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男護士各得了我給的二十個福林，便殷勤小心地把他用擔架擔下樓來。到了醫院，我又給病房日班和夜班護士各二十個福林，請求她們看護他。她們向我承諾，她們會每隔半個小時去看看病人。第二天是星期日，我可以去看他。他雖然有開口說話的能力，卻沉默不語。他鄰床的病人偷偷告訴我，那兩個護士根本就沒有踏進病房來瞧他一眼——考慮到她們有一百七十個病人要照看，也就不足為怪了，而且大夫們也不屑去給他檢查，隻是說星期一要給他會診。鄰床的人說，用這種辦法處置星期六上午送來的病人是他們的習慣。
我想找頭天值班的護士問一下情況，但找了半天也沒找到，隻找到星期天的值班護士，我也塞給她二十個福林，求她時不時進去看看我父親，我還要求見大夫，因為我在家裏已經把一張一百福林的鈔票裝進一隻信封。她告訴我大夫被叫到女病房去給一位患者輸血了，但她勸我不要急，她會把情況代我向大夫講的。我回到病房，父親鄰床的病人一再要我不用著急。既然值班大夫沒有時間檢查我父親的病，我也就沒有機會塞錢給他了。明天病房大夫來了，他們才有時間給我父親檢查。
“我還能為您做些什麼？”我問父親。
“不需要，謝謝。什麼也不需要。”
“我去為您買幾個蘋果吧？”
“謝謝你。我不需要。”
我們的談話到此終止，實際上我想與他溝通，但一時之間，又不知從何談起。我問他是不是覺得身上什麼地方痛，他卻回答說哪兒也不痛，於是我再也想不出該問他什麼了，我們隻好麵麵相覷。我們之間的關係一向很羞怯，而平時我們之間主要是談事實，任何發生在頭一天的事實，第二天它的意義便縮小到零。我們也從不談感受。
“噢，如果沒什麼事，我先回去了。”呆了一會後我說。
“好，那你回去吧。”
“明天我再來，再找大夫。”
“謝謝你。”
“明天上午病房大夫才能來。”
“我知道了，謝謝你！”他說著，用目光送我到房門口。
誰知，第二天早晨七點鍾，我便被告知我父親於昨天夜裏去世了。我一踏進217號病房，便發現另外一個人占領了他的床位。鄰床的病人告訴我，我父親死前很坦然，也不痛苦，他隻是長長出了一口氣就過去了。我懷疑那人沒有說實話，因為我覺得要是自己處在他的位置，也會用和他同樣的語言說同樣的話的。不過我還是說服自己相信父親沒有受到任何痛苦就死去了，他鄰床的病人根本沒有騙我。
我被叫去處理一些手續，我來到醫院接待辦公室。負責處理這些事情的是一名我從未見過的護士。她把他的金表、眼鏡、錢夾子、打火機和一紙袋蘋果交給我。我給了她二十個福林，接著向她問及他的情況。這邊手續剛辦完，整容的師傅就走進來了。他的任務是給軀體梳洗、穿衣服、化妝。他在使用“軀體”一詞時，指的是提到的那個人雖然不再活著，可也不是一具十足的屍體，因為屍體的概念應該是整容過的。
我突然想起那封裝著一百福林鈔票的信封，忙掏了出來塞給這個整容師。他斷開封口，往裏瞥了一眼後，猛然摘下帽子，從此在我麵前再沒有把它戴上。他爽快應允我包我滿意，我隻需要送來一些幹淨的亞麻布襯衫和被單就行了，他一直保證做得完美。我告訴他說我當天下午就把這些東西送來，外加一套深色的西服，不過我想現在就去看看他。
“您現在就要去？”他嚇了一跳，同時問。
“是的。”我說。
“您一定更願意等它梳洗完畢後再去看它。”他建議說。
“不，我現在就要去，”我堅持道，“我要彌補我的過失。”
他不情願地領我到太平間。那裏亮著一盞電燈，沒有燈罩，光線非常強。我們走下幾級混凝土台階，正好在台階腳下，我看見父親仰麵朝天躺在混凝土地板上，他攤開著四肢，戰爭場麵的油畫裏，凡在軍事行動中被打死的士兵都是這個姿勢，隻不過他赤裸著身子。從他的一個鼻孔裏露出半截棉花球，另一個棉花球則沾在他的左臂上——顯然是他們最後一次給他注射的地方。
“您其實現在不該來，這會使你很難受。”手裏捏著皮帽的整容師抱歉地說。即使在冰涼的地窖裏他也不戴帽子，站在我身旁。“如果您等我為它做過整容後再來看，肯定會很滿意。”
我沒有回答。
“他病很久了嗎？”過了片刻，那人問。
“對，病很久了。”我回答。
“噢！那我應該這麼做，”他說，“我要把他的頭發理短點，這樣效果就會更好些。”
“您看著辦吧！”我說。
“他梳什麼頭？”
“分頭。”
他不再說話了，我也沉默不語。我不能對父親說什麼，或做什麼了。實際情況就是這樣，無論現在我做什麼，說什麼，即使我死在他身邊，也絲毫不能減輕我的過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