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事件背後的迷霧
第1節：瞧，那些新聞的聖徒
瞧，那些新聞的聖徒
對於一個新聞工作者來說，沉湎於新聞的無限可能性是危險的，但也是必需的。
“新聞究竟是用來做什麼的？”
我相信每一個新聞工作者，周而複始地處在這樣一種天問之中。
這種問題必定會擊到我們，但好在它擊不垮我們。
因為這個工作的實質決定了，唯有嚐試才能生存，才能解恨。
而無限的可能性，正貼在嚐試者的額頭上，
隻有不停地敲擊地麵，才能把它刻在地上。
不停地做吧，這是我們的原罪；
就像每一個我們所采訪的受難者一樣。
原罪帶來光芒。
應該尊重每一條新聞，盡管它有隨時死去的無限可能性。
那就為它們修建一座教堂吧。
“怎樣做究竟最好呢？”
每一個新聞工作者都有反省的能力、質疑的義務，
就像每一個人都有修建自己的教堂的權利，無論是外在的還是內心的。
“無限地逼近真相。”這句話應該寫在新聞的聖經上。
每一條新聞問世，便是所有新聞工作者的受難時。
新聞的無限生長速度，就是在那一瞬間暫停了一下。
不停地停止吧，新聞；因為你們都是一些必需的錯誤。
生長帶來突破，停止帶來顛覆。這就是我們的輪回。
輪回意味著永遠。
即使新聞死了，
也會留下聖徒無數。
沈顥調查的禁忌
調查新聞是新聞原教旨主義者的寵兒，亦是死穴。調查幫助新聞業者獲得權力，建立王國，為此他們不知疲倦。在成為社會良心的另一麵，他們亦被詬病為狗仔隊，甚至有逆向選擇的案例——比如假新聞。
這種困境基本上是無解的。暫不理它。
假設我們認為做調查新聞總體上是有價值的，那麼做好它，需要經驗的積累——我不大相信先驗的東西，對於中國人來說這也很正常。
調查者是否應該表露立場，即道德的介入？這裏的矛盾是，道德幹預可能導致判斷上的偏差，可能決定調查者看見什麼，以及對材料的使用。明智的調查者往往不帶情感。西方業界用了二分法，“新聞是新聞，觀點是觀點”，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一個極端的例子是，美國某NB報社的新聞部門與評論部門拒絕共用一個電梯。我想調查者並非沒有立場，但他們故意隱藏起來，不是因為缺乏自信，而是職業的審慎。
調查者與被調查者共同完成遊戲，而後者總是試圖操縱。美國政府有一整套近乎商業培訓出來的新聞操縱方法，而商業機構擁有更複雜的解決方案。這種情形在新興市場國家裏亦露端倪，股東或經理人利用剛剛市場化的媒體從業者的新聞衝動，提供虛假的或不利於競爭對手的情報，這種“獨家新聞”常以不願透露姓名人士之口說出。神秘的匿名消息源泛濫，證明許多調查者尚在初級階段。
還有一個問題。新聞報道者常常參與了新聞的創造，一件新聞可能發生，調查者及時跟進連續報道，新聞於是偏離了“原來的軌跡”——我們是否應該與正在發生的新聞保持足夠的距離呢？在一些綁架案的報道中，如果訪問記者蜂擁而至，事態就會變得更加複雜，“綁架者——警察——記者”三方之間互相反饋，新聞效應放大數倍，而人質幾乎成了三方遊戲的道具——這也許極端了點，但在其他類型的調查新聞中也有此情形。比如一些公司並購案，由於記者的介入，傳言開始流行，那麼價格就會出現戲劇性的變化。記者報道出來的是記者幹預了的新聞——換言之，新聞報道者成為新聞本身的一部分。
第一部分事件背後的迷霧
第2節：北航事件徹底調查(1)
21世紀“徹底調查”“招生買辦”龐宏冰們的生意鏈
——北航事件徹底調查
子女被退檔後，望子成龍的中國家長為競爭有限的補錄指標，往往甘願成為龐宏冰們的“獵物”。誰為龐宏冰們打開生財之道？“賣校”產業究竟有多大？誰為過渡期招生腐化買單？事件回放：2004年8月初，廣西一名高考考生的家長李先生反映，他的孩子不久前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學錄取，但必須要交10萬元錢，才能拿到通知書，否則就要退回檔案。李先生後來認識了自稱是北航教師的高峰，又通過高峰認識了自稱是北航赴南寧招生聯絡員的龐宏冰。經證實，龐宏冰係北京航空航天大學下屬的天宏科技有限公司經理。天宏公司職員劉天平收取李先生10萬元錢時被警方抓獲。龐宏冰也被警方傳喚。
與“北航事件”漩渦中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學（以下簡稱北航）相比，該事件的禍起地——廣西招生考試院顯得有些平靜。
2/32004年8月18日，烈日下的廣西招生考試院辦公大樓戒備森嚴，四名麵無表情的武警將記者攔在了大樓門外。大門右側牆上公示允許進入大樓的“六種人”：廣西2004年普通高校招生領導小組成員、專科第一批錄取人員、專科提前錄取人員、工作人員、有出入證人員、錄取人員、係統維護組工作人員。
北航下屬天宏科技有限公司經理龐宏冰，幾年來就是憑著第六種人“係統維護組工作人員”的身份自由穿梭於廣西招生考試院內外。現在鋃鐺入獄的龐宏冰已成為整個事件的核心，但是否所有的責任最後都應由其來承擔？這個行當的“行規”以及運作的路徑到底如何？
誰為龐宏冰們打開生財之道
在廣西招生考試院一位後勤保衛組負責人的帶領下，記者最終進入了這座樓院。
上樓的電梯裏，該負責人斷然否認了一位手持“出入證”黃色牌子的中年男子關於“本科招生已經放開”的言論。當日廣西招生考試院統一對外宣布，廣西今年普通高校招生本科各個批次和專科提前批、第一批的錄取工作進入最後一天，專科第二批錄取工作於第二天展開。
而一位地方招生辦長期從事招生工作的人士莫先生（化名）對記者說，這幾日是招生監管比較放鬆的時候，以點招、定向生、補錄等名義進行的招生大都在此前後進行。
北航事件的混沌之水並未沉澱下去，討論的焦點很快落在了李某之女檔案的一進一退上，此間學校是否授權？招生考試院是否曾經行以方便？
對此，廣西招生考試院信息技術處處長文焱的解釋與北航校長李未相似：按照國家招生計劃指標，北航今年理科廣西招生指標為57名（含定向指標12人），按照1∶1.2的投檔規定，廣西招生考試院按57名的基數出檔69人。後發現，12名定向生指標不應包括在投檔的基數範圍內，也就是說投檔的正確數字應當為45乘以1.2，即54名。“出檔多了15人，所以我們就把分數低的取消了。”北航因而退回部分考生檔案，李某之女在此之列。但學校增補的2個名額又讓該考生獲得了一次“重生”的機會。
類似的故事被北航方麵解釋為，學校的增補計劃成為龐宏冰等個人謀利的機會，而考生家長李某便成為龐等人的“獵物”。
“這不是我們能控製的事情”，廣西招生考試院普通高校招生處處長鄧金生說，高校遠程招生誕生之前，所有高校錄取的考生都經由兩道關口——學校招生辦以及生源所在省份招生考試院，“通知書要同時蓋上兩個章才能寄出去”，然而遠程招生的實施讓兩道關口變為了一道，學校的自主權大大加重，錄取通知書也從兩個章變為一個，並不再一律由當地招生考試院派發，“即使是現場錄取的，錄取通知書也由錄取人員從學校帶來，並由現場請來的速遞公司統一從現場寄出。”鄧說，現場錄取的“控製權”也已不在地方招生院手上，而在於學校以及學校授權派到當地的現場錄取人員。招生考試院一般會根據考分的相關規定對學校錄取人員招錄的考生分數進行核實，然後放行。
前麵那位莫先生告訴記者，一般而言，本科以及專科第一批的錄取會相應“控製很嚴”，尤其是本科增錄以前的錄取工作。但增錄以及補錄的情況“就很難說了”。他說，增錄及補錄的考生信息一般由學校通過遠程招生係統公布，由學校與學校派駐當地的錄取人員協作完成，“這裏麵的操作空間很大”。莫說“錄取人員”前身為學校早年派駐當地的聯絡員。
鄧說聯絡員現象很普遍：“有三分之一的高校在地方有聯絡員”，聯絡員是否具有錄取權限的界定一般都依據校方“發一份傳真過來”確認，他承認聯絡員是引發各種事端的因素之一，“今年有兩次一個學校來了兩個聯絡員，報警後發現是同一個學校、不同領導派來的。”另外，他也認為遠程招生推行之後，聯絡員獲取信息的途徑更為便捷，可以通過係統獲取所有關於落選考生的信息，包括考生家庭狀況等。
而龐宏冰是否具有北航授權的錄取資格？廣西招生考試院對此與北航校長的態度一樣曖mei。“我們的維護係統是北航開發的，我們與學校有開發協議。他是我們的係統維護人員，隻要有電腦的地方他都能進去。”鄧認為，龐是通過職務之便獲取了考生信息，然後向考生家長索要錢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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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節：北航事件徹底調查(2)
4/5“賣校”產業有多大
這種一本萬利的生財之道是怎麼運作的？
在要求不透露身份的前提下，一位龐宏冰的同行，並於2001年即與龐相熟的陳毓標（化名）向記者自述了這個行當的“行規”以及運作的門道。
“10萬塊錢最後不可能全部歸到龐宏冰幾個人賬下，至少一半以上要拿來應付各方麵的人事。”多年行走各省教育廳、招生考試院的陳說，“我從1990年代早期就開始招生，最初這個行當的價格相對較低，1990年代初的價格不過每個考生1萬～2萬元，而且還是考生分數上不了線，現在的價格比以往高出不止10倍。”
陳列了一個今年的價目表，今年高考招生“買校”本科以上在廣西的價格是：全國一類名校，價格是15萬～20萬元左右；北航等相對低一個檔次的名校，價格在10萬～12萬元左右；廣西區內高校是6萬～8萬，“如果是大專高職學院的價格，相對比較少一些，但最少也有1萬～2萬吧”。
陳說，按照行內做法，10萬元錢最後落入龐宏冰、高峰和劉天平3個人口袋的至少一半以上，也就是4萬～5萬元左右，其餘的要用以打通各個環節。他沒回答記者關於“各個環節”的具體含義，但表示要“打點”的關節很多，落到個人手上的利潤有時很薄，所以也要通過規模來帶動個人效益。
前麵那位地方招生人士莫先生說，這個招生買賣市場也有細分，像北航這樣的一二類的名校相對高端，增錄的機會較少，進入的門檻也相對較高，一般有分數的要求，可以利用的是提檔1∶1.2之間的20％差額進行操作，被退檔的20％考生家長中會因為競爭有限指標的殘酷而樂意大“出血”。高端市場一般都由熟悉學校、地方招生係統兩端的“邊緣人”采取“直銷”方式一對一進行買賣。
而更為混亂的市場是相對較中低端的“分銷”市場，即地方級普通高校以及專科招生。莫先生說，這種情況名額受到的限製較小，不僅操作的空間大，並且為了獲取足夠的生源，也需要發展足夠的分銷人員，即在細化到縣以下的地區布點進行分級分銷，收回的資金層層扣取提成上交。莫說，這種情況較為普遍，同時也因為涉及的人員龐雜，也比較混亂無序，常常成為招生部門打擊的重點。
這個招生地下產業儼然初具規模。
記者從廣西招生考試院拿到的數據表明，以莫先生口中的中高端市場而言，2004年廣西本科招生原定計劃為51282人，按照1∶1.2的出檔比例，退檔人數為10256人，在錄取期間，廣西區內外院校又增加了計劃6675人（區內院校增加計劃2242人），也就是說，增錄的空間為在10256人裏可以挑6675人，然而挑選的條件是分數還是經濟能力？記者算了一筆賬，假設增錄中有相當比例以收費方式錄取，按陳毓標公布的行規，廣西區內本科買校收費的可能最高額可超過6億。對於記者的推算，陳說：“會有這個數。”
誰為過渡期招生腐化買單
“北航事件”似乎不是一個孤立的事件。今年初，國家教育部部長周濟公布了一係列數字：2003年我國共查出教育亂收費8.53億元，清退違規收費6.39億元，處理了2488名有關的責任者，其中有359名校長被撤職。
周部長將教育亂收費現象盛行的最大成因歸結為教育投入嚴重不足：2003年國家教育投入僅占GDP的3.41％，今年將占到4％。但他同時也指出，教育合理收費和亂收費的界限模糊；監管的疏漏以及教育部門內的腐化也是造成亂收費現象的重要原因。
廣西教育廳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人士向記者提供了一份2004年3月由廣西電子工業學院向自治區政府主管教育部門、教育廳紀律檢查委員遞交的檢舉材料。
材料稱，今年年初電子工業學院成人教育學院職工鄒小平突然病故，死後以鄒名義存在銀行的200餘萬元被取走，後發現該校成人教育學院幾乎每個職工都有個人名義存有的公款。
舉報人提供的數字表明，背後的事實是，桂林電子工業學院2003年本科招生出檔分數線為612分，首批錄取後又增補了超過幾百名指標，這其中相當部分是為桂林電子工業學院二級學際成人教育學院所招，材料顯示，利用這次補錄的機會，該院財務處以及院校高層按降分條件向考生收費2萬～4.2萬元不等，並不向學生家長開具任何收據，造成巨額資金去向不明。
6/7記者聯係到桂林電子工業學院一位知情人士，該人士告訴記者，今年舉報之後，廣西區政府相關部門，以及教育廳來過學校專案調查過此事，“查出亂收費用一千多萬”，處理結果暫無下文，“學校上報的補錄名單是273人，但其實不止這個數，至少有340人，我們估計當年有3000多萬資金去向不明”。該人士認為，這已不是一兩年的事。
記者從廣西壯族自治區招生考試院查閱的錄取信息表明，2003年桂林電子工業學院正式錄取考生分數在出檔線612分以下者超過340人。而材料提供數據表明，2003年，該院對考分在500～580分以及580～612分間的考生分別收取4.2萬和2萬～3.5萬元的費用。
為何在考分差距如此大的情況下可以輕易提出數量如此之多的考生檔案？
廣西招生考試院一位人士認為，在專業招生不足的情況下，一般會降分錄取，並且學校可以自己“組織”生源，這個時候學校的權限很大。該人士繼而評價說，這是一個過渡性的產物，將來招生權力還會進一步向學校聚攏。但讓誰來為過渡時期的中國招生腐化買單？
■記者／丘慧慧
□特約記者／黃禹天南寧報道
附記：2004年10月，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廣西招生事件的處理結果公布：主要當事人龐宏冰受到黨紀政紀處分，給予龐宏冰留黨察看2年、行政開除、留用察看1年的處分。另兩名主要當事人也受到處分。學校相關責任人也受到了行政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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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節：遊客“離奇失蹤”克羅地亞背後
中國遊客“離奇失蹤”克羅地亞背後
一個大約34名中國人組成的旅遊團在即將結束克羅地亞之行時，突然在克羅地亞首都薩格勒布集體失蹤。克國“第一單”遭遇“空城計”，失蹤“路徑”凸現監管真空……克國“第一單”遭遇“空城計”
據新華社報道，克羅地亞時間2003年12月2日上午（北京時間12月2日下午），一個大約34名中國人組成的旅遊團在即將結束克羅地亞之行時，突然在克羅地亞首都薩格勒布集體失蹤。目前，克羅地亞警方正在追查這些人的下落。
12月4日上午，克羅地亞駐中國大使館公使銜參讚、臨時代辦歐澤恩?巴科維奇（Dr.OzrenBakovic）急赴中國外交部，了解有關中國旅遊團在克國失蹤事件的最新進展。
“這是今年2月份中、克兩國簽訂互為旅遊目的地國協議以來，第一個辦理商務旅遊簽證的旅遊團。”歐澤恩向本報記者表示，“我們本來希望推廣雙邊旅遊，但是沒有想到發生這樣的事情！”
克羅地亞風光據歐澤恩介紹，失蹤者約有34名，年齡在20～30歲之間，其中絕大部分為中國浙江人。他們進入克羅地亞境內的時間是11月24日。目前的調查顯示，他們根據旅行日程，遊覽了十六湖、斯普利特等地所有景點和古跡。11月29日，他們由一家旅行社從杜布羅夫尼克帶到薩格勒布。
12月2日中午，當旅行社的汽車準備接他們去普萊索機場，乘飛機途經莫斯科返回上海時，卻發現他們全都失蹤了。這些人在酒店裏留下了一些物品，所以人們以為他們還在酒店，孰料竟是“空城計”。
8/9當地警方初步懷疑這些失蹤者已偷渡到歐盟國家，立即成立專門的調查組進行搜尋，並聯係了國際刑警協助調查。
12月3日，中國駐克羅地亞大使館約見克羅地亞警方，要求警方掌握新情況後隨時與大使館溝通。大使館一工作人員接受記者谘詢時稱，因警方正在調查當中，大使館不便公布這批遊客的相關具體資料。
12月4日晚8時，就這起中國遊客失蹤事件，中國外交部門發言人辦公室的張先生接受媒體采訪時說，因為事發突然，外交部目前還沒有得到此案的進展情況，但他們正通過各種渠道以及相關部門，盡快查清這起失蹤案。
克羅地亞大使館臨時代辦歐澤恩表示，克方期待與中國警方的全麵合作，並將首先對操作這次旅遊的中國旅行社徹底調查。
“合法渠道”出國
來自克羅地亞的消息稱，這批失蹤者是根據兩國旅遊部門所簽的協議，由一家中國旅行社和當地旅行社聯合組織來克羅地亞旅遊的。他們所持證件都是經過合法渠道獲得，其簽證有效期到12月1日，代理出境遊業務的是黑龍江省哈爾濱市的一家旅行社。但警方稱，不排除遊客可能在做護照時使用過假照片。
不過，歐澤恩並未向記者確證這家中國旅行社的名稱，他認為應當在案件水落石出之後，由警方來披露詳情。
歐澤恩介紹，克羅地亞已經向中國公民發放簽證達10年之久，平均每年大約發放400張簽證。中國人一般去克羅地亞開餐館或做生意。10年前，一些中國非法移民途徑中歐地區進入歐洲。他們通常集群結伴，先去塞爾維亞、南斯拉夫，然後非法進入克羅地亞，再進入西歐境內意大利等國。但在過去3年～4年間，來自中國的非法移民數量銳減。為了在2007年前後成為歐盟成員國，克羅地亞警方加大了打擊非法移民的力度，產生了較好效果。
然而，這次失蹤事件和從塞爾維亞等國途徑克羅地亞的非法移民案完全不一樣。失蹤者是通過政府授權的合法中介機構申請護照，由歐澤恩親筆簽發的簽證，是從合法渠道出境（中國）的。
失蹤“路徑”凸現監管真空
那麼，失蹤者是怎樣順利出境的呢？
記者首先聯係哈爾濱市旅遊局行業管理處（以下簡稱行管處），希望了解究竟是當地哪家旅行社經辦了這次出境遊業務。該行管處的許先生稱，“隻要旅行社有經營出境遊資格，我們旅遊局對它們開展業務不做幹涉。就算代理出去的人失蹤了，我們旅遊局也沒有什麼過錯。”
“行業管理處對出境遊有監管職責。”在接受記者采訪時，黑龍江省旅遊局行管處的張吉容副處長說，行管處是對旅遊飯店業行使行業監督與業務指導的具體主管部門，雖不幹涉企業個體的經營運作，但在此類事件中負有責任。
張吉容表示，一般情況下，旅行社在代理出境遊時先要求旅遊者提供身份證、聯係電話等相關材料，進行詳細登記備案。接著，旅行社依據這些客源材料向行管處申領出境遊業務單，並憑此單和旅遊者個人賬號等去公安部門辦理護照，再向旅遊目的地國大使館申請商務旅遊簽證。
不過，張吉容以該部門負責人出國考察為由，沒有向記者透露11月以來該部門發放的出境遊業務單情況。
有業內人士指出，在實際操作過程中，各地旅遊部門不可能像公安部門一樣，對旅遊者個人材料逐項嚴格審查，隻是按照程序發放簽章出境遊業務單。碰上這樣的事情，組團的旅行社將被取消營業資格，遊客的押金（5萬元人民幣）將被沒收，銀行存款（10萬～15萬元人民幣）也會被凍結。
上海某旅行社的杜先生說，旅行社本身無法分辨、杜絕假證件，也不能準確摸清旅遊者出境目的。對於獎勵旅遊、度假等團體委托業務，旅行社一直很難也很少對其資質進行鑒別，而公司組織的遊客一般也不會親自到旅行社辦理手續，工作人員隻能看到公司送來的遊客資料，這使得旅行社對公司委托的審核力度非常薄弱。
10/11“這種現象的確存在，但以前都是個別遊客失蹤。”哈爾濱鐵道旅行社出境部經理郭蕾認為，以這次“失蹤”事件的規模來看，不排除有國際“人蛇”組織參與其中的可能性。
黑龍江省國旅總經理助理趙新征表示，當地許多旅行社與北京某些同行有常年業務合作，並由後者協助辦理出境遊的相關手續。記者隨即聯係黑龍江省、哈爾濱市的國、中、青、康輝、天馬等骨幹旅行社，以及北京國、中、青、康輝等旅行社總社，對方均否認與此事件有關。
■記者／劉華
□見習記者／潘劍鋒上海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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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節：吉林鉬礦風波調查(1)
一個小小的采礦糾紛，轟動吉林全省，並引起中央多個部委領導的重視，足以說明事情並不僅僅是越界開采這麼簡單。據知情人士透露，這場糾紛的背後，隱藏著的是利益之爭，也凸顯著礦業管理體製上的一些漏洞。2004年8月2日，吉林省延邊朝鮮族自治州中級人民法院。一場轟動吉林全省，驚動國務院、全國工商聯、中央******、中紀委等部門領導，國土資源部、國家安全監管局全麵介入調查的“鉬礦糾紛案”正式開庭審理。
出人意料的是，幾個月來一直奔走在吉林與北京之間、希望能從有關部門討點說法的寶山鉬業公司總經理張寶山，最終卻坐到被告席上。
擺在張寶山麵前的，是原告——吉林省第六地質調查所（以下簡稱“地質六所”）要求“停止越界開采，停止對原告探礦權的侵犯，賠償經濟損失120萬元”的一紙訴狀。但是，4個多小時的庭審，並沒有使地質六所的索賠計劃如願以償，雙方最後以“願意接受調解”告終。
直到8月9日，所謂的“調解”依然沒有任何結果。張寶山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事情正在變得越來越複雜”。
風波驟起
產生糾紛的三岔子鉬礦，位於吉林省延邊朝鮮族自治州安圖縣新合鄉境內。1987年經有關部門批準，由吉林省大石頭林業局籌建。後來，三岔子鉬礦劃歸大石頭林業集團亞光有限公司多種經營分公司（以下簡稱“多經公司”）。
然而，由於設備老化，技術力量薄弱，資金短缺，三岔子鉬礦多年處於虧損和停產狀態。2000年，多經公司與遼寧鞍山城南實業有限公司負責人張寶山達成了合作協議，決定由張寶山投資擴大生產規模，共同合作開采三岔子鉬礦，並成立了寶山鉬業公司。
2003年5月，就在張寶山完成三岔子鉬礦初步投資規模2400萬元、企業就要大見效益的時候，吉林省國土資源廳突然向地質六所頒發了采礦證，批準地質六所在緊挨三岔子鉬礦的地方建礦開采。
12/13這一變局使寶山鉬業進退兩難。“這將嚴重危及上百名礦工的生命安全，同時新批的礦投入開采，必將切斷三岔子鉬礦發展的後續資源，2400萬的投資將付諸東流。”
基於可能產生的這一嚴重後果，今年初，三岔子鉬礦礦工聯名上書，稱“吉林省國土資源廳違反有關規定，濫發采礦許可證，批準在吉林三岔子鉬礦20米之外再開一個新礦。如果開始爆破采挖，將嚴重危及上百名礦工的生命安全。”
這封信同時指出：“在不足300米的範圍內和同一個礦床上設立兩個開采權，違反了國家關於在一個礦床上原則上隻設置一個采礦許可證的規定。”
由於事關重大，該信被《經濟日報》等媒體以內參形式刊發，並轉發到國務院領導手中，引起了高度重視。有關領導先後兩次對此事進行批示，要求國土資源部嚴查。
此後，中央多個部委領導紛紛對此作出批示，要求有關部門認真調查此事。到目前，記者搜集到的相關批示，已達數十頁之多。
正是這些批示，吉林省有關部門先後組織兩個調查組進行調查。國土資源部也在今年3月，聯合國家安全生產監管局赴吉林調查。
但是，由於國土資源部門與地質六所“同屬一個係統”，遭到了張寶山的質疑。一時間，“鉬礦風波”沸沸揚揚。
第一部分事件背後的迷霧
第6節：吉林鉬礦風波調查(2)
越界開采？
正當張寶山四處上訪，想從有關方麵討回公道的時候，多經公司突然收到由延邊州國土監察大隊發來的認定他們越界開采的通知書。
隨後，地質六所以寶山鉬業公司和多經公司“越界開采，侵犯了其探礦權”為由，將寶山鉬業公司和多經公司告上法庭，並要求寶山鉬業公司賠償經濟損失120萬元。
在8月2日庭審中，地質六所代理律師張雲龍反複強調：“三岔子鉬礦東端最遠處已越界近50米，南端已經越界100米左右。”地質六所一些前來旁聽的人員還表示，這一數字是根據GPS技術測量出來的，“準確性不可置疑”。
事實真像張雲龍所說的那樣嗎？
據了解，三岔子鉬礦已經開采17年，多年來，該礦辦理有關證照所必需的礦區圖紙都由地質六所提供，這些圖紙都曾經過吉林省國土資源廳審查批準，並有備案。從地質六所1999年為三岔子鉬礦繪製的圖紙來看，三岔子鉬礦現在仍然在規定的邊界線以內開采。以有爭議的東邊界線為例，三岔子鉬礦正在開采的東邊界距離K5探槽仍然有10多米的距離，而根據規定，則隻需保持4.5米的距離。
在庭審質證階段，寶山鉬業公司的辯護律師當庭出示了關鍵證據，即《三岔子鉬礦地質地形圖》，指出正是因為原告地質六所自相矛盾的地質地形測繪圖和人為因素，才造成了被告所謂的越界采礦。
《三岔子鉬礦地質地形圖》有兩份，一份是多經公司為了申請現在爭議的鉬礦采礦權，於1999年委托原告地質六所勘測的地質地形圖，另一份是原告地質六所自己為了申請爭議礦區周邊之探礦權，於2002年采用GPS技術勘測的圖紙。**對比後指出，礦區內同一個地點的探槽K8槽，在采用同一坐標係的情況下，在1999年和2002年圖紙上的位置相差懸殊，往西北方向移動了近100米，而這100米正與原告所稱的越界開采100米的數字相符。
對於兩份圖紙100多米的誤差，地質六所當庭沒有給出正麵解釋。庭審結束後，地質六所所長裴春雷婉拒了記者的采訪要求。該所一位技術人員則反複強調：“我們隻相信科學，相信GPS。”
而我國著名地質學家、原中國地質科學院院長陳毓川院士對此卻明確表示：“不能用現代儀器測量結果否定曆史事實，礦區範圍的確認應尊重曆史圖紙與礦山曆史坐標。”
不僅如此，據業內人士透露，當前我國用來探測礦區範圍的GPS技術，並沒有達到百分之百的精確度。“GPS儀器上有一毫米的誤差，在實際距離上將產生50米不等的誤差。”
糾紛背後
一個小小的采礦糾紛，轟動吉林全省，並引起中央多個部委領導的重視，足以說明事情並不僅僅是越界開采這麼簡單。
14/15據知情人士透露，這場糾紛的背後，隱藏著的是利益之爭，也凸顯著礦業管理體製上的一些漏洞。
近年來，鉬礦價格一路飆升。目前市場上的鉬礦價格一直在每噸9萬元至12萬元之間波動。鉬礦已經“貴比黃金”。“誰擁有資源，誰就擁有利益。”這早已是鉬礦投資者心照不宣的秘密，地質六所當然不會不知道這個秘密。
據有關人士透露，早在2000年，地質六所就先後兩次找到多經公司，索要三岔子鉬礦，但遭到多經公司拒絕。於是在2001年至2002年之間，地質六所以探礦為由，在三岔子鉬礦采區邊緣探礦。據張寶山介紹：“2002年底，探礦完成後，地質六所就要求張寶山離開三岔子鉬礦。”
2003年5月，地質六所從吉林省國土資源廳順利辦出新的采礦許可證，這直接導致了“鉬礦風波”在吉林上下的蔓延。
有專家分析說，國土部門和地質勘探部門“一衣帶水”，當前的采礦權的頒發由國土資源部門一手掌握，而國家又給予地質勘探部門優先采礦權，缺乏必要的監督，容易滋生腐敗。同時，這兩個部門的微妙關係，無形中抬高了其他部門和一般企業進入采礦業的門檻。
一個鮮為人知的內幕是，吉林省國土資源廳在為地質六所辦理采礦許可證等手續時，由於兩者之間的微妙關係，並沒有嚴格遵守國家有關規定。
2002年國家下發的《關於認真落實國務院第五十八次常務擴大會議精神在礦產資源管理工作中切實性職責的通知》（即國土資源部【2002】174號文件），其中第一條規定：“……未經安全生產監督管理機構審查同意，不得批準開發利用方案，不得頒發采礦許可證。”
然而吉林省國土資源廳卻向地質六所頒發了采礦許可證。對此，該廳的一個書麵材料解釋說，“該文件與以前的文件所設定的程序有‘不一致和難以操作的地方’”，並指出，“省國土資源廳曾兩次向國土資源部申請調整174號文件的有關條款”。而國土資源部一直沒有對此作出答複。
據了解，地質六所也不是正在籌建的新礦的直接投資者，該所已經將采礦權轉讓給另外一家私營企業。目前，這家企業正在三岔子鉬礦旁邊伐木、修路、蓋房。
真正的糾紛遠沒有結束，而是剛剛開始。
第一部分事件背後的迷霧
第7節：吉林鉬礦風波調查(3)
中紀委或將介入調查
8月9日，記者從有關渠道獲悉，中紀委等部門將有可能著手調查此事。
知情人士透露，“‘鉬礦糾紛案’背後有黑幕，其中包括地質六所在申報采礦許可證過程中所做的一些手腳”。
吉林省國土資源廳2003年5月21日頒發給地質六所的采礦許可證上顯示，地質六所采礦許可證的名稱是“安圖縣雙山多種金屬（鉬銅）礦”，開采礦種為銅、鉬。而多經公司采礦許可證的礦山名稱是“安圖縣新合鄉三岔子鉬礦”，開采礦種為鉬礦。乍看上去，兩個采礦許可證標明的礦山名稱不一樣，開采的礦種也不一致。尤其是地質六所采礦證上所說的“雙山”，據當地人介紹，“與三岔子之間的直線距離至少3公裏”。
而事實上，“他們要開采的區域，是在距離三岔子鉬礦20米之外的地方”。大石頭林業局一位退休職工甚至表示，“兩個開采許可證所開采的範圍在一個直徑不足300米的小山頭上，屬同一個礦床，兩礦相連”。不僅如此，“在三岔子鉬礦以及周邊範圍內，也沒有值得開采的銅礦”，這位退休職工說。
“地質六所之所以認為擬開采的區域內，銅是主要礦石，隻是騙取采礦許可證的一個幌子，其目的是要開采鉬礦。”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人士說。
而“鉬礦風波”愈演愈烈之際，有關方麵前後組織的幾次調查活動，也遭到了當事人的質疑。
2月16日至20日，吉林省監察廳、國土資源廳組成聯合調查組，來到三岔子鉬礦調查，卻遭到張寶山的拒絕。其原由是，調查組7名成員中，有5名是國土資源廳係統的，而且還有負責核發“雙山鉬銅礦”采礦證的人員。
2月18日張寶山向該調查組提交書麵“意見”，認為自己反映的是安全生產隱患和一個礦床能否審批兩個采礦證等問題，調查組中必須要有安全生產監管部門的人，而且要以省監察廳和紀檢委的人為主。但再次遭到調查組的拒絕。
在采訪中記者還了解到，國土資源部和國家安全生產監督管理局對此事也十分重視，並於3月17日至21日組成調查組赴礦區調查核實。但記者所看到的最終調查報告中，並沒有國家安全監管局的落款。後經了解得知，調查報告由國土資源部負責起草，報告的末尾僅有國土資源部的公章。
按理說，吉林“鉬礦糾紛案”到此已經十分複雜。但一個讓張寶山詫異的事情出現了。
16/17就在地質六所起訴多經公司和寶山鉬業公司、即將對簿公堂之際，多經公司突然暫停其法人代表鄧長俊的職務。據傳，之所以要停止鄧的職務，是因為鄧一直以來，都是多經公司與寶山鉬業公司合作的支持者。在“糾紛”之初，地質六所曾多次找到鄧長俊，要求與三岔子鉬礦合作，遭到鄧的堅決拒絕。
在8月2日進行的庭審中，鄧長俊原本作為多經公司的法人代表，是地質六所起訴狀中的第一被告。但當天的庭審鄧並沒有到場，到場的是該公司總工程師張文舉。張在法*稱，他目前是多經公司的法人代表。據多經公司員工透露，張正是反對與寶山鉬業公司合作的“人物”之一。
記者試圖采訪張文舉，他卻表示，記者沒有權利直接采訪他，“如果要采訪，要先到吉林省委宣傳部開具相關證明”。他同時不斷反問記者，“你要采訪，你代表的是哪一方？”
■記者／徐萬國吉林、北京報道
第一部分事件背後的迷霧
第8節：昌九生化莊家葛建飛(1)
發家內幕與背後之手
2003年以來，股票崩盤成為更加頻繁的“風景”，著名的有世紀中天、百科藥業、徐工股份等，而每隻股票後麵都站著或明或暗的莊家，如劉誌遠、朱耀民、周正毅。此次登上舞台的是昌九生化……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在當前平均每周皆有一隻股票崩盤成為平常之事時，這一次輪到了昌九生化（600228SH）。
2003年10月9日，昌九生化仍被封死在第8個跌停板上。10日，再跌6.82％，由崩盤前的16元跌至6.42元。
事實上，隨著昌九生化的持續跌停，各方已經意識到了中融集團的風險。10月9日，中國銀行成都開發西區支行在媒體上發布公告，督促四川中融貿易發展有限公司（中融集團在四川的下屬公司）在3日內前來商談履行債務，否則將采取法律手段。據相關人士透露，四川中融的該筆債務尚未到期，但由於公司負責人“蒸發”，銀行擔心貸款的安全，於是選擇了“公示”的辦法。
此前的9月26日，十堰市中級人民法院因中融拖欠榮華集團4000萬元債務（其中2000萬元為銀行承兌彙票）而查封了中融集團總部一些部門，進行資產保全。
“昌九生化的莊家確實是中融集團，但中融集團最初坐莊的真正目的不是要在股市賺錢，而是通過股市洗錢。”看到《21世紀經濟報道》有關昌九生化崩盤的係列報道之後，10月10日，一知情人士再次向記者爆料。
該人士稱，中融集團董事長葛建飛原本是個賣眼鏡的溫州人，對股市運作基本不懂。葛建飛靠經銷東風汽車起家隻是表麵現象。在他的背後，是與國有企業領導人內外勾結，通過倒銀行彙票的手段轉移國有企業資金。“但要做到這點，必須取得銀行的支持。而移師股市，可以將錢洗白。”
葛建飛發家背後
如果將時間定格在1990年初，湖北十堰的小街上經常可以看到的場景是：小商販將一個木箱打開，裏麵掛滿了眼鏡。
溫州人葛建飛就是其中一個。
1994年前後，積累了一些資金的葛建飛告別攤販生涯，租了一個不到20平方米的臨街小店，當上了眼鏡店老板。“此後，葛通過原東風輪胎廠廠長劉玉鬥兒子劉曉光的關係，與劉玉鬥以及東風金獅輪胎公司財務副經理王華等有關領導混得很熟。”知情人士介紹。
18/19東風輪胎廠原為化工部的下屬企業，上世紀80年代中期下放給湖北省，1994年，東風輪胎廠將其經營性資產與馬來西亞外商合資成立東風金獅輪胎有限公司，1996年成立東風輪胎集團，主要對合資企業中方股權進行管理。
對於葛建飛與東風輪胎廠有關領導的密切關係，東風輪胎集團一位人士在電話中表示不太清楚。集團辦公室郭先生則表示，集團現任董事長黃家寶的答複是不便接受采訪，而前廠長、董事長已經退休，無法聯係。
1998年，這一年也成為葛建飛事業上的分水嶺——東風輪胎集團公司汽車貿易中心成立，葛建飛出任總經理。
汽車貿易中心的成立得到了東風輪胎集團的大力支持——法定代表人由東風輪胎集團總經理黃家寶兼任，財務總監由金獅輪胎公司財務副經理王華出任。而東風輪胎集團以前由集團下屬海神公司做的東風汽車經銷業務，基本上由汽車貿易中心包攬過來。從此以後，葛建飛不再是一個溫州小老板，而是東風汽車的經銷“大戶”。
一份由東風金獅輪胎有限公司與東風輪胎集團汽車貿易中心簽訂的“協議書”，比較清晰地解釋了汽車貿易中心的盈利模式：通過銀行承兌彙票方式，經銷東風汽車或代集團回收其對東風汽車公司的貨款，從而賺取每筆貨款的15％～20％左右。
東風輪胎集團汽車貿易中心運作3年多時間以後，於2001年5月注銷。
而在此期間，1999年8月，葛建飛在武漢注冊成立武漢中融貿易發展有限公司——中融集團的前身，同樣從事東風汽車經銷代理。
據知情人透露，武漢中融貿易公司注冊資本為貨幣資金1億元，其中葛建飛4100萬元、王華900萬元、周康5000萬元。“周康原為中國銀行十堰支行副行長，1999年底下海。”
至於資金來源，該知情人士的說法是，由東風輪胎集團出麵向銀行擔保，從中國銀行十堰支行貸款5000萬元，最終通過銀行承兌彙票方式，從銀行劃出1億元資金至武漢。
在記者求證時，中國銀行十堰支行辦公室一位人士表示，所有領導都不在，不便接受采訪。“但周當時不是副行長，隻是信貸科長。”該人士糾正說。
2000年，湖北中融集團成立，注冊資本3.2億元，其中葛建飛占80％、總裁王華以及副總裁郭應斌等集團高層占20％。
此時的葛建飛已是一派“大佬”風範，“手下的保鏢就有4個，全是東北人”。
第一部分事件背後的迷霧
第9節：昌九生化莊家葛建飛(2)
“銀行承兌”奧妙
東風輪胎廠（合資後成為東風金獅輪胎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黃家寶）一直是東風汽車的輪胎配套生產廠家，它向東風汽車公司銷售輪胎的貨款可以用東風汽車相抵。
東風輪胎集團汽車貿易中心的運作主要是——汽車貿易中心（由葛建飛出麵）與東風金獅輪胎有限公司簽訂協議，東風金獅輪胎公司將在東風汽車公司的債權轉讓給汽車貿易中心，汽車貿易中心銷售東風汽車、負責代理清償東風金獅輪胎公司的貨款後，可以獲得貨款的10％～20％作為手續費以及經銷差價。
東風輪胎集團辦公室郭先生解釋說，當時的東風汽車公司資金狀況不太好，輪胎集團成立汽車貿易中心是為了盡早清理回收輪胎貨款。“從當時的環境來看，這也是一個積極的辦法。”郭說，汽車貿易中心具體業務由葛建飛負責運作，集團並沒有管，它隻是用了集團公司的名義而已。
“集團派出東風金獅輪胎公司財務部副經理王華具體經辦負責汽車貿易中心的業務。他在2000年初離開公司。”
20/21記者獲得的一份協議顯示，具體操作流程是：汽車貿易中心向東風汽車公司銷售部開出銀行承兌或買方信貸購車，東風汽車公司財務部（配套部）按協議將銀行承兌支付給東風金獅輪胎公司，後者再將銀行承兌轉給汽車貿易中心，汽車貿易中心扣除手續費、經銷差價等後以現金或銀行承兌方式付給東風金獅輪胎公司，東風金獅輪胎公司負責將汽車貿易中心開出的銀行承兌退還給汽車貿易中心。其中，銀行擔負雙方履行協議，並為雙方結算提供便利。
1998年，汽車貿易中心成立後，東風金獅輪胎公司於1998年5月將一筆2000萬元的輪胎貨款作為鋪底資金給汽車貿易中心。汽車貿易中心的有關資料表明，汽車貿易中心為此獲得的手續費是300萬元的折讓額。
從記者獲得的資料顯示，汽車貿易中心幾乎不用投入任何資金，即可獲得高額手續費和經銷差價。
以1998年的其中一筆交易為例。東風金獅輪胎公司以其在東風汽車公司的8000萬元債權做擔保，獲得東風汽車公司7000萬元買方信貸。汽車貿易中心以此向買方信貸購買並銷售東風汽車，並負責從東風汽車公司清理回東風金獅輪胎公司的3500萬元貨款。
該筆交易協議表明，汽車貿易中心賺取525萬元的手續費及經銷差價。而7000萬元買方信貸的銷車回款，除東風金獅輪胎公司使用4000萬元，汽車貿易中心使用了3000萬元，汽車貿易中心僅僅是承擔了相應額度的本金償還和利息費用。
“通常來說，開出1000萬元的銀行承兌後，經過銀行可以實際劃出2000萬元的銀行承兌支付。”該知情人士透露。
1999年9月，武漢中融貿易公司開出一筆5000萬元的銀行承兌，由東風金獅輪胎公司提供了該次銀行承兌開出所需的一次性擔保5000萬元。汽車貿易中心則向東風汽車公司支付了1億元銀行承兌，提取東風汽車。結果是，汽車貿易中心從東風汽車公司清理回5000萬元東風金獅輪胎公司貨款，獲得了600萬元的手續費及經銷差價。
有資料顯示，汽車貿易中心與東風金獅輪胎公司共進行了13筆此類交易，涉及金額4.55億元。
從汽車貿易中心有關賬麵資料看，其中隻有2筆交易共4000萬元表明用於“抵車”，而其他僅僅是說“銀行承兌”。該知情人士稱，多筆交易的協議僅僅是倒銀行承兌彙票套取資金。
不管怎樣，葛建飛以此賺取了至少1億元以上。
郭先生認為，葛建飛做這麼大，不能完全歸結於東風輪胎集團。“還有很多其他因素，沒有銀行的大力支持，可能嗎？”
事實上，中融集團成立後，東風金獅輪胎公司財務副經理、汽車貿易中心財務總監王華成為了股東兼總裁，而1999年武漢中融貿易公司成立時，3個自然人股東分別是葛本人、王華及原中國銀行十堰支行信貸科長周康。
中融膨脹與國企滑坡
在“汽車經銷”賺取1個多億以後，葛建飛的武漢中融貿易更幟為湖北中融集團。據中融集團公司資料，其業務涉足了電子信息、光電子、環保、貿易、投資、生產多個領域。中融集團開始在全國各地擴張，在北京、上海、甘肅、四川、雲南、江西、香港等地擁有17家控股公司和全資子公司。其中，僅投資類公司多達五六家。
據透露，不管在哪裏投資收購企業，葛建飛必須要求控股。其做法是，掌握企業的控製權後，利用它的資產從銀行抵押貸款，套出資金。
由於錢來得太容易，在中融集團鼎盛時期，葛本人和下屬異常揮霍。
2000年5月，湖北媒體曾報道，汽車貿易中心成都分公司經理曾在澳門賭博，一次性輸掉160萬元。
而正是2000年，葛開始進入股市，此後坐莊昌九生化。
“葛建飛進入股市的目的就是洗錢。”知情人士稱，“他本人並不懂股票，但總裁王華是一個老財務，與銀行的關係極深，具有融資的便利。”
中融集團主要的融資工具包括上海正通投資、上海瑞翔投資以及中融貿發公司等。
2003年年初以來，中融集團的資金開始吃緊。
第一部分事件背後的迷霧
第10節：昌九生化莊家葛建飛(3)
有報道稱，葛建飛融資的一個特點就是，大至幾千萬小到三四百萬的資金都要。而且在融資後期，除了武漢、上海、北京外，特別喜歡到一些中小城市，如無錫、南通、常州、成都、煙台、淄博、日照、渭南等地。中融集團下屬公司開出的利息回報率要比市價高出1～2個百分點。據說在江西他們甚至給出了13％的年利息回報。
不僅如此，葛建飛在融資中還有手段。
另相關人士稱，1998年前後，十堰市本地媒體曾公開報道，葛建飛曾向東風汽車一位科長行賄30萬元，致使後者被判刑入獄。
22/23與中融集團“暴發”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東風輪胎的情況似乎並不太好。
1997年之前，東風輪胎一直在行業中排名第3位，企業效益一度曾排名全國第一。現在，行業排名至少在20名以外。
“公司目前的生產經營比較正常”，但東風輪胎集團辦公室郭先生承認，公司經營情況不如以前好。“不完全是因為葛建飛等人的因素，其他包括合資雙方的配合、行業競爭更加激烈，等等。”
由於公司經營滑坡，2000年，馬來西亞外方派出人員出任合資公司總經理，而此前，總經理一直由中方擔任。
據知情人士介紹，1998年以來，公司資產負債率急劇上升，到目前已達98％左右。但郭先生否認說，公司目前的資產負債率至多80％以上，肯定達不到90％。
■記者／廖新軍上海報道
（記者向文件對本文亦有貢獻）附記：從策劃到實施，僅在三年時間裏，湖北中融實業有限公司原董事長葛建飛就聯手他人從3家銀行騙款3．1億元，用於操縱股市和歸還債務。2004年12月22日，三家“中融公司”及葛建飛等6名直接責任人員，因分別涉嫌合同詐騙罪、操縱證券交易價格罪被武漢市檢察院依法提起公訴。中汽零部件公司國資流失案調查
中汽零的數千萬的國有資產就在看上去異常簡單的操作中不翼而飛：以分公司名義貸款（甚至是調撥救災款）；從分公司手中拿走款項，卻不在公司財務入賬；用部分錢購買設備，但沒有發票……這樣的乾坤挪移之術上演了6年……2004年5月，中汽進出口公司接到上級中國機械裝備（集團）公司（下稱“國機集團”）拋來的一隻燙手山芋，現在，等待這隻山芋自己壞掉可能是惟一能夠想到的對待方式。
然而，僅僅4個月後，這個剛劃歸中汽進出口公司的中汽零部件公司（下稱“中汽零”）就惹出了麻煩：農行北京豐台東大街支行為400萬擔保款項逼貸上門。不想，這一筆出入無賬的款項，卻使得中汽零連續6年可能存在的國有資產流失一案有了新的線索。
改製波折後的隱情
中汽零與中汽進出口公司原是一奶同胞，都屬於改製前的中國汽車工業總公司。
2002年3月，中國汽車工業總公司根據國務院第126次總經辦公會議精神摘牌重組，所屬的生產性工廠企業已陸續下放到所屬地方政府管理。其下屬的許多子公司都被劃歸到其他集團或公司。中汽公司包括上海大眾10％股權在內的大部分資產已劃轉到上汽集團。
中汽進出口公司被劃轉到中國機械裝備（集團）公司，而中汽零的歸屬，則經過了一番波折。
中汽零公司總部將近100人，下屬8家分散各地的分廠有1000多人。中汽改製重組時，中汽零有兩個選擇，去上海汽車工業集團公司，或者自找“婆家”。中汽零選擇的是自謀出路。
根據國資委2003年發布了《關於規範國有企業改製工作的意見》的規定，中汽零公司的出路問題，應該征求職代會的意見。職工私下討論，上汽集團對本公司比較熟悉，雙方以前曾有業務往來，而且經濟實力比較強，對於今後中汽零的發展也有好處；而國機集團是以前的機械部兵工局、儀表局組成的集團公司，沒怎麼搞過汽車業。職工普遍認為，零部件公司到國機集團不如到上海大眾汽車集團有發展前途。
就在職工還在為中汽零的去向操心時，中汽零當時的董事長、法定代表人孫茂升和總經理呂強，已經作出了中汽零“投奔”國機集團的決定。事後，通知職工時的理由是：如果中汽零公司劃轉到國機集團，還可以繼續在公司名稱中保留“中國”兩個字，這樣原來的稱謂便不會有什麼變更。
24/25為了保全一個好聽的名字而舍棄更好的發展前途，職工們覺得這樣的理由很牽強。“真實情況是，上汽集團一旦接收，就要對中汽零公司的賬目進行審計核算，而國機集團在接收中汽零的時候，則答應不進行賬目審計了。”中汽零內部知情人士透露，就在國機集團接收中汽零不久，3月22日，中汽零的職工派代表，找到國機集團總裁任洪斌，詢問國機集團為什麼不對中汽零進行審計，沒有得到回應。
後來，國機集團將中汽零交給了下屬的二級單位中汽進出口公司——也就是中汽零以前在中汽總公司時的同級兄弟公司。
第一部分事件背後的迷霧
第11節：昌九生化莊家葛建飛(4)
兩個400萬款項的無影騰挪
中汽零的職工這樣著急想要對公司財務狀況進行審計，是出於對公司的關心，更是出於對自己未來的擔憂。
位於北京市豐台區豐管路22號的中汽零，在北方冬天的蕭瑟中更是顯出衰敗景象，現在的生產經營活動基本上處於停滯狀態。
據中汽零公司的財務人員透露，實際上該公司已經嚴重資不抵債，而對外卻總是一直宣傳公司在盈利。隻有公司內部的職工才知道，幾年來，由於資產的流失，眼前的中汽零隻是一副空殼。
“公司的資產都是幾百萬一筆，在底下的幾個分廠之間一轉手不知怎麼就沒有了。”中汽零一位深知內幕的中層人士告訴記者，就連一家分廠400萬的救災款也是這樣一轉手就消失了。
中汽零在全國有8家分廠，在四川成都兩家，一家是成都汽車配件總廠，另外一家是成都減震器廠，日常生產經營業務都是由中汽零管理。
該人士告訴記者，孫茂升曾於1998年從中汽零公司下屬單位福建南平汽配總廠得到的國家救災款中，撥出400萬元轉投到成都汽配總廠，後又從成都汽配總廠借調500萬元給了成都減震器廠，理由是扶持該廠的發展。但這兩筆款項進出均沒有留下財務賬目，中汽零當時的財務人員稱，相關賬目早已銷毀。
而對於這兩筆款項的具體去向，接受款項的兩家單位的領導都說不清楚，隻是說公司改製，賬目丟失是常有的事。福建南平汽配總廠業務經理王金生告訴記者說，自己當時不在領導位子上，不太清楚。然而成都汽配總廠的領導卻證實，王金生在2002年6月21日到成都汽配總廠調研時，確曾提到過1998年調撥400萬元的救災款到成都汽配總廠的事情。
文章開頭提到的400萬農行貸款，又是一筆有來無去的賬目。
豐台區廣豐板簧廠是中汽零曾經並購的一家企業，中汽零為廣豐板簧廠做擔保，向農行北京豐台區東大街支行貸款400萬，貸款用途是板簧廠的技術改造。
按照賬目往來的原則，中汽零公司和板簧廠的財務上都應該有相關記錄。但是現任中汽零公司總經理田亞梅卻說，當農行東大街支行來催要到期貸款時，中汽零公司的賬上卻沒有這筆400萬貸款的任何記錄。
中汽零一內部人士說，這筆貸款到了廣豐板簧廠賬上以後，中汽零就把錢給花了。
而中汽零公司辦公室主任杜航燕告訴記者的是，“這筆錢並沒有直接到中汽零公司的賬上”。原來板簧廠一位姓黃的廠長說，當時板簧廠拿到這400萬以後，說的是去買設備了，但買完設備回來，卻沒有發票。
這位黃廠長被辭退後，中汽零公司又任命了一個叫李心慈的廠長。李心慈也說，買來設備以後，就沒有看見過發票，而且當時買的隻是250萬元的設備，一次都沒有使用過就又賣出去了，賣出設備的情況也沒有任何賬目記載。
中汽零類似的糊塗賬還不止這兩筆，但是，幾乎所有這樣的款項轉移都沒有留下什麼財務賬目。沒有記錄的資產轉移，沒有賬目的貸款擔保，以及幾百萬元掛空的賬目，這些對於接手中汽零的中汽進出口公司來說，都是很棘手的事情。
“真空”法定代表人垂簾聽政？
麻煩的事情還不止於此。2002年春，中汽零董事長孫茂升因涉嫌貪汙被北京市檢察院取保候審。後來，因為證據不足，北京市檢察院於2003年取消了對孫茂升的取保候審。
而記者獲悉的最新消息是，因為中汽零職工的舉報，檢察院已經重新立案了。2004年11月，農行追債400萬上門，又給案件偵查工作創造了一個突破口。
孫茂升雖然已於2002年10月經中汽總公司批準正式退休，但之後兩年多來，中汽零一直沒有新的法定代表人來接替孫茂升的職務及工作。國機集團接收中汽零後，也一直沒有派出新的人選。
26/27現在的接收單位中汽進出口公司任命了原副總經理田亞梅為新任總經理，但是卻仍然未任命新的法定代表人。至今，中汽零的工商登記上，法定代表人一欄裏仍然填寫著孫茂升的名字。於是，中汽零公司陷入法定代表人“真空”的困境已經長達兩年。
而中汽零公司一些內部人士的說法是，事實上，退休後的孫茂升仍然一直沒有完全放下對中汽零的管理。中汽零某中層領導告訴記者，在職工看來，執掌中汽零20多年的孫茂升從來就沒有卸任，仍在以法定代表人身份繼續掌握權力。不過，該人士說，退休後的孫茂升對中汽零的管理是有選擇性的，就是說，對他有利的事情，他就承認自己是法定代表人，而需要承擔相關責任時，便以退休做托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