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照
在計劃經濟時期，為了加快工業化建設，國家一方麵運用行政手段，如通過強製性糧食統購統銷和工農產品剪刀差，將農業剩餘轉化工業積累；另一方麵限製農村人口向城市遷移，以維持資本密集型城市大工業的發展。改革開放以來，在計劃經濟時期所形成的城鄉有別的戶籍治理、勞動用工和社會福利製度在相當程度上被沿襲下來，盡管一些地方進行了戶籍製度改革，但這些改革因為隱藏在背後的社會福利等諸多因素，需要支付的社會成本較高，進展還不大，因而城鄉居民在就業機會和社會福利水平事實上的不平等還未根本改變。城鄉之間的戶籍壁壘，兩種不同資源配置製度，導致了兩種體製下居民生活的差距。
改革開放後，沿海地區獲得了發展，大量內地農民上田，離家謀生。農民進城工作叫作農民工，雖然工作的權利得到一定的保障，但卻經曆了諸如欠薪、暫住證、戶籍、社會福利、子女教育等問題的深刻困擾。在城市管理者或政府看來，農民工就是臨時的、廉價的、耐勞的勞動力，淡忘了農民工對城市社會上生活所帶來的正麵影響，以至於改革開放三十年了，還沒有解決農民工身份、戶籍等問題。於是千百萬農民隻能像候鳥一樣，春節前回家，春節後出來，形成了巨大的“鍾擺式移民”，形成了所謂的“民工潮”，也造成了目前中國南方的“民工荒”。他們為社會創造了巨大財富，卻無法享受到所在城市的公共資源，形成了一個奇特的社會問題。
我關注這種社會現象，因為從某種意義講，我也是農民工之一。但寫這篇文章，是談歐陽杏蓬的散文集《廣州讀本》，因此，言歸正傳。歐陽杏蓬是來自湖南永州在廣州生活的農民工作者，已經出版過一部散文集《以孤獨的名義》。散文通常不為現代人所重視，他寫得好，寫得不好，都毫無例外的沉沒。雖然如此，歐陽杏蓬並沒有放棄，而是筆耕不綴，在異鄉陌地堅持著寫作。他的工作跟寫作沒有多大的關聯，他近年一直做項目策劃，在策劃方麵所取得的成就或所帶來的利益，遠遠大於他的寫作。現在，他把他記錄在廣州、潮陽、深圳生活的文章集合成冊，名曰《廣州讀本》，準備出版。《廣州讀本》，顧名思義，是描寫作者在廣州生活的文學作品。歐陽杏蓬在寫作時，很注重題材的選擇、語言的鍛煉和寫作的視角，思想獨特，不人雲亦雲，語言精致，有詩歌的質感，表達準確，結構自然，獲得了相當多讀者的喜歡。
作為農民工，歐陽杏蓬對二元體製下的生活有切身體會。我曾經看到過風凰衛視對歐陽杏蓬的采訪，他對鳳凰衛視記者說，其實我們沒有過高的要求，沒有奢望所工作的城市把我們和當地人一樣一視同仁，我們隻希望我們的子女，能有象當地孩子一樣，有平等的受教育的權利。我們這一代人是探索者也是犧牲品，但城市的進步、經濟的發展最終依賴的是我們的下一代，他們的父輩努力半生，也許換不來一絲話語權，但這個城市的美好明天靠的是那些本地和外來工的子女們的共同努力，希望他們不再有隔核，能真正站在一條起跑線上，公平的迎接生活和未來的挑戰。作為70年代人，我理解歐陽杏蓬心中的憂慮和焦急，這一代人的孩子，正做著留守兒童，一邊麵臨著生活的考驗，一邊挑戰著教育。如果現在能為農民工解決孩子的教育問題，將為社會的發展消除相當多的隱患與問題。
歐陽杏蓬在很多文章裏，都描寫過戶籍問題帶給外來工的深刻心理陰影，其中代表性最強的是《深圳：一條大路上的海闊天空》和《在世俗與詩意裏的天河棠下》。在《深圳：一條大路上的海闊天空》中，歐陽杏蓬寫道：“那些日子我沒有暫住證。我清晰的記得在深圳寶安某個鎮某個出租屋，門都快被踢爛的時候，我們三個大男人都不敢吱聲，而且盡量想像老鼠一樣躲起來。門被踢出了一個窟窿。我們沒反應，他們相信了，那屋子沒住人，或今夜沒住人。他們走了，我們的心才放下來。黑暗裏，我相信我們三個的手心裏，都是汗。我們沒有犯罪，我們幹幹淨淨，卻沒有人理會這些，他們隻要暫住證，或者辦暫住證的錢。”在《在世俗與詩意裏的天河棠下》又是另一種情景：“我當時在大周末雜誌社工作，住城中村，對麵即使是治保會。治保會的樓不高，卻讓我心有餘悸，2001年的一個春晚，我被兩個製服人員夾著帶進去過，與數百人混雜在一起，為辦暫住證，打電話四處求錢。那場景，猶如一次世紀災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