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兒是一種跨民族、跨省區、跨國度流行的民歌。其主要流行區域（簡稱“流域”）：北起前河套及騰格裏沙漠邊緣，南至渭河上遊及洮河中上遊，東起毛烏素沙漠邊緣，西接日月山與河西走廊。橫跨甘、寧、青三省區的四五十個縣市，麵積約40萬平方公裏。此外，還有兩個花兒“飛地”：一個是位於天山山脈東段北麓的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轄3市5縣，總麵積9．39萬平方公裏）；另一個是位於天山山脈西段的吉爾吉斯斯坦、哈薩克斯坦和烏茲別克斯坦交界的東幹族聚居區—一據證實，東幹族中普遍傳唱花兒並有花兒會舉行。如果加上這兩個“飛地”，範圍就更廣闊了。這個廣闊流域沿古絲綢之路自東向西呈多點集散的條帶狀輻射趨勢，大體在東經85°～108°，北緯34°～44°之間，處於地球六大板塊之一的亞歐板塊中心位置；主要流域，在我國第一級階梯與第二級階梯的結合部，屬青藏高原向黃土高原過度地帶。從總體上看，這一區域四周大山環抱，草原荒漠廣布，地勢高峻，地形複雜，溝穀縱橫，黃土與岩石裸露，由於距海遙遠，因而幹旱少雨，氣溫年較差、日較差大，為典型的溫帶大陸性氣候。
花兒作為“處於一定的相互聯係中的與環境發生關係的各組成部分的總體”，是由諸多相關因素組織起來的一個開放的空間係統。它的各部分總是處於活動的相互作用的狀態之中，因而又總是在不斷地發生著流變。所以，把花兒投入到人類文化發展史乃至精神文明史這個大的係統中，從自然地理學和人文地理學等多方麵做考察研究，是很有必要的。
一、縱橫交錯：源遠流長的曆史文化——關於彩陶與宗教
從已發掘的遠古文化看，花兒流域及其輻射帶在很久以前就形成了縱橫交錯的文化網絡。最著名和最有代表性的為馬家窯文化，1923年首先發現於洮岷花兒流行區的甘肅臨洮縣馬家窯村。馬家窯文化是仰韶文化向西發展的一種地方類型，出現於距今5700年前的新石器晚期，曆經三千餘年的發展，有馬家窯、半山、馬廠等類型，傳播範圍很廣、影響極深，在六盤山花兒流行區的寧夏西海固和甘肅武山、天水、秦安、清水以及黃河上遊包括湟水、大夏河沿岸都有發現。馬家窯文化以彩陶器為代表，圖案之多樣、題材之豐富、花紋之精美、構思之靈妙，是史前任何一種遠古文化所不可比擬的。最常見的紋飾有卷草紋、蝌蚪紋、蛙形紋、水波紋、漩渦紋等，各種神奇的圖紋和對比的幾何形狀給人以強烈的波動感。特別是在平行線紋中綴上一些奇妙的黑點，使之有了原始樂譜的藝術效果，而繪有5人一組手拉手舞之蹈之的畫麵，更是我們研究原始藝術不可多得的實物資料，反映了花兒流域遠古人類傍水而居的真實生活和善歌善舞的藝術才能。與此同時，在黃河上遊、渭河上遊及涇河沿岸還發現了中原仰韶文化和馬家窯文化遺存交叉間雜的情況，這說明遠古時期這兩個文化區在時空上的關聯和生活習俗上的某些共同之處。
其次為半山—馬廠文化。半山文化和馬廠文化是兩支獨立的考古學文化，年代約在公元前2500年～2000年之間：半山類型文化發現於甘肅和政縣半山地區，以洮河、湟水流域為分布中心；馬廠類型發現於青海民和回族土族自治縣馬廠塬，主要分布在湟水流域。彩陶主要紋飾為鋸齒紋、網紋、螺旋紋、波浪紋、同心圈紋、回紋、鉤連紋等。從器形紋飾上看，有極為明顯的影響關係和繼承發展關係，可見花兒流域的遠古氏族部落間相互交往的密切關係。
再次為辛店文化。辛店文化於1923年～1924年發現於甘肅臨洮縣辛店村，年代為公元前1400年～700年之間，主要分布於甘肅蘭州西南部及青海東部古代羌人生活地區，即黃河上遊的洮河、大夏河、湟水流域交彙地帶。辛店文化彩陶中有不同的花紋特征與組合形式，以雙鉤紋、S紋、太陽紋、三角紋為主，還有少量的動物紋——犬紋、羊紋、鹿紋、蜥蜴紋等。值得注意的是一閃即逝的雷紋和太陽紋在辛店類型的出現，證明花兒流域的原始藝人已有了相當敏銳的藝術感覺和捕捉形象的能力；而人與動物混合的象形紋飾，則顯示了逐步繁榮的畜牧業在氏族部落經濟生活中占有的重要意義。
無論是馬家窯類型還是半山—馬廠類型或辛店類型，它們所形成的犬牙交錯的跨文化傳通現象不僅有濃厚的地域色彩和自己完整的藝術體係，而且與花兒及其三大體係在分布範圍、文化特點等方麵有十分相似之處。我無意說它們之間就存在直接的血緣關係，但絕不能忽視共同的空間背景所包含的某種誘發和傳承因素。
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指出：“任何曆史記載都應當從這些自然基礎以及它們在曆史進程中由於人們的活動而發生的變更出發。”研究西部曆史文化，特別是研究花兒流域及其輻射帶的曆史文化，更要緊緊抓住這種“活動”及其“變更”問題。當然不僅僅是原始彩陶文化，曆史上部落間的戰爭和民族遷徙也在花兒流域“人們的活動”中占有重要地位，它們既造成社會結構的嚴重動蕩，又往往是“野蠻的征服者總是被那些他們所征服的民族的較高文明所征服”，最終發展成為痛苦的民族融合運動——一方麵在消滅，另一方麵在生成；一方麵在彼此鬥爭，另一方麵又在進行新的組合。但不管怎麼說，自秦漢起中國基本上實現了統一，並且屢屢出使西域，開創了內引外聯的通道；自唐以後又加強了對西部地區的控製，絲綢之路更加活躍，經濟文化交流日益頻繁。這些都體現了國家與民族逐步走向文明的主流和大趨勢，它們必然會對包括花兒在內的西部文化特色、文化精神的形成乃至發展產生深遠影響。
我們再來看花兒流域多民族對宗教文化的兼收並蓄問題。
一般地說，對花兒流域影響最大的是佛教和伊斯蘭教，其次是道教。回族、東鄉族、撒拉族、保安族信仰伊斯蘭教，藏族、土族、裕固族信仰佛教；漢族對宗教信仰既不具有全民性又比較疏淡，常常表現為三心二意，漢地佛教、藏傳佛教、道教兼而有之。從傳入花兒流域的時間看，佛教（指漢地佛教）在先，道教隨後，伊斯蘭教最晚；從宗教地理分布及影響力與教民的構成情況看，佛教與伊斯蘭教幾乎可以說不分上下。
我們從星羅棋布的文化遺址和現存的眾多宗教建築上，也能感受到花兒流域及其輻射帶的宗教文化氣氛之濃烈。如舉世聞名的敦煌莫高窟、天水麥積山石窟、永靖炳靈寺石窟、固原須彌山石窟、中寧石空寺石窟、甘穀大象山石窟，再如著名格魯派（黃教）的青海湟中塔爾寺、甘肅夏河拉卜楞寺、青海互助佑寧寺和被譽為“道教第一名山”的甘肅平涼崆峒山以及集道教、佛教（藏傳佛教）於一體的寧夏大武口武當廟等，大大小小的廟宇佛塔不計其數。而與此相映成輝的是伊斯蘭教清真寺等宗教活動場所，這些清真寺建築較早的為元末明初。據1991年調查，僅寧夏就有大小清真寺2200多所，平均每寺擁有教民700人左右。由此推測，花兒主要流域現有清真寺至少在1萬所以上，應該說密度不小。
宗教與民族屬於兩個範疇，而事實上兩者之間又存在密切關係，宗教還往往成為民族文化區域形成和劃分的重要依據之一。其一，多種宗教文化、多種信仰在花兒流域並存，它們具有錯綜複雜的影響作用；其二，伊斯蘭教的影響遍及河湟花兒與六盤山花兒流行區，藏傳佛教格魯派（黃教）的影響主要在靠近藏區的河湟花兒流行區，而漢地佛教和道教的交互影響則在洮岷花兒和六盤山花兒流行區；其三，花兒會多在名山佛寺周圍舉行，說明花兒的形成和傳播與佛道雜交的浪漫主義思想影響可能有一定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