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先秦文學
概述
原始社會的文學，多為口頭創作，它起源於生產勞動，又在生產勞動與現實生活中不斷得到豐富和發展。其記載，體現在兩個方麵：一是新石器時代石器陶器的圖紋、色彩；二是古人的記述。石器陶器的圖紋、色彩，反映了古人在勞動過程中對自然深刻的觀察力和高度的藝術創造力，也體現了古人的審美觀念；古人的記述，則具體展示了原始文學藝術的內容和藝術特色。其內容多與生產勞動有關：有的歌詠草木五穀生長，祝願生產順遂；有的反映與自然作鬥爭，表現人的力量與願望；有的反映了原始宗教意識。古代神話傳說，多為封建時代的文字記載，其思想內容和藝術形式，堪稱原始文學的精華，表現了古代人類對自然現象乃至社會現象的理解和解釋，體現著人們戰勝自然、戰勝敵人的願望和力量。廣為流傳的神話傳說有“女媧補天”“誇父逐日”“黃帝戰蚩尤”“嫦娥奔月”“鯀禹治水”“精衛填海”等。其中奇特的想像、動人的情節、優美的情感、磅礴的氣勢、堅忍的意誌、頑強的精神，無一不體現著古代勞動人民驚人的藝術天才。古代神話傳說，對後世文學影響很大，被譽為“浪漫主義的源頭”，後世的詩歌、小說鬼怪作品以至民間故事，多受其啟發而自有特色。伴隨著文字的產生，我國書寫文學開始萌芽。甲骨文多用於占卜記事，其中不乏文筆較好的句子，而“易卦爻辭”則略具文學意味，有比喻，有描寫，還有比興手法，其中有些記述堪稱《詩經》之前的詩歌。《尚書》是我國散文的開端，是第一部記敘文和論說文的文集，內容多為誓詞、文告、告誡和記事。在記事方式、敘述條理、遣詞造句、運用比喻、表達情感等方麵，都體現了散文在當時的進一步發展。《詩經》是我國第一部詩歌總集，按音樂體製分為風、雅、頌三部分。
風是地方樂調，“十五國風”即十五個不同地方的民歌。雅者正也，是西周王室所在地的樂調。大雅為較純正、較古老的王室樂調，小雅多為受國風影響而創作的王室樂調。頌包括讚美歌和祭歌，有《周頌》、《商頌》、《魯頌》。祭祀活動是古人重要的文化活動和政治活動，祭天、祭地、祭祖宗，讚美英雄，頌揚盛德，企盼順遂，其內容涉及經濟、政治、軍事、宗教各個領域。《詩經》內容豐富，思想意義純正，反映了社會生活的方方麵麵。其中反映尖銳階級對立、揭示深刻社會矛盾的詩篇，是國風的最強音；反抗兵役勞役，渴望和平安定，則表達了勞動人民的共同呼聲；反映戀愛生活的詩，無論憂喜得失、離合變化，大都感情誠摯健康。《詩經》開創了我國古代詩歌的現實主義傳統，描寫現實生活，表現各階級、階層人的生活感受，真實反映了現實事物。其愛憎情感，滲透在生活場景的描繪中。尤其是一些聯係政治、針砭社會，反剝削、反壓迫的作品，反映了當時社會的本質現象。《詩經》在敘述狀物方麵，大量運用賦比興手法，獲得了顯著的藝術效果，對後世詩詞歌賦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戰國時代的散文和詩歌，代表著先秦文學繁榮的實績，也奠定了中國封建文化的基礎。“散文”是相對“韻文”而言的，除詩歌外，記人記事、說理說明的文章，均屬散文範疇。這個時期的散文，主要有曆史散文和諸子散文。
詩歌則以楚辭為代表，其發展過程，可分為三個時期：
（1）戰國初期。從春秋末年起，文化從官府下移，私人著述之風興起，諸子中出現了《論語》、《墨子》、《老子》，初顯其文學價值。曆史散文方麵，出現了“文史巨著”《左傳》。這個時期的散文，多用口語入文，明白曉暢，文學水平有很大發展。特別是《左傳》的敘事，特點突出，成就很高，成為史傳文學的首部傑作。
（2）戰國中期。這一時期，各國階級矛盾更加尖銳，互相兼並也更加激烈，思想家都在盡力探索當前迫切的問題，加之各國統治者爭中失敗以後，以詩歌為戰鬥武器，寫出了以偉大作品《離騷》為核心的一批詩歌，奏響了“楚辭”的最強音。
（3）戰國末期。兼並戰爭的結果，六國日弱，秦國日強，逐漸吞並諸國。思想家們努力為新王朝的統一作準備，《荀子》、《韓非子》應運而生，其文學價值主要表現在抽象說理的大幅度發展上。曆史散文，出現了《戰國策》這樣的重要作品；詩歌方麵，繼屈原之後，出現了宋玉等一批楚辭作家，以描寫細致、鋪陳盡力延攬人才，“士”的階層活動加劇，“百家爭鳴”出現全盛局麵。諸子中出現了《孟子》、《莊子》這樣的傑出著作，文學價值很高。偉大詩人屈原，也出現在這個時期。他在政治鬥藻麗見長。戰國時代文學的總體特色是緊密結合政治鬥爭和學術論爭。
其具體特色表現在以下幾方麵：
第一，感情激越，鬥爭性強。思想家們盡管各有偏見，卻都自認為是真知灼見，在攻擊論敵、鼓吹自己主張時，個個激情飽滿。屈原的詩，是政治鬥爭的產物，其見識之超前、精神之感人、情感之熾熱，當在眾家之上。
第二，辭藻華麗，文章宏麗。戰國中期的排比，發展為戰國末期的鋪張，都為充分表達充沛的感情，進而運用奇特的設想，詠物抒情，發展為浪漫主義手法。《莊子》用了浪漫主義手法，《楚辭》成為浪漫主義的代表作。辭藻的華麗，增強了篇章的宏麗，有效地服務於作者的表情達意。
第三，比喻精妙，狀物論理。諸子散文中比喻豐富；曆史散文中，行人辭令，遊說之辭比喻更多。其共同特點是多用於說理。比喻用於描寫，要求“形似”，即惟妙惟肖；用於說理，務必“神似”，即理通易懂。上述散文中比喻的運用，大都“形神兼備”，且新穎別致。屈原以《離騷》為代表的詩歌，比喻更加精彩——有的狀物，有的抒情，有的說理，還有些比喻，集狀物、抒情、說理於一體，且明喻、隱喻、博喻等手法多樣並用。
第四，寓言豐富，辭巧理深。寓言從比喻中獨立出來以後，成為完整的故事，其中許多佳品，成為文學精華的要件。諸子散文和《戰國策》裏豐富的寓言，旨在闡明哲學道理或政治見解。用寓言說理，一則可避免忌諱，使人願聽；二則辭采光鮮，讓人愛聽；三則深入淺出，令人聽懂。哲學道理，麵對大眾，也麵對論敵；政治見解，講給同列者，更講給敵對者。它們都能收到如意效果，足見寓言說理的威力。
此外，藝術形式上的豐富多彩和富於獨創性，發展速度上的迅猛，也是這個時期文學的重要特色。漢魏六朝的文體，全都源於戰國。許多哲學流派，屈原的獨創精神，典範的文學作品，兩千多年來，一直有著深遠的影響。
詩經
《詩經》產生的確切年代已難以考定，一般人們論定大約作於西周初年至春秋中葉（前11—前6世紀）的500年間。其中收錄有305篇詩歌，都是配樂演唱的樂歌。《詩經》以風、雅、頌分類編排。《風》即十五國風，如《周南》、《召南》、《邶風》、《衛風》、《鄭風》等，共160篇。《雅》分為《小雅》、《大雅》。《小雅》74篇，《大雅》31篇，共105篇。《頌》包括《周頌》31篇，《魯頌》4篇，《商頌》5篇，共40篇。《詩經》言情狀物，采用賦、比、興手法，具有顯著的藝術效果，對後世亦產生了深遠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