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層的“內鬥”
故宮“十重門”並稱，但“門”與“門”之間並非處於同一層麵，細加分析，失竊、錯字、建福宮、哥窯瓷破損、屏風被浸泡這五樁係2011年的新事件，“瞞報門”、“封口門”、“拍賣門”、“古籍門”、“逃稅門”這五門其實是翻老賬。可以說後五樁事件包括屏風受損一事，都是借故宮之“熱”而被抖出甚至被挖出來的。所以發展到後期，不時有“內鬥”、“陰謀論”等風聲流傳，這並非無根之說。
比如，《京華時報》收到的那封使用故宮博物院專門信封、署名“故宮職工”的舉報信矛頭直指副院長陳麗華。財新網《故宮又有重要文物被損壞》也訪得一位知情人：“這位知情人表示，故宮瞞報文物損壞，瞞報的其實不是文物，而是內部利益關係。……這位內部人士還說，目前故宮很多職能部門的管理者，缺乏文物管理素質。”甚至後幾重門中，所有的爆料都隱隱指向同樣的目標。
無論是出於利益還是出於公憤，“知情人”在借助媒體推動內部隱秘而曲折的鬥爭，而媒體對這種內部爆料自然極其歡迎，二者互惠互利，將宮門內的鬥爭搬到了報紙和網絡之上。《三聯生活周刊》的報道《故宮的“多事之秋”：想象與現實》一文寫得直接：“關於藏品的諸多爆料出處何在，鄭欣淼和故宮內部很多人心知肚明，隻是不願說破。”不管動機如何，如果“三重門”時，故宮是由外而內被人闖入了大門，那麼到了7月後，則是由內而外大門洞開。
其實，仔細分析這些被翻出來的老賬，很多並不確然。但因係知情人爆料，不確然的老賬也可成為最新的新聞。
“知情人”，有人稱之為“深喉”，他們洞悉事件的真相，為新聞媒體爆出更多常人難以了解的內部消息。但問題是，在中國，這個“深喉”能有多深？比如，龍燦的“知情人”所爆之料大體方向皆對，但細節都不精準。如哥窯瓷是做科研測試時被儀器壓裂，而非如其在微博上所言“提庫時被摔碎”。財新報道中，爆出“窗花門”的“知情人”也難以提供更多的證據，記者在文末隻是說“但願是那位友人錯了，那些美麗的窗欞還完好如初”，可文章一出，沒有讀者真正會去考證那幾扇窗花的下落，他們隻會覺得痛心並感到憤慨。
“故宮”報道中出現了那麼多“知情人”，所爆之料水平低下、浮誇片麵，也許隻是道聽途說，但往往這種“一分真、九分假”的消息最後會有“九分真、一分假”的接受效果，讀者最容易生發的觀感就是“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信了”。這樣的“知情”並未促進真相的公開，反而將公眾引向一種黑幕的閱讀趣味。優秀的媒體會分析其可靠性並且不以孤證為例，但更多的媒體是隻要和報道對象曾有一丁半點關係的都可用來“知情”一下。“知情人”這種本來保護線人的匿名方式，反倒成為一種不用為報道真實性負責的最佳借口，隻要打出“知1情人說”的招牌，某種言下之意就是“與我無關”。
“知情人”是我們知道真相的最佳途徑，同時也成為最大阻礙。故宮事件亦是如此，龍燦的哥窯爆料為真，有助於我們了解故宮的某些真相；可之後的幾重門，更多地被染上了借“知情人”搞內鬥的色彩，媒體和有心人士互助互利一拍即合，消息滿天飛，貌似告訴了讀者故宮的內幕真相。但真是如此嗎？還是，讀者和輿論成了被利用的“槍”。
輿論的“風口”
此次故宮事件中，處於輿論風口浪尖、最受衝擊的是故宮博物院院長鄭欣淼。
在故宮醜聞頻發時，一條微博被大量轉發：“台灣周功鑫，女，輔仁大學法國語文係學士，中國文化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碩士，法國巴黎第四大學藝術史與考古學博士。北京鄭欣淼，西北大學黨政專修科畢業，曆任陝西省委研究室主任、省委副秘書長、中央政策研究室文化組組長、青海省副省長、國家文物局副局長、文化部副部長等職。”這一條有關兩岸故宮博物院院長經曆對比的微博，讓鄭欣淼名聲大顯，隻不過這並非善名。在這條微博的語境中，兩岸院長的高下之別，似乎不言而喻。一位是鑽研藝術史的專業人士，一位是黨政專業出身的政治人物，誰更適合故宮這類文化單位，民眾心中自有情感和判斷傾向。
故宮醜聞接踵發生，媒體和民眾自然將炮火對準了這位“外行管理內行”的故宮院長，鄭欣淼先生麵臨公眾的集體質疑，如果說公眾要討個說法，這位黨政出身的院長絕對是一個好靶子一沒有人會去關注、考證鄭欣淼究竟做過什麼，他的出身、背景就已是他的原罪。
鄭欣淼是故宮第五任院長，而在他執掌故宮之前，故宮掌門之位已經空缺十二年。像故宮此類文化單位的“一把手”係由上委派，但十二年都未能找到級別、資曆等方方麵麵皆合適的人選，令人確實感故宮宮門之深。
鄭欣淼對於自己入主故宮之後的經曆，總結得很簡單：“故宮的百年大修，第七次藏品清理，提出‘故宮學’研究，兩岸故宮交流和故宮的國際交流。”細察之下，並不輕鬆，“故宮大修”是近百年來規模最大的一次修繕，期間屢有爭議；藏品清理這一“摸家底”工作，將故宮文物數量增至一百八十餘萬件；“故宮學”學術理念提出後，辦刊辦會；2009年，在他和周功鑫兩位院長的主持之下，兩岸故宮博物院首次牽手，在台北故宮博物院合辦雍正大展，引起極大轟動；而現在法國盧浮宮的故宮大展，隻是與盧浮宮合作的一個開端。至於籌辦規劃專業展廳，舉辦書畫、陶瓷等方麵的高規格展覽（如最著名的武英殿書畫展），探求文物“藏”與“展”之間的平衡之道；成立古陶瓷研究中心等機構（此次哥窯瓷受損的檢測實驗室即隸屬於古陶瓷研究中心），嚐試文物研究新途徑等內部改革，都已經是更為細部的東西了。
可以看出，鄭欣淼並非一位不作為的執政者；甚至可以說，執掌故宮九年，鄭欣淼致力於將故宮改造成更為學術化、專業化的博物館，力圖去除的正是故宮之商業化。故宮前任院長張忠培先生評價鄭欣淼：“他是個文化人，在官員層麵，更是當之無愧的文化人”、“這個院長沒有選錯人”。連故宮第一爆料人龍燦也在文章中說：“老師評價現任院長鄭欣淼時說，‘他是一個好人’。一些專家在聊到鄭時，也基本持同樣的評價。這顯然在很多人的意料之外。”一個在媒體和網絡之上普遍遭到質疑和非議的鄭院長，卻在熟知內情的故宮和文物界相關人士那裏獲得極大好評，這一反差，正如龍燦所言確實“在很多人意料之外”。
作為官員，鄭欣淼仍然是神秘的，不能輕下斷語，隻有經過更長的時間才能評判其在故宮的各種作為。但一個被不少人誇的“好人”，在網上卻成為最大的“罪人”、“惡人”，這裏，“人”已經不重要，做過什麼不重要，真相不重要，隻有“符號”是重要的。作為個人的鄭欣淼，也許工作勤勉、備受同人讚同；但作為故宮院長的鄭欣淼，其最初的被委任方式已經足夠網友將其否決。處於輿論“風口”的鄭欣淼，還是驗證著故宮事件的輿論“真相”：那就是真相不重要。
信息越多，真相越少，爆料越多，真相越遠，成了故宮事件的獨特輿論景觀。而媒體和輿論“一邊倒”的報道傾向，則是有關故宮輿論最鮮明的特色。二者交織，成就了故宮的現有輿論：那麼多消息和那麼多爆料，多數隻是為了證明故宮的不堪。門後的“真相”如何，早已不是要關注的對象了——雖然所有人都口口聲聲要求真相。
故宮之困VS輿論之失
故宮“十重門”，表麵上顯示的是故宮的醜聞，可這醜聞實乃故宮和輿論共同造就。“十重門”的出台，媒體在其中起到了巨大之作用，若無媒體與爆料人的合作，故宮醜聞不至於此。因此，要討論“十重門”，必須花開兩朵，各表一枝：故宮是什麼樣子，而輿論又是怎樣運作的。
我們還是首先回到故宮。排除掉種種不實傳聞後，故宮2011年“十重門”中最致命的是失竊和哥窯瓷受損，也即鄭欣淼院長所說：“我認為，失竊和瓷盤損壞是重大責任事故，集中反映了我們管理工作的漏洞和失職。”海恩法則指出：“每一起嚴重事故的背後，必然有二十九次輕微事故和三百起未遂先兆以及一千起事故隱患。”海恩法則也許並非全然適用於文物安全工作，但這一提法仍有其合理性，故宮現行的管理思路必然存有某些隱患。“有時博物館忙於準備展覽、擴充地盤和學科領域、擴大宣傳、募集資金，以至於其基本工作或職責反而成為陪襯。的確，在某些博物館，多數工作人員都似乎忽視了這一點：收藏。”博物館培訓的典範之作《新博物館學手冊》中的這段話，也許恰能為故宮的作為和失誤做出最點睛的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