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庭湖保安湖田誌》問世前的研究情況
從明嘉靖年間開始，特別是清道光、鹹豐年間以後，長江之荊江段河道形勢大變，北岸諸口盡塞，南岸“四口”先後形成或擴大，洞庭湖由“長江的水袋子”變成了“長江的沙袋子”，洞庭湖區及其影響所及的長江中下遊水患逐漸加多、加大。自此，地理、水利、農業、水產、氣象、環境保護等各界的專家學者，政界的有識之士，以及洞庭湖區的村夫野老，麵對洞庭湖如此嚴竣的形勢，莫不迫切關注，莫不焦慮不安。人們開始一改從先秦以來一味對其美麗、博大、富饒的謳歌、讚歎，而對它的災害、變化進行反思、探索和爭論。
明隆慶《嶽州府誌·水利考》所載華容人陳士元撰寫的《華容水利議》，當推為研究洞庭湖的第一篇專門文章。該文最早考察了洞庭湖水患的由來及其危害，在湖南最早言及湖田的形成及其“湖田”一詞的含義。清乾隆時期，洞庭湖的水利問題開始為朝廷和高官所關注。清乾隆年間前期，湖南巡撫楊錫紱、陳宏謀、喬光烈分別於乾隆十二年（1747）、乾隆二十八年（1763）向清廷寫出奏折，痛陳洞庭湖水患的嚴重性，力主“禁止圍湖造田”；乾隆皇帝三寫朱批：“依議”、“所辦甚是”、“甚是，所議可行”，並責成地方官員和水利各官不時查察。此可視為洞庭湖早期研究。
清道光年間的陶澍、萬年淳、魏源，清同治、光緒年間的嶽陽人黃海儀、任鶚，分別寫出《洞庭湖誌》、《湖廣水利論》、《荊江洞庭湖利害考》、《行舟要覽》、《洞庭湖水利私議》。此乃官府要員及民間私家係統研究之始，其研究領域拓展到了湖泊的演變與治理。
清宣統元年（1909）九、十月，湖南谘議局召開第一屆會議，審議湖南巡撫岑春蓂提交的《疏湖案》、《湖洲水道案》，數十名議員各抒己見、激烈論辯，並推曾繼輝為主審詳細審議，曾繼輝主審後撰寫出了《湖南谘議局湖工審查報告書》。此乃洞庭湖研究過程中，政府出麵征詢議事機構意見，專家學者進行百家爭鳴之始，不過研究所及仍局限於水利一事。
《洞庭湖保安湖田誌》概況
《洞庭湖保安湖田誌》，原名《保安湖田誌》，又名《湖田誌》、《洞庭湖保安湖田誌》，湖南省新化縣人曾繼輝修纂，民國四年（1915）刊刻於新化縣維山鄉遁園之輟耕樓。全誌二十四卷，七十萬言，此後不曾重刊。該誌問世之後，一直為政界、學術界所高度重視。民國十一年，時任湖南省長兼湘軍總司令的譚延闓，在其《曾月川先生六十壽序》中稱：“所撰《保安湖田誌》，疆理斯土者，至今奉為圭臬”；民國二十五年，學者彭文和撰寫的《湖南湖田問題》一書，即將其作為信史，多處引用該誌的稟、劄。時至今日，亦多有專家學者潛心研究。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黃永豪先生、中山大學人文學院鄧永飛先生，便從不同的層麵、視野研究了該誌，並分別撰寫、發表了長篇論文：《清末湖南洞庭湖區垸田開墾初探——〈保安湖田誌〉個案研究》（見香港教育圖書公司1999年出版的《華南研究》第二輯）、《近代洞庭湖區的湖田圍墾與地方社會——以〈保安湖田誌〉為研究中心》（見中山大學人文學院2000年選編的博士生論文）。《洞庭湖保安湖田誌》，有著如此強大的生命力和影響力，關鍵在於它具有重大的史料價值和社會價值。
以成書的時間言，該誌是洞庭湖的第二部誌書，比陶澍、萬年淳等訂正、刊刻的清道光五年《洞庭湖誌》晚出60餘年，但對《洞庭湖誌》作了重要賡續，無愧於《洞庭湖誌》姐妹篇的稱號。它記述了許多因時間關係《洞庭湖誌》不曾言及的史事，具體、詳細地反映了清鹹豐二年（1852）藕池潰口以後洞庭湖出現的驟變、巨變；同時，最早記述了清朝政府對其圍湖造田所采取的從極力壓製到容忍、鼓勵的態度和政策，揭示了洞庭湖治理與國勢強弱的內在原因；記述了近代洞庭湖區圍湖造田的曆史過程及其所充滿的種種糾紛、矛盾、衝突，揭示了洞庭湖自然麵貌的變遷，以及地方社會中各種人群、團體的參與、爭奪、糾葛、訴訟。此外，該誌對湖區的許多地片、湖洲、垸田的滄桑之變還有曆史的個案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