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代出生詩人的詩歌氣質與文化詩學
夏可君
我們這個時代詩學的根本問題乃是 ：如何走向詩歌寫作整體性的巔峰，即創造性想象力如何超越界限，以及高端的文化想象空間如何進入並被建造起來。
如此的提問，是參照了一個偉大的時代，即那個接受了佛教之後走向盛大氣象的唐代，它就要求我們如此來提問 ：誰是我們這個時代的王維（699-761）與孟浩然（689-740）？誰是李白（701-762）與杜甫（712-770）？誰是王昌齡（690-756）與高適（702-765）？如果如此追問，將如此不同於“五。四”以來的詩學傾向——基本上以西方的詩學為參照 ：通過模仿，成為中國的龐德與艾略特，中國的拉金與米沃什，中國的阿希伯瑞與策蘭，等等。
1950年代出生的詩人都試圖繞道斯德哥爾摩或者紐約，經過迂回再次返回到漢語之中，而出生於1960年代的詩人，在一個同步性的網絡全球化時代，在跟隨前一代詩人繞道異域之後，似乎開始更加自覺地繞道長安，即回望盛唐，甚至回到《詩經》與《楚辭》的時代，因此，也許現在該是夢想一個新的“走向盛唐”（即唐玄宗開元時期713-741年）詩歌時代的時候了？這是1960年代或之後出生詩人的詩學使命？如同這些盛唐詩人大都出生於690-710之間（請再次注意年歲與時代的時間性標記），詩歌寫作則在722-741之間的二十年達到成熟，也正是他們進入不惑之年之際，直到天寶十三年（754年，安史之亂之前），共通建構了一個詩歌盛唐的神話，對於未來的詩人們，那是一個詩意的祖國，超越民族國家而以精魂凝聚的祖國，現在，該是祖國的詩意轉向的時候了！
李白在《古風》中寫道：“群才屬休明，乘運共躍鱗。文質相炳煥，眾星羅秋旻。”現代漢詩寫作隻有進入真正的老年與群星共耀的時代，才可能鑄造詩歌的星座，形成那星際的友愛。這需要當代詩人在未來的十年一起努力，以雙臂之偉力，把紐約與長安一起懷抱起來，褶皺在當代漢語的詩歌寫作之中。
代際性寫作與現代化進程的關係，隻有1960年代出生的詩人完整地經曆了中國從前現代到現代化、進入全球後現代的過程，因而其寫作最為豐富與多元。
一旦麵對1960年代出生的詩人這個特定曆史時期的特殊人群，詩歌評論就會處於一個尷尬的境地 ：在這個寫詩已經越來越成為個體麵對詩歌寫作本身的隱秘活動的時代，如何還能以自然出生與代際劃分來標記詩歌？但是，詩歌寫作如何又不是處於一個時代的處境之中——還有什麼比我們這個時代更為具有戲劇性與變化之激烈的？這是一個不再僅僅是中國文化而是全球化的時代。
也許詩人在這個時代就是最為切身感受到自身身體有限性的生命存在，按照波德萊爾對現代性抒情的要求，如同福柯在《何為啟蒙》中指出的，詩人應該成為有著花花公子時尚氣質的苦行主義者，才可能在凡俗流逝的瞬間進入永恒的契悟。
“1960年代出生詩人”這個名稱，恰好與1982年出現的“第三代詩人”的命名相互重疊，現距今正好已三十年，而這個名稱的命名者，趙野，李亞偉，胡冬等人，如今已經成長為最為具有代表性的詩人。
他們的詩歌寫作以中國現代性的混雜為其基本背景，並且在多重的意義上，1960年代出生的詩人都有著某種劃界的意義：
這個代際的稱呼（我們暫且不說命名），有著自然的生命時間性：即出生年齡或代際的自身確認，他們異常自覺地以代際來區分開詩歌寫作的階段性，看起來含混，其實具體明確，自然的生長性乃是蓬勃生機的表現，帶來新的機遇。
有著時代的命運感：他們出生於文革期間，有著對文革暴力的記憶，但試圖消化它，最為內在地以詩歌寫作來化解暴力，而不是再次暴力地模仿暴力，而文革成長的一代人至今都無法消解自己身上脊背上的暴力汙點。
有著現代性的各種遭遇，隻有1960年代出生的詩人最為徹底地經驗了中國現代性的轉換 ：即完整經曆了從前現代的最後的農村生活，到都市的倉惶求學，卷入經濟改革的遷移，徹底進入全球網絡化的信息時代，自身的寫作也隨之而不斷發生改變。
還尤其有著現代漢語詩歌的使命感 ：最為徹底麵對了現代漢語詩性言說的困難。
這些詩人，大都經曆了時代精神的洗禮：
他們盡管沒有參加文化大革命，但是看著大哥大姐們英姿颯爽的紅色姿態，他們是羨慕的，因而還有著暴力模仿的習氣，盡管對此有著警醒，因為一旦進入成長的1980年代，對創傷記憶的反思，現代性存在主義或者虛無主義的湧入，暴力的衝動有所置換，這就出現了後來的大事件，這熱血的噴湧在1990年代得到了反思，尤其是海子之死帶來的詩歌本身寫作中止的獻祭事件，迫使他們回到語詞本身，從一個傳統農業文明的抒情走向現代都市之單調的現代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