表達效果的現象。例如，南朝梁代的學者劉勰已認識到漢字形體對視覺效果的影響。魯迅也在《漢文學史綱要》中對漢字形體的美學效果有過闡述：“其在文章，則寫山曰峻峭嵯峨，狀水曰汪洋澎湃，蔽葦蔥蘢，恍逢豐木；鱒魴鰻鯉，如見多魚，故其所涵，遂具三美：意美以感心，一也；音美以感耳，二也；形美以感目，三也。”但是，真正用現代修辭理論來科學闡釋漢字修辭現象，卻是從中國最偉大的修辭學家陳望道開始的。
在中國修辭學史上，修辭學很多領域的研究都比較深入係統，成果斐然；但漢字修辭研究方麵的成果卻極為貧乏。關於漢字修辭的研究，究竟起於何人，始於何時，現在還難以斷言。
在這一章裏，我們將對前人及時賢關於漢字修辭的研究情況進行綜述，以便從宏觀上把握從古至今的漢字修辭研究。
第一節 古代漢字修辭研究
眾所周知，中國古代的修辭理論並不發達，當然就更談不上對漢字修辭進行係統的研究。有關漢字修辭的隻言片語，常常是在討論文學、文章學時偶有涉及。從鄭子瑜、宗廷虎主編的《中國修辭學通史》中，我們能觸摸到人們研究漢字修辭的微略的脈搏，但是，古代的漢字修辭研究，究竟經曆了哪些階段，取得了哪些成果，還有待進一步發掘。在這裏，我們隻是根據已掌握的文獻，粗略地介紹其中一些有一定影響的學者和漢字修辭研究的成果。
一、古代漢字修辭研究的重要學者
古代的漢字修辭研究，雖然涉及的時間漫長，但真正在作品中論及過漢字修辭的學者並不多，比較有影響的主要是劉勰、吳兢、皮日休、葉夢得、陳騤、徐師曾、顧炎武等。
從現有資料來看，在古代的漢字修辭研究者中，涉及較早、影響最大的當推劉勰。誕生於公元五六世紀之交的《文心雕龍》，不僅在中國文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在中國修辭學史上獨樹一幟。劉勰在《文心雕龍》中所體現的關於漢字修辭的理論，具有開風氣之先的重大意義。
劉勰認為：“若夫義訓古今，興廢殊用；字形單複，妍媸異體；心既托聲於言，言亦寄形於字；諷誦則績在宮商，臨文則能歸字形矣。”可見劉勰已明確地意識到了漢字的形體對書麵語言的影響，或者說意識到了漢字的形體對視覺效果的影響。正因為如此，作者在《文心雕龍·練字》篇中才明確提出利用漢字的形體來追求書麵語言表達效果的方法：“是以綴字屬篇，必須練擇：一避詭異，二省聯邊，三權重出，四調單複。詭異者，字體瑰怪者也。曹攄詩稱：‘豈不願斯遊，褊心惡呶’，兩字詭異，大疵美篇；況乃過此，其可觀乎？聯邊者，半字同文者也。狀貌山川，古今鹹用，施於常文，則齟齬為瑕；如不獲免，可至三接，三接之外，其字林乎？重出者，同字相犯者也。《詩》《騷》適會，而近世忌同；若兩字俱要，則寧在相犯。故善為文者，富於萬篇，貧於一字；一字非少，相避為難也。單複者，字形肥瘠者也。瘠字累句，則纖疏而行劣；肥字積文，則黯而篇暗。善酌字者，參伍單複，磊落如珠矣。凡此四條，雖文不必有，而體例不無；若值而莫悟，則非精解。”今天，劉勰所概括的講究字形的四種方法，人們一般都不太去注重它了，人們甚至大逆其地道將他所說的“省聯邊”概括成了漢字修辭格“聯邊”。但是，劉勰比較早地看到了字形修辭的問題，他所倡導的注重漢字的視覺效果的修辭思想，卻成了漢字修辭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思想，對後世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
劉勰還是第一位對漢字的“離合”進行總結的古代學者。離合，是漢字修辭學的一個重要術語，曆史悠久。從現存的文獻看，運用離合方法的作品始於先秦，有兩千多年的曆史，而劉勰對離合的研究，也有1500年的曆史。劉勰在《文心雕龍·明詩》篇中說：“離合之發，則明於圖讖。”意思是說，離合這種修辭方法是從圖讖文字開始的。讖言是秦漢時期一些文人、政客編造的預示吉凶的隱語。劉勰雖未說明離合在修辭上的特點，但是他最早把離合與讖言聯係起來，說明了離合這種漢字修辭方法的緣起。當時的讖言在運用離合方法時，往往較為簡單，隻要稍加提示，便很容易理解。後來人們運用離合時越來越複雜，甚至到了晦澀難懂的地步。針對這種情況，劉勰在《文心雕龍·諧隱》篇中提出了批評：“自魏代以來，頗非俳優，而君子嘲隱，化為謎語。謎也者，回互其辭，使昏迷也。或體目文字，或圖像品物；纖巧以弄思，淺察以炫辭……”此處所說的“體目文字”，據陸侃如、牟世金《文心雕龍譯注》的解釋，就是指運用離合方法所形成的文字。雖然劉勰並未對離合的方法展開說明，但他對“體目文字”運用的弊端所作的批評，對今天人們正確地運用離合這種漢字修辭方法，仍然具有指導意義。
唐代也有學者研究了離合，有的學者還創作了離合詩。唐代吳兢在《樂府古題要解》中討論了離合詩。他認為離合詩“右起孔融，合其字以成文。”他指出離合詩起源於東漢的孔融，同時說明離合詩的特點是“合其字以成文”。現在看來，離合詩是主要運用離合方法的詩，即主要運用離合漢字或離合名詞的詩，既要“合其字”，又要“離其形”；而吳兢隻講組合，未講離析，顯然不夠全麵。嚴格地說，吳兢連組合也沒有講清楚，因為他沒有講明是誰組合，是作者還是讀者？此外，離合漢字的詩不僅用離合法，也用減筆等漢字修辭方式。這些，吳兢也沒有注意到。但他說明了離合詩的起源，為後來的研究省去了很多麻煩。
吳兢最早解釋了《槁砧今何在》這首古詩：“‘槁砧今何在’，槁砧，也，問夫何處也；‘山上複有山’，重‘山’為‘出’字，言夫不在也；‘何當大頭刀’，刀頭有環，問夫何時當還也；‘破鏡飛上天’，言月半當還也。”從吳兢對這首詩的分析可見，他用了離合的方法，但這種方法隻體現在“重‘山’為‘出’字”這一句解釋上。吳兢的解釋說明，要理解作者的本意，就必須把作者已經拆散了的漢字組合起來，或者說，吳兢的解釋隱含了“讀者合”的意思。正如宗廷虎、李金苓在《中國修辭學通史·隋唐五代宋金元卷》中所說，吳兢對《槁砧今何在》有“首釋之功”，同時他關於《槁砧今何在》的解釋還可能對陳望道的析字理論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晚唐皮日休，不僅在理論上重視離合詩，而且自己也創作了離合詩。他在《雜體詩序》中說：“孔融詩曰：‘漁父屈節水，潛若方作郡。’（引詩有誤，引者按）姓名字離合焉。由是離合興焉。”指出孔融離合詩《郡姓名字詩》是“姓名字”的離合，並且認為離合詩是因為孔融《郡姓名字詩》而逐步興起的。這個觀點是正確的。
對離合詩的論述最為詳盡明晰的當屬北宋葉夢得。他在《石林詩話》中說：“古詩有離合體，近人多不解。此體始於孔北海，餘讀《文類》，得北海四言一篇雲：‘漁父屈節，水潛匿方，與進止，出寺弛張。呂公磯釣，闔口渭旁，九域有聖，無土不王。好是正直，女用子臧，海外有截，隼逝鷹揚。六翮將奮，羽儀未彰。龍蛇之蟄，俾他可忘。玫璿隱曜，美玉韜光。無名無譽，放言深藏。按轡安行，誰謂路長。’此篇離合‘魯國孔融文舉’六字。徐而考之，詩二十四句，每四句離合一字。如首章雲：‘漁父屈節，水潛匿方，與時進止，出寺弛張。’第一句有‘漁’字，第二句有‘水’字，‘漁’犯‘水’字而去水，則存者為‘魚’字。第三句有‘’犯‘寺’字而去寺，則存者為‘日’字。離‘魚’與‘日’而合之，則為‘魯’字。下四章類此。殆古人好奇之過，欲以文字示其巧也。”綜觀葉夢得及以前的學者對離合的闡釋，我們不難發現，葉夢得是有史以來第一次對孔融的《郡姓名字詩》作出清楚準確解釋的古代學者。首先，他的分析使我們認識到，這首詩是減筆和離合的綜合運用。雖然他並沒有直接明確地運用減筆這一術語，但是，他運用“相犯而去”的方法與我們所說的減筆有相同之處。其次，他還扼要地指出了古人運用這些修辭手法的心理基礎是“好奇”，而其修辭效果則是“以文字示其巧”。據此，我們有理由認為，葉夢得對《郡姓名字詩》觀察最為細致，解釋最為科學，可以說這是他對離合研究的重大貢獻。
宋代陳騤的《文則》是我國曆史上第一部修辭學專著。這部著作對離合也有所涉及：“字有偏旁，故文有取偏旁以成句……《周禮》曰：‘五人為伍’……凡此皆取偏旁者也。”
陳騤把離合解釋為“取偏旁以成句”，新穎獨特，也從作者運用的角度指出了離合利用漢字形體的本質特征。與“山上複有山”這種“作者離，讀者合”的離合方法對漢字形體的利用相反，“五人為伍”所體現的是離合的另一種形式：“作者合，讀者離”。可見，“五人為伍”實為我們所說的並字。
明代徐師曾在中國修辭史上第一次對離合詩進行了詳細地分類。他在《文體明辨序說》中專門研究了離合詩的類型，認為：“按離合詩有四體：其一，離一字偏旁為兩句，而四句湊合為一字，如‘魯國孔融文舉’、‘思楊容姬難堪’、‘何敬容’、‘閑居有樂’、‘悲客他方’是也。其二，亦離一字偏旁為兩句，而六句湊合為一字，如《別》字詩是也。其三，離一字偏旁於一句之首尾，而首尾相續為一字，如《鬆間斟》《飲岩泉》《砌思步》是也。其四，不離偏旁，但以一物二字離於一句之首尾，而首尾相續為一物，如縣名、藥名離合是也。”徐師曾所說的四類離合詩，前三類是漢字的離合，屬於漢字修辭，而第四類是名詞的離合，不是漢字修辭。當然，徐師曾的分類也有不足，主要表現在分類的標準不一，因而形成交叉現象。準確地分類，應該是兩個大類，一類是離合漢字，另一類是離合名詞。然後分出小類。這樣分類才不至於互相糾纏，從而有效地避免分類上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現象。
清代學者顧炎武把離合所概括的語言事實稱為析字，並且肯定了析字可以用於詩歌當中。他在《日知錄》（卷二十七）中談道：“太白詩有《古朗月行》，又雲‘今人不見古時月’（《把酒問月》）。王伯厚引《抱樸子》曰：‘俗士多雲：今日不及古日之熱，今月不及古月之朗’（《困學紀聞》卷十八；《抱樸子·外篇》卷三《尚博》篇），是則然矣。而又雲：‘狂風吹古月，竊弄章華台’（《司馬將軍歌》），又曰：‘海動山傾古月摧’（《永王東巡歌》）。此所謂‘古月’則明是‘胡’字，不得曲為之解也。……或曰：析字之體，隻當著之讖文，豈可入詩乎？‘槁砧今何在？山上複有山’，古詩固有之矣。”應該說，顧炎武所列舉的例證如“狂風吹古月”、“海動山傾古月摧”中的“古”、“月”是漢字“胡”的拆分，“山上複有山”中的“山”、“山”是漢字“出”的拆分，都是單純的標準的離合，都體現了“作者離，讀者合”的形式特征。與以往的學者不同的是，顧炎武沒有用離合，而是用析字來概括這種漢字修辭方法。從已掌握的資料來看，顧炎武是較早地提出析字的古代學者。由於顧炎武等把“作者離，讀者合”這種離合形式稱為析字，而且對陳望道把析字格列入《修辭學發凡》中的38個辭格之一產生了重大影響，此後，析字這一術語的影響逐步地超過了離合。很多人隻知道析字，對離合卻不知道或不甚清楚。用我們的觀點看，顧炎武所說的析字就是拆字。
二、古代漢字修辭研究的特點
古人關於漢字修辭的論述可能不僅僅是我們前麵所列舉的這些內容。但是，這些關於漢字修辭的論述無疑是古代漢字修辭理論中比較重要的論述。在此基礎上，我們將對中國古代漢字修辭理論進行一些宏觀的描述。
（一）古代的漢字修辭理論是不成係統的
綜觀中國古代的漢字修辭理論，雖然有不少有影響的學者對它進行了討論，但往往是零敲碎打、隻言片語，尚未發現有關漢字修辭理論方麵的專論。這些零碎的關於漢字修辭的言論主要是在論述文章學、文藝理論時附帶涉及的，如劉勰的《文心雕龍》主要是一部文藝理論著作，在闡述文學創作的規律時涉及到書麵語言的視覺效果問題。有的則是在討論某一具體作品時提及的，如對《槁砧今何在》《郡姓名字詩》中離合現象的解說和闡釋。與“字法”、“句法”、“章法”等修辭理論相比，漢字修辭理論是極為薄弱的，中國古代關於漢字修辭的理論往往是隻言片語，一帶而過，或者說是點到為止，不再展開。因此，盡管中國古代關於漢字修辭的理論不乏真知灼見，能給後來者以巨大的啟迪，但它畢竟缺乏鞭辟入裏的分析，因而也就不可能是係統的，甚至也很難說是科學的。當然，這決不意味著它是毫無價值的。正如錢鍾書在《讀〈拉奧孔〉》中所說：“眼裏隻有長篇大論，瞧不起片言隻語……那是淺薄的看法……”
（二）中國古代的漢字修辭理論是混沌的
縱觀中國古代的漢字修辭理論，除了劉勰在《文心雕龍·練字》篇中比較清楚地解釋了字形修辭的四種方法之外，其餘關於析字、離合等漢字修辭方法，基本上都沒有詳細的闡釋，致使什麼是析字、什麼是離合、析字與離合有什麼聯係和區別、離合詩與漢字修辭的關係等問題，很難在古代漢字修辭理論中找到完整而準確的論述。甚至連析字這種被認為是極為重要的漢字修辭手段，它有什麼樣的特征、有什麼樣的功能、如何利用漢字的形體等，在中國古代漢字修辭理論中也沒有科學的闡述。當然，中國古代漢字修辭理論的這種混沌現象與古人治學的方法有著極為密切的關係。
（三）古代學者所說的“煉字”，不是漢字修辭
翻開中國古代的學術著作，論及煉字的學者比比皆是。唐·盧延讓有“吟安一個字，撚斷數莖須”的說法；朱熹提出“作文自有穩字”；黃庭堅強調“無一字無來處”；沈義父在《樂府指迷》中強調“下字遣其雅”，“用字不可太露”，“語句須用代字”，“詠物忌犯題字”；嚴羽提出“下字貴響，造語貴圓”……表麵上看，古代的修辭理論涉及到用字的方方麵麵。細而察之，就不難發現，古代是把“字法”與“句法”、“章法”相提並論的，其中所謂各式各樣的字法，實際上大多數是運用詞語進行修辭的方法，所謂“下字”實為“遣詞”。而有的所謂用字之法，更是修辭格的運用了：如沈義父的“語句須用代字”，實為用典、借代、比喻等修辭方式的運用。可見，古人所說的煉字之法，不是我們今天所說的漢字修辭。
第二節 現當代漢字修辭研究
在現當代，與漢語修辭的繁榮和發展相比，體現中華文化特征的漢字修辭研究仍然是很薄弱的。但是，相對於古代漢字修辭研究來說，現當代的漢字修辭研究卻有了較大的發展，曹石珠的《漢字修辭學》和《漢字修辭研究》正是這一發展的集中體現。這裏，我們將通過一些有代表性的論著來闡述漢字修辭研究的現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