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秀明
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啟蒙”口號曾振奮一時，深刻地影響了20世紀中國曆史文化進程。新時期以來，探討和反思啟蒙一直是學界的熱門話題。啟蒙的曆史作用毋庸置疑，在整體國民物質精神普遍貧窮的情況下，引進和運用西方先進的思想文化對他們進行啟蒙，有其深刻的必要性和合理性。這也是現代知識分子人文承擔的一個具體表現。它合乎中國的文化傳統，也與西方文化所倡導的知識分子職責和身份特征相一致。以我之鄙見，承擔社會責任和義務，對於知識分子而言是份內的事，它不能因為政治任務的緊迫而放棄。在今天，文學文化生存環境雖已發生重大變更，但啟蒙的傳統不能丟，啟蒙仍具有強烈的現實意義。2005年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重大課題攻關項目專設“現代啟蒙思潮與百年中國文學”選題，就反映了這個問題的重要。近百年中國文學的發生、發展和流變是與啟蒙思潮的崛起、嬗變息息相關的，啟蒙是我們從事現當代文學研究繞不過的一個論題。
眾所周知，啟蒙萌生於中世紀的西方。它的本意是用理性之光“照亮”世界，並以此建構現代人的精神價值體係，成為現代社會的重要精神資源。然而啟蒙話語在設置令人景慕的人類前景時，自身存在著難以克服的邏輯悖論和曆史局限。啟蒙理論的基本思維方式是二元對立，強烈的理性色彩使啟蒙者慣於以普遍性來概括世界本質特征，確證啟蒙話語的合法性，將啟蒙思想居為絕對真理。這種把啟蒙批判性“神話化”的姿態，容易導致啟蒙者對自我批判和自我反省的忽略，從而造成啟蒙話語的尷尬和被動。20世紀啟蒙者高擎思想啟蒙大旗，頌揚理想和希望、揮灑激情和勇氣時，往往過多地留戀於自身的立場和位置，執著於自身的精神表達。在啟蒙話語由啟蒙者向被啟蒙者傳輸時，由於失去了被啟蒙者一端的精神響應，於是，拯救他人的思想啟蒙不僅變成了啟蒙者的喃喃自語，而且有時還反過來窒扼了文本創作的精深博大。
在現代文學史上，魯迅是最早洞悉啟蒙話語的理論背反和曆史局限的一個偉大而清醒的作家。他一方麵為減輕啟蒙者的寂寞，使其“不憚於前驅”而大聲呐喊、不遺餘力地啟蒙；另一方麵又不斷質疑啟蒙話語的合理性，懷疑啟蒙理論對被啟蒙者的拯救效用。他在大聲疾呼“救救孩子”時，卻伴隨著長長的無奈歎息（《狂人日記》）；他在充滿期待地為夏瑜的墳添上花環時，卻又發出革命者死得不其所的悲憤和絕望（《藥》）。自稱遵命的魯迅，始終保持著對啟蒙的高度警惕，在虛幻間對靈魂進行不斷地拷問，終其一生，堅韌又艱難地探尋自身、知識群體乃至整個民族的精神價值。與之相較，新時期後以“救亡壓倒啟蒙”來概括五四啟蒙精神的消隱，雖影響深廣卻有失簡單，啟蒙精神的流失不完全是外部環境的變化和外部壓力所引起的，而是還其自身的原因。啟蒙理論的引進和運用，有頗多是不適於中國社會文化環境的。啟蒙者之所以理直氣壯地以精神導師自處，在於他們假設自身已經解決了精神價值體係的建構，作為文化階層，他們以為自我並不存在精神問題，當我們將這種簡化了的啟蒙理論返回到20世紀中國社會文化生態語境，特別是20世紀後半葉社會文化語境遭遇“後現代”理論時，它的自我特征、矛盾尷尬就日漸突出。啟蒙精神的核心在於反思，隻有跳出封閉僵硬的經院式的思維理念，融進新知，參與現實，把它納入到當下文化文學建設的動態係統中去，才能呈現飽滿的生命活力，真正變成“有思想的學術”。
實踐告訴我們，20世紀90年代後的啟蒙依然是一個難度很大且未竟的文化係統工程。在啟蒙過程中，我們一方麵要超越狹隘的文人意識（人文精神不等於文人意識），避免孤芳自賞和精神自戀，另一方麵又不能退回書齋做所謂的純而又純的學術研究，放棄比知識更重要的意義訴求；一方麵要走出象牙之塔，關注大眾的、日常的，眼睛向下向小，另一方麵又要保持獨立品格，有批判，有抵製，有堅守。這當然很難，但惟其如此，啟蒙文學及其研究才有意義，值得我們為之付出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