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去年九月號的“新書錄”報道《曾國藩全集》出版，文中有句話：“……有時或令人覺其恂恂有儒者之風……雖然這絕非作者的全麵。”
小學生時代常常看到，有的人家並不喜歡讀書，卻少不了有一部《曾文正公家書》。上四馬路“文化街”去，這書更是隨手可得，從掃葉山房石印本到什麼一折八扣的鉛印本。文正公的大人物形象便在心中印下了。
這形象的起變化，當然同曆史知識的增長有關，但還有一個原故，是知道了有些我不能不痛恨的人，對曾氏是奉之若神明的。其中便有那個自封中山信徒，對異己者不論是“密裁”還是公開屠戮都心不動手不軟的“委座”。
一個人總是從正、反、側等多方麵長知識，長見識。後來又讀過一些資料，曾氏這個“矛盾人物”的形象又多麵化了。這個恂恂儒者，精義理善詞章，又是以書生而“操殺人之業”的實幹家，對於牽製曆史車輪的運轉，他起了並非不足道的作用。滿漢統治者尊崇他是毫不足怪的。可怪者辛亥革命以後他那影響並沒有消失，儼然還是許多人心龕中的聖哲！
幾年前看到一則有關曾氏的掌故，頗有些悚然，但隨即便又深愧自己頭腦簡單大驚小怪了。
那是從民國時人黃（秋嶽）的《花隨人聖庵摭憶》中發現的。記的是一八六四年天京陷落前夕曾氏三通家信之事，都是寫給乃弟國荃的。曾老九是攻打天京的清軍的主角。《花隨》作者說：
“以行世本校之，有一通未輯入，餘二通皆經刪改。”
這不予輯入和刪改，正是大有文章！
其中四月二十日夜的那封寫道：“……餘意欲奏請李少荃（按即李鴻章）前來金陵會剿。”——但他又覺得這樣辦有利有弊。利在李部洋炮多，可以早日把天京攻下，省卻乃弟的心血，而弊在李“氣焰頗大”，怕曾國荃受氣，且李部淮軍“騷擾驕傲”，“恐欺侮湘勇，克城時恐搶奪不堪”。因此又“不願請來與弟共事……特此飛商……若情願一人苦掙苦支，不願外人來攪亂局麵，則飛速複函。餘不得弟複信，斷不輕奏先報”。
行世的《家書》整篇刪而不錄的就是這封。這原故無須猜詳，信中氣味同“盡忠謀國”的公開形象未免不大吻合！
第二封信，五月十六日的，堪稱“要害”，不能不多抄原文：
夜來又細思，少荃會剿金陵好處甚多。其不好處不過分占美名而已。後之論者曰……少荃克蘇州，季高（按即左宗棠）克杭州，金陵一城（按即曾國荃）與荃各克其半而已。此亦非甚壞之名也……如弟必不求助於人，遷移日久，肝愈燥，脾愈弱，必成內傷（按：曾國荃當時“心血虧損”，病得不輕），兄弟二人皆將後悔，不如及今決計，不著痕跡……
接下去便出現了令人不寒而栗的三個字。請看：
少荃將到之時，餘亦必將趕到金陵會剿，看熱鬧也。（著重號自然是筆者加的。）
《花隨》中說明：“案此信刪一百零九字。尤妙者‘看熱鬧’三字節去。”
另一本筆記，瞿兌之的《人物風俗製度叢談》中有與此相同的記述。
五月十七日的第三封信，仍是商量此事，後來刪去二十二字。
盡管曾氏苦心勸說，後來會剿之事並未實現。李軍沒來，攻克金陵的“美名”便歸曾國荃獨享了。
且聽《花隨》作者對這件公案作何議論。雖然邏輯頗奇，卻又反照出景仰曾氏者的心態，也值得一抄：
“文正欲令李文忠援其弟而又慮分功生隙。其心事曲折，此三書和盤托出。吾人與其嘲為天人交戰，勿寧佩其謀國之至忠”。“文正欲借助淮軍正以其有大炮之故。諸帥忌嫉，湘淮相輕……而文忠已逆知忠襄（按即曾國荃）不欲他人攘其功，卒托詞炮不宜於夏，謝不往，非隻為忠襄，乃為文正也。”
在頂禮膜拜者心中，偶像雖偽亦善。反正，“經”與“權”都掌握在聖賢們手裏。
雖為賢者辯，他卻又並不為尊者諱，而且情不自禁地說出了“尤妙者……”這種皮裏陽秋的話。但我們完全信得過他，無中生有，厚誣他心目中的“中興名臣”，那是決不會的。這三通信的原跡，據雲是從曾老九後人手中流散出去，為羅叔章其人所得了。至於校閱過《花隨》書稿的瞿兌之（即瞿蛻園），他嶽母是曾氏的女兒。他的記述也不大可能失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