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的法國結構主義和符號學家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的《法蘭西學院符號學講座就職講演》是一篇出色的演說詞，其中關於高等學院那世外桃源般的議論，十分投合現代社會中日趨邊緣化的知識分子的口味。他說：“如果輪到我來對學院進行解釋的話，我將說，在學術機構領域內，它是曆史的最後策略之一，榮譽通常是權勢的一種損耗。而在這裏幹脆是權勢的消除，是權勢鞭長莫及之處。在這裏除了研究和說話別無他務。我想說，這就是高聲地談論他的研究夢想，而不必去判斷、選擇、推進，不必屈從於某種有指導的學術活動，目前來說，這是一種巨大的，幾乎是樁不甚公平的特權了。”
我國大學裏的知識分子當然不像羅蘭·巴特說的那樣瀟灑輕鬆。具體生活壓力自不必說，即使清心寡欲，“高聲地談論他的研究”也大半是一種不易實踐的“夢想”；20世紀以來，無論是民族的生存危機，或是意識形態或商品經濟的權力話語，都曾使平靜的校園失去平靜。特別是在這個務實的時代，當遠大精深的思想追求降格為一種生存的方略，當對高貴精神情懷的向往轉為一種膨脹的物質欲望，似乎無需叩問人的遠景和未來，隻管“現世主義”地“瀟灑走一回”的時候，選擇“研究和說話”作為自己的職業，不能不以為有些堂·吉訶德的色彩。
但是如果允許我重新選擇職業，我想我仍然會毫不猶豫地選擇“研究和說話”這一行當。盡管有大學為“學問進步”服務的宗旨，“學問與人生等價”的價值觀早已過時，大學的目標已從培養精英轉向培養社會操作型技工，我仍然眷戀那古老而美好的觀念。當然，這與其說是對“過時”觀念的眷戀，不如說是多年人生體驗後的認同。無論如何，對於精神和思想來說，大學過去是，現在依然是一片最具時間和空間馳騁的廣袤之地。
選擇文學和喜歡大學院牆內的生活，於我都是一回事。隻有在社會政治經濟的邊緣地帶，才有可能於人生諸多的限定與不自由中，贏得心靈的自由；才有可能不像獨眼龍一樣隻注目於經濟指數的增長，進而重新肯定精神和思想的價值。雖然從傳統社會“儒家在本朝則美政，在下位則美俗”（荀子）到當代“皮毛理論”的盛行，知識分子從政治文化的中心地帶不斷向邊緣滑落，思想文化的影響力，日漸式微。但我仍然固執地認定，在產值利潤和衣食住行之外，還有人道和人心，傳統人文精神的轉化、現代科學精神和民主文化的重建、公民社會的個人覺醒和知識分子的角色自明是諸多問題中的關鍵點。不是甘於寂寞或不甘寂寞的問題，而是自身是什麼，做什麼和怎麼做的問題；是麵對不斷邊緣化的趨勢，能否在邊緣尋求立足之地和開拓自己存在空間的問題。
幾千年來我們一直生存在文化中心主義的曆史語境中，當中心與邊緣的位置調換之後，文化人不斷被拋出政治經濟結構的中心，不僅失去了萬人景仰的輝煌，而且他們的價值也不再作為社會的至高無上的價值。是順應社會風尚的變化，還是把握住曆史變遷中恒定的部分，在危機和挑戰麵前做出積極主動的反應？知識分子麵臨著嚴峻的考驗。麵對種種內心焦慮和精神失調，我真想說，在近現代中國，真正對文化發展做出建設性貢獻的人，不是各個曆史階段的“明星族”，而是自覺自明的邊緣知識分子。從章太炎、王國維、梁啟超、胡適、魯迅、陳寅恪、顧頡剛，到金嶽霖、巴金、沈從文和錢鍾書，與其把邊緣處境看成“被拋”和“失落”現象，不如以為是現代知識分子的本位皈依，在邊緣站立，更能以智力上的自治，人格上的獨立，在社會文化諸問題中，發揮清理、甄別、預測、建構的功能。同時，邊緣位置更能使知識分子不帶偏見地麵對時代、曆史和現實社會，體現真正的社會良知和文化良知。真的，邊緣是必要的距離和高度，如德勒茲·柯塔利所說：“假如作家置身其脆弱社區的邊緣，更能表現另一個潛在的社區，塑造另一種意識或感性。”
意識到現代社會的多元性，認同自身的邊緣地位，既是一種社會角色的自我意識，也意味著價值向度和話語姿態的自我調整。研究、說話和寫作，不隻是獨立、自由對權勢的抗爭，同時也是不使別人屈從自己的平等態度，從而真正把思想的表達變成一種自由、平等的對話。文化工作者的使命，不就是通過自由、平等的對話，爭取心的理解、同情和升華嗎？
1994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