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深信日本必勝，中國必敗。當時戰場上日軍的淩厲凶悍和國民黨軍隊的不堪一擊，使周作人很快作出了“亡國論”的判斷。許多當漢奸的都是因為在這個大關節上妄信“中國必敗”而失足的。大的有汪精衛、陳公博、周佛海，小的有周作人……當然，飽學卓識如周作人，他不可能不知道偉大的中華民族曆史上從來不曾屈服過外國的統治，日本人也決不能永遠蹂躪神州大地。但是，周作人自私成性，他自然不會關心死後的榮辱，而且，他也不會相信，日本會那麼快被中國人民打敗，所以，得享福時且享福，也許，日本被打敗之時，他早已不在人世了，身後之事、身外之事還管它幹什麼！
周作人最後成為民族敗類的原因當然很多。但最根本的是對前途判斷的錯誤和極端自私。
賣身投靠解元郎
鄭孝胥，字蘇戡，號太夷，福建閩縣（今福州）人，生於1860年5月2日（清鹹豐年閏三月十二日）。他的先世原籍福清縣，父親鄭仲濂，鹹豐二年進士，曆任翰林院庶吉士、工部營繕司、吏部稽勳司主事。鄭孝胥早年由叔祖鄭虞臣教讀經史。二十歲，補博士弟子員。
1882年，鄭孝胥中福建省正科鄉試解元。1885年，赴天津入李鴻章幕。1889年，考取內閣中書，同年秋，改官江蘇試用同知。第二年任鑲紅旗官學堂教習。1891年，東渡日本，任政府駐日使館書記官。次年，升日築領事，不久升神戶、大阪總領事。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鄭回國居南京教敷營，後為署兩江總督張之洞練自強軍，擢升至監司。1898年，戊戌變法，光緒帝下詔廣求人才，鄭孝胥在乾清宮獨奏練兵之策，光緒帝遂派他以道員候補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上行走。變法失敗後，鄭至武昌。次年，張之洞奏辦京漢鐵路南段，命鄭孝胥為主辦京漢路南段總辦，兼辦漢口鐵路學堂。
1900年，義和團運動興起，鄭孝胥佐張之洞籌劃所謂保全東南半壁之策，由張之洞授權盛宣懷和江海關認道餘聯沅等，與各國駐滬領事正式會商，訂立了所謂《東南互保章程》。
1903年，鄭孝胥辭鐵路事，旋赴上海任江南製造局總辦。此時，廣西西部和西南部十餘州縣農民因不堪苛捐重稅的負擔，發動起義，一部分清軍也嘩變，在桂越邊境行動。清政府驚恐不安，朝議整飭邊防應以精軍駐防。兩廣部總督岑春煊以鄭孝胥善知兵，又好用奇計，遂奏請以道員四品京堂候補督辦廣西邊防事務，專折奏事。鄭孝胥乃率湖北武建軍左右旗八營共二千餘人到龍州，剿撫兼施，把抗捐抗稅的農民鎮壓下去。鄭孝胥在龍州三年，練民團，創設學社，開辦學堂，並選社中俊季出洋留學。1904年，鄭孝胥奏撤邊防督辦，1905年告病回籍，至上海，築“海藏樓”，與海內人士詩文往還，並集股創設日暉織呢廠。
1906年9月，清廷為抵製革命，下詔預備立憲。12月，鄭孝胥與朱福詵、張謇、雷奮等蘇浙閩三省名士及實業界二百多人在上海成立預備立憲公會，聲言以“奉戴上諭立憲之旨趣，開發地方紳民之政治知識為目的”。但清廷空言立憲，缺乏誠意，加之革命浪潮蓬勃發展，於是立憲派開始把活動重心由開通紳民知識宣傳轉向為速開國會的請願活動。1908年7月，鄭孝胥等為了“勸告”和“要求”清政府加快立憲的步伐，聯名向清廷請願要示召開國會；又會預備立憲公會名義發函湖南憲政公會、湖北憲政籌備會、廣東自治會，以及豫、皖、直、魯、川、黔等省立憲黨人，約於是年8月各派代表齊集北京，向都察院遞呈請願速開國會書。清廷乃發布以九年為預備期限頒布憲法、召集議會之詔。
1909年，鄭孝胥由岑春煊推薦於東三省總督錫良，任錦璦鐵路督辦兼葫蘆島開埠事宜，居天津顏氏園，往來於京、津、奉天之間。次年，隨錫良人京。不久錫良去職，鄭孝胥遂赴滬。1911年夏，鄭孝胥至長沙任湖南布政使甫十日，湖廣總督瑞瀲因擬定頒行外省官製派鄭孝胥赴京陳述，鄭遂於9月入京，居舍飯寺，等待召見。10月，武昌起義，鄭急馳回任，途經上海，長沙已為革命軍光複，道阻不行。不久，中華民國成立，鄭孝胥遂韜晦上海。
鄭孝胥自是對清王朝忠心不二，以不作民國官、不拿民國錢的遺老自居，隱居海藏樓，以詩酒自娛。他嫉惡共和，閉門不問世事。室中花瓶猶插清朝黃色小龍旗，凡詩文簡劄題字，均用宣統甲子，未嚐書民國年號，以示對清室的忠心。
鄭孝胥工詩善書法。1913年在上海組織“讀經會”；1917年在唐元素所創的“麗澤文社”講學（1920年該社改名“晦鳴文社”）；並創立“恒心字社”。鄭孝胥詩主崇孟郊，著有《海藏樓詩集》十三卷。他的書法，出入漢隸北碑間，中年以後，自謂去肉存骨。變為瘦削，嚐鬻字自給，歲人數千元。
1923年夏，鄭孝胥經陳寶琛引薦入故宮，甚得溥儀器重。他為清室複辟出謀獻策，曾幾次向溥儀建議：“要成大業，必先整頓內務府”。次年2月被破格授為“總理內務府大臣”，掌管印鑰。他的整頓計劃是開源節流，為複辟取得財政上的保證：“開源”的辦法，是把清宮《四庫全書》運到上海出版，但遭到北洋政府當局的扣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