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一章 漢字修辭概述(上)(1 / 3)

第一節 漢字修辭的含義

漢字修辭是一種特殊的修辭現象。那麼,什麼是漢字修辭呢?漢字修辭是以漢字的形體為物質形式、以漢字的形體為利用材料、以漢字的形體為思維工具的修辭現象,是一種非語言要素修辭現象。要深入理解漢字修辭,必須正確認識以下四個方麵的特征。

一、漢字修辭是以漢字的形體為物質形式的修辭

我們知道,漢語修辭大多以語音為物質形式,它們可以不依靠漢字的形體這種物質形式而存在;而漢字修辭卻必須依靠漢字的形體這種物質形式而存在。

說漢字修辭是依靠字形這種物質形式而存在的,是說離開了字形,把它們轉換為語音這種物質形式,漢字修辭將不複存在。它包含兩層意思:

其一,倒字等漢字修辭方式,一旦轉換成語音這種物質形式,將喪失漢字修辭方式的資格。

其二,拆字等漢字修辭方式,雖然可以轉換成語音形式,但必須是在漢字文化背景下的轉換;離開了漢字文化這個背景,也是不能轉換的。

二、漢字修辭是以漢字的形體為利用材料的修辭

修辭總是要利用一定的材料的。陳望道在《修辭學發凡》中曾說:“……修辭所可利用的是語言文字的習慣及體裁形式的遺產,就是語言文字的一切可能性……語言文字的可能性可說是修辭的資料、憑藉……”語音修辭以語音為材料,詞彙修辭以詞彙為材料;而漢字修辭則是以漢字的形體為材料的,它既不利用字音,也不利用字義。

陳望道的《修辭學發凡》在討論了消極修辭不“關心”聲音、形體本身之後說:“但積極修辭卻經常崇重所謂音樂的、繪畫的要素,對於語辭的聲音、形體本身,也有強烈的愛好。”“可見,一切的積極修辭都是對於形式本身也有強烈的愛好:對於語辭的形、音、義,都隨時加以注意或利用。”作為區別於語音修辭、詞彙修辭、語法修辭而自立門戶的漢字修辭,正是一種崇重漢字形體、隻以“形體本身”為材料的修辭,是利用漢字獨特形體而形成的獨特的修辭現象。

三、漢字修辭是以漢字的形體為思維工具的修辭

20世紀中後期,人們已逐步認識到,語言是思維的主要工具,但不是思維的唯一工具。人類的思維實踐已經證明,人們用來思維的工具還與人們的工作特點有關:“物理學家、數學家進行高度抽象的思維時是借助了抽象的公式和符號的。”(郭穀兮《語言學教程》)音樂家借助於音樂符號進行思維;畫家借助於光、線條、顏色進行思維;而運用漢字的形體進行修辭活動的人們,必須借助漢字的形體進行思維。

四、漢字修辭是一種非語言要素修辭

所謂語言要素,是指語音、詞彙和語法這三種語言因素。那麼,漢字修辭,從其利用的材料看,是否屬於語言要素呢?如前所述,漢字修辭所利用的材料是字形。毫無疑問,字形是漢語書麵語不可缺少的重要組成部分,沒有漢字的形體,就沒有漢語書麵語。但是,從語言要素理論看,漢字的形體卻不屬於語言三要素中的任何一種要素。就是說,漢字的形體雖然對於漢語書麵語極為重要,但它畢竟不屬於語言三要素。因此,隻能把字形稱為非語言要素。如果我們把利用語言要素的修辭稱之為語言要素修辭,那麼,利用字形這種非語言要素的修辭,就隻能叫做非語言要素修辭了,而由非語言要素修辭所形成的修辭現象,也就是非語言要素的修辭現象了。

當然,長期以來中國修辭學界很多學者隻承認語言要素修辭,即使到了21世紀,也有一些學者不太情願承認非語言要素修辭。如果對近幾十年來的修辭研究進行反思,我們以為,不承認非語言要素修辭,這恰是中國修辭學界的一個大大的失誤。在我們看來,盡管語言要素理論對一般的語言現象有較強的解釋能力,但是語言要素理論畢竟是一個“外來妹”,她既帶有對以拚音文字為載體的書麵語的偏好,也帶有對以漢字為載體的書麵語的無知。以這種不完全符合漢語言文字實際的理論來研究以漢字為載體的書麵語和具有鮮明特征的漢語修辭,那就必然忽視漢字對漢語的能動作用。長期以來,很多學者都對漢字修辭視而不見,恰恰是因為受到了語言三要素理論束縛的緣故。事實上,中國最偉大的修辭學家陳望道是極力主張非語言要素可以修辭的,其重要著作《修辭學發凡》足可證明:他從漢語言文字的特點出發,提出的“語言文字的可能性可說是修辭的資料、憑藉”,“積極修辭卻經常崇重”、“形體本身”等,都體現了修辭應該利用非語言要素的觀點;同時他還在《修辭學發凡》中詳細地討論了析字,在“辭的形貌”一節中專門討論了幾種非語言要素修辭現象。可以肯定地說,陳望道已經在理論與實踐的結合上充分地證明了非語言要素可以修辭的觀點,隻可惜後輩學者大都未能準確地理解、完整地繼承陳望道的修辭思想。從這樣的認識出發,我們根據陳望道的修辭思想,在對漢字修辭進行係統而深入的總結時發現,漢字修辭以舉世無雙的修辭方式、以獨特的藝術魅力和無可辯駁的理由表明,陳望道的修辭思想是非常正確的——非語言要素可以修辭。

需要說明的是,以上四個方麵的特征是有主次之分的,以漢字的形體為修辭利用的材料,是漢字修辭的本質特征,其餘三個特征都是由這個本質特征派生出來的。如果抓住漢字修辭的本質特征,給漢字修辭下一個簡單的定義,那麼,可以簡單地表述為:漢字修辭是利用漢字的形體來增強語言表達效果的修辭現象。

第二節 漢字修辭的地位

漢字修辭是漢語修辭的一部分,也是漢語修辭的一個分支,具有一定的獨立性。同時,漢字修辭又可以構成獨特的言語形式。因此,漢字修辭是一種處於輔助地位的特殊的修辭現象。

一、漢字修辭處於輔助地位

語言要素、非語言要素都是修辭選擇的材料。利用語言要素構成的修辭,是語言要素修辭;利用非語言要素構成的修辭,是非語言要素修辭。那麼,作為非語言要素修辭的一部分,漢字修辭與語言要素修辭在地位上是半斤八兩,還是有主次之分呢?我們認為,漢字修辭處於輔助地位。

(一)從修辭手段的豐富性看,漢字修辭處於輔助地位

修辭手段的豐富性,是一種語言表達能力的重要標誌,也可以看做是衡量某一類修辭手段地位的標誌。漢語是一種高度發達、極富魅力的語言,其修辭手段十分豐富。但是,如果將語言要素修辭與漢字修辭進行比較,語言要素修辭手段極為豐富,與漢字修辭手段數量較少的這個特點則可以明顯地展現出來。

其一,從修辭格的數量看,由語言要素構成的修辭格很多,由字形這種非語言要素構成的漢字修辭格很少。不必諱言,漢語中到底有多少個修辭格,目前恐怕還很難準確地表述出來。當然,這並不妨礙我們對語言要素構成的修辭格與非語言要素構成的修辭格在數量上進行比較。從唐鬆波、黃建霖主編的目前收錄修辭格最多的《漢語修辭格大辭典》中可見,包括漢字修辭格在內的漢語修辭格共計156個,而漢字修辭格僅有析字、聯邊、圖示等少數幾個。曹石珠的《漢字修辭學》是專門研究漢字修辭的學術著作,該書擬定的漢字修辭格最多,但也隻有9個。可見,語言要素修辭格比漢字修辭格要豐富得多。

其二,從非辭格的修辭現象看,由語言要素構成的非辭格修辭現象很多,由字形這種非語言要素構成的非辭格修辭現象很少。在漢語中,非辭格的語言要素修辭現象非常豐富,甚至可以說是數不勝數。比如巧用動詞、形容精當、反義對照、同音替代、成語活用、詞語換序、同素相應、語體變異、調整音節、協調平仄、合轍押韻……至少有幾十種之多。而非辭格的漢字修辭現象,目前隻有曹石珠的專著《漢字修辭研究》所概括的2種:利用偏旁相同的漢字和利用字形相近的漢字。可見,從豐富性看,非辭格的漢字修辭現象與非辭格的語言要素修辭現象,簡直是不可同日而語。

需要說明的是,漢字修辭隻是非語言要素修辭的一部分。實際上,非語言要素修辭還包括標點修辭、圖符修辭和排列修辭。但是,即使把所有的非語言要素的修辭現象與語言要素修辭現象進行比較,得出的結論仍然是:前者比較貧乏,後者極為豐富。就是說,從豐富性的角度看,語言要素修辭處於主導地位,非語言要素修辭處於輔助地位。那麼,作為非語言要素修辭的一部分,漢字修辭當然也是處於輔助地位了。

(二)從修辭手段的常用性看,漢字修辭處於輔助地位

一般來說,如果某種修辭手段是常用的,那麼它的地位是比較重要的;如果某種修辭手段是不常用的,那麼其地位相對來說就不那麼重要。在漢語修辭這個大家庭中,並非每一種修辭手段都是常用的。因此,從是否常用這個角度來考察,也可以從一個側麵發現各種修辭手段的不同地位。當然,修辭手段的常用性,不是一成不變的。某種修辭手段在曆史上是常用的,而當今卻可能變成不常用;某種修辭手段在曆史上是不常用的,而當今卻可能變得常用;這些情況都是客觀存在的。這裏,我們將不從曆史演變的角度來考察修辭手段的常用性,而僅僅從當下實際運用的情況來考察修辭手段的常用性。

其一,從整體上看,語言要素修辭手段是常用的,而漢字修辭手段是不常用的。我們知道,隻要是以語言文字為交際工具的交際活動就一定有修辭。從人們長期的修辭實踐來看,隻要是有修辭活動存在,就一定有語言要素修辭存在;不論是口語還是書麵語,不論什麼語體,也不論作者水平高低。如果要說有什麼不同,那就是運用哪種語言要素修辭手段,以及運用語言要素修辭時所體現出來的有高有低的水平。根據我們的觀察,在一般的修辭活動中,不運用漢字修辭手段是常見的,而不運用語言要素修辭手段卻是不可能的。對於很多人來說,一輩子都可能不運用漢字修辭手段,卻一定要運用語言要素修辭手段。

其二,調查顯示,語言要素修辭手段是常用的,而漢字修辭手段是不常用的。我們曾對一百多位漢語言文學專業三年級的大學生進行過問卷調查,結果顯示,98%的大學生不知道漢字修辭,更沒有運用過漢字修辭手段。我們還對漢語言文字學碩士學位點的20位研究生進行過調查,結果基本相同。但是,他們百分之百地知道語言要素修辭,百分之百地運用過語言要素修辭手段。兩相比較,語言要素修辭手段的常用性與漢字修辭手段的不常用性,一目了然。

其三,抽樣統計結果表明,語言要素修辭手段是常用的,漢字修辭手段是不常用的。根據粗略地統計,《三國演義》運用漢字修辭的例證是6個,《紅樓夢》運用漢字修辭的例證是5個,《西遊記》運用漢字修辭的例證僅為2個;對240萬字的《魯迅全集》進行統計,發現《魯迅全集》較多地運用了借形,少量地運用了減筆,但運用漢字修辭的例證總共也不過二十多個。而上述這些文學作品中所運用的語言要素修辭手段則是隨處可見,甚至可以說是難以數計。此外,我們還統計了人教版小學一年級到高中三年級共12個年級24冊語文教材,統計結果顯示,除了周立波《娘子關前》等少數幾篇課文用過變形等漢字修辭手段之外,絕大多數都沒有運用漢字修辭。當然,某一個作家用不用漢字修辭手段,有一個個人愛好、情趣和學識問題,中學語文課本還有一個選編者的觀念問題;但是,眾多作家的眾多作品中都很少運用漢字修辭手段,那就隻能說明漢字修辭手段遠不如語言要素修辭手段那麼常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