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詞：河床
一八九九年春天，正是丁香馥鬱之際，瑞典探險家斯文·赫定第二次來到“荒涼得如同月亮上一樣”的塔克拉瑪幹大沙漠。這年底，他從葉爾羌河乘船，循渾灰寬闊的塔裏木河而下，於十二月七日在塔裏木河下遊的英格可力鎮上岸。此時塔裏木盆地大寒已降，冰淩凝固了河麵，所以，雖然斯文·赫定極希望到西南方的羅布泊去，但他必須等到翌年春水化凍，才能夠繼續這次著名的行程。駐紮在英格可力，是斯文·赫定早就計劃好的，於是，一待上岸，他便著手建設他的過冬基地。他的幫手可謂眾多，有從喀什噶爾起程一路沿河岸護衛他航船的哥薩克騎兵，有附近的首領和居民，有作為仆人和助手的維吾爾人和羅布人。所以，上岸不久，他們就用蘆葦和幹樹枝，在岸邊的沙土地搭建了一個由一間馬房、兩間蘆舍、三四個帳篷組成的臨時村莊，以此為進入羅布泊做中途修整和最後的線路勘探，以及物資籌備。
斯文·赫定的船隊在英格可力一靠岸，當地首領就對他表示了歡迎。彼此致意之後，斯文·赫定便安下心來，在他的臨時村莊裏過起了一段悠閑快樂的塵世生活。而這個臨時村莊，自搭建之日起就顯現出一種強大的吸附魔力，不僅附近的土著居民爭相前來，更遠處的商人和旅行者在聽到消息之後，也都絡繹而來一瞧究竟。不出幾日，當地人便給這個村莊起了一個名字——上帝所造的房屋（譯義，羅布語）。斯文·赫定的名字因此迅速傳開，以至於到了一九零零年二月，這個臨時村莊已經成了遠近聞名的集市。一時之間，俄國商人、穆斯林商人、哥薩克商人紛紛彙聚於此，他們中有的從庫車運來茶葉和糧食，有的從庫爾勒運來毛氈、蠟燭、帆布等與旅行有關的商品，不僅如此，附近的鐵匠、木匠、成衣匠也湧向這裏，它們沿著村莊四周，依次排開他們的鋪子。人們在這裏喝茶、談笑、做交易，歡笑聲中夾雜著狗叫與馬嘶，英格可力似乎從沒有這麼熱鬧過，生活也因此充滿了希望。
在英格可力的這段日子，斯文·赫定的隨從當中又加入了兩位羅布人，正是在三位羅布人的幫助下，斯文·赫定完成了考察羅布泊的夙願，並意外發現了埋於黃沙之下的“樓蘭古國”，從而引來二十世紀初，西方諸國搶奪西域寶藏的一場掘寶競賽。
但是英格可力的熱鬧僅僅持續了幾個月。仿佛大河在奔流中彈起的一朵浪花，驟起急落，未等領略淩空的歡欣，便又重歸渾灰的水流。一九零零年三月，斯文·赫定前腳離開此地，化凍的河水便一步衝上河岸，活像一頭餓了一冬的猛獸，一口吞掉了河岸以及河岸上的一切。斯文·赫定後來聽說此事，惋惜之情長縈於胸。因為，在他心中，這個被譽為“上帝所造的房屋”的村莊，已經成為他在亞洲腹地探險諸多驕傲裏的一個。而離開英格可力之前，他還自信地認為：這個村莊將在他離開後存在許多年。
斯文·赫定的這些記錄，該是近代以來，塔裏木地區最具傳奇色彩、也最具世界意義的一段曆史了。
現在就要說到我的出生地，它被稱為“烏魯克”，同樣是塔裏木河下遊河岸上的一個小鎮。它距離英格可力三十多公裏，在清朝末年的《大清一統輿圖》上，它被標明是英格可力鎮的一個善後局。“烏魯克”“英格可力”皆為維吾爾語，“烏魯克”意為“大海子”，“英格可力”意為“新湖”。所謂“善後局”，百度詞典上這樣解釋：指清後期在戰事頻仍的新疆地區所設立的一個特事特辦官署機構。
若是繼續向前追尋，依據漢代西域三十六國的地圖所標，這一帶該屬於古渠犁國，也即現在的尉犁地區。而古渠犁國在公元四世紀之前，曾是西域“絲綢中路”的必經之地，它存留於世的營盤遺址素有“小樓蘭”之稱。但是，因為史籍缺乏烏魯克或者英格可力與“絲綢中路”的相關記載，而“絲綢中路”四世紀之後很快又為使者商賈放棄，故而此地曆史與人文的厚度更多則要依靠生息在此地的人們自身的記憶。
到了清朝末期，這裏的居民還主要是那些從九世紀到十五世紀逐步在新疆形成的主體民族——維吾爾人。在這些維吾爾人中，有一部分人的身份更加特殊，他們就是與樓蘭古國有著秘密聯係的羅布人。更早時間，這些羅布人還隱居在塔裏木河尾閭——米蘭和若羌境內羅布泊附近的村落裏，隻是到了十九世紀末，因為羅布泊湖址遷移、塔裏木河河水減縮、改道的原因，他們中的一部分人不得不溯塔裏木河而上，來到塔裏木河下遊的英格可力、卡拉一帶居住。
事實上，以上這段敘述無論從行文章法，還是它在我生命裏的位置都顯得可有可無，不甚必要。因為，若從讀者角度來看，凡是對這片地域有興趣的人都可以通過其他閱讀途徑獲得更為精細和豐富的知識；若以我的感受而言，它遠非我所成長的那片沙漠，更不是那條翻滾著我年少身影的大河，而與這片地域相關的曆史偉人與名人，他們也從未在我的少年時代進入過我的心靈，因此也從來沒有教會過我什麼。它與我記憶中——金黃色的沙丘、深藍色的天空、熾烈的陽光、清涼的溪水以及野馬般的歡樂——那個獨一無二的樂園毫無關聯。但是我還是決定把它放在這裏，仿佛企圖將自己的生命與這片地域的曆史聯結在一起；但也許，我這樣做的真正動機，是因為我已經感到自己正從這段曆史的河床上漸漸走失。
關鍵詞：時代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荒寂多年的塔裏木河下遊兩岸忽然冒出許多人影，他們神情堅毅，行影匆匆，說著有別於當地維吾爾人、羅布人的內地話，坐著解放牌卡車，帶著測量水文、研究土壤、記錄植被等專業勘探工具，以一種令人欽佩和驚訝的速度，將塔裏木河下遊兩岸的荒地、草灘、河流、湖泊、林木等生態資源數據盡數采集入案。這些人便是開墾塔裏木的第一批軍墾戰士。很快，緊隨在他們身後進疆的，是數萬複員官兵和來自全國各地的內地知青。
“塔裏木”是維吾爾語田地、種田的意思，但是當地人隻習慣於稱塔裏木河下遊尉犁縣以南地區為“塔裏木”，也就是包括我的出生地烏魯克、英格可力、卡拉、鐵幹裏克等地在內的塔河下遊兩岸的軍墾團場所在地。
促使塔裏木和這批進疆的複員官兵、內地知青，以及他們的後代進入一段新曆史的原因，多少與解放新疆的王震將軍的一席話有關：“塔裏木有兩個英國之大，有三個陝西之闊，比當年墾荒的南泥灣要大幾百倍……”省略號代表了王震將軍的未盡之言和未盡之意。顯然，這未盡之意便是“開發塔裏木”對於新中國建設的重要性。因為深嚐解放新疆的艱辛與榮耀，王震將軍比任何人更深謀遠慮地體會到了這片廣袤土地之下有別於它外在蠻荒的內在富饒和遠景。
王震將軍這番話是在一九四九年進入新疆之前說的，兩年之後，他便在一九五一年五月十五日這一天的一個大渠首期工程竣工上，以昂霄聳壑的氣魄，大聲發出“向塔裏木進軍，要大戈壁給我們獻棉糧”的時代召喚。那一天，四十三歲的他難忍內心的激動，矯健地從渠擺跳入大渠，完成了剪彩放水儀式。
一九五六年，“向塔裏木進軍”的召喚落實在行動上，就變為在塔裏木地區組建若幹個農場，主要任務便是開荒種地，擴大耕地麵積。為此，從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二年，原以土著居民為主、人跡稀落的塔裏木地區興建起了七個農場，調集了數萬複員軍人和內地知青。而這七個農場的意義，除了“向大戈壁要棉糧”，還有以下遠慮：“尉犁縣麵積將近六萬平方千米，卻隻有萬把人……沿線隻有群克、卡拉、鐵幹裏、英蘇有星星點點的人家，如果不開發，一旦發生戰爭，敵人搞空降，這千裏戈壁就成了他們橫行無忌的真空地帶，現在我們開了農場，修了水庫，已經站住了腳，形勢會變好的……”
我便出生在這七個農場其中的一個——農二師三十二團，屬地位於烏魯克。而我以及我的夥伴們便是在“進軍塔裏木”所肩負的生產意義和戰略意義下出生的“第二代塔裏木人”。
關鍵詞：信念
人類改造自然的力量可敬又可怕。
關於那段艱苦歲月的記憶，多是從大人嘴裏斷斷續續聽來的一些片段：
“來了‘例假’也趕著去挖渠，生怕落下，一天幹十六個小時的活兒，白天挖渠，力氣小挖不動就抬土，土也抬不動怎麼辦？就在紅柳抬筐的一頭裝個木輪子，推著來回跑。晚飯後接著幹，剝野麻搓繩子……搓繩子幹什麼用？修大壩要用梢捆，抬土要用筐子，都是兩隻手編出來的……沙土裏有毒蠍子，女人被嚇得大叫，卻有人不怕，用木棒夾起來，往嘴裏一扔，吧吧吧地就嚼起來……還有成群的草蟞子，聞見人味就連滾帶爬地跑來了，鑽進肉裏，拿鉗子都拔不出來，它們喝飽了人血，癟癟的肚子就鼓成一個個圓滾滾的小血泡，被咬了的地方又癢又疼，那玩意兒厲害著呢！雞一隻隻地都被吸幹了血死掉了。”
我並未親眼見過這種不可抵擋的時代狂熱，到我記事的時候，我的團場已經初具規模：水渠、農田、林帶、居住區、菜園、果園、公路、醫院、學校、商店、食堂、機關、工廠、民房，一個現代人類聚居區該有的內在結構已經完整成形，並在繼續完善。而爸爸媽媽又在團部機關工作，所以我既沒有挨過餓，甚至沒吃過幾頓苞穀麵饅頭，也沒有真正地下地勞動過，當然也就不曾真正品嚐生活的艱辛、掂量它的輕重。而越到後來，爸爸媽媽也越少談及那段歲月，倘若提起，也是三言兩語便猝然止住，既不細致也不完整，仿佛回憶會把那段艱難的歲月拖拽回來。
記憶的遠去是否意味著一段生命的湮滅？大人們不喜歡談論過去的原因，或許是因為信念已經改變。那個將他們聚集在一起的時代召喚，已經隨著激情的消退、運動的損耗、頭腦的冷靜，以及生活的困乏和簡陋，變得疑慮重重。
這時候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集體的意誌已經漸漸失去了往日的魔力與威懾力，這期間的原因，或許來自時代與人對荒謬的認知與糾正，它使得自我意識在人們的身體內部開始覺醒。
首先是那些來自大城市的內地知青開始意識到修複自己蒙塵的命運，接著是所有想改變命運的塔裏木人。如同順應另一股生命的激潮，他們像當年興衝衝地來到這裏一樣，開始在焦灼中尋求離開塔裏木的途徑。這樣一來一去，既是兩個時代的更易，也是兩種價值觀的迭嬗。他們不再有與這方天地共存亡的熱情，他們開始計較自己的喪失，追究付出的代價是否過於慘重。許多人拿一百多千米外的庫爾勒市做參照。他們不談信念，隻說物質，應該說他們談夠了信念，眼下就隻想要些實實在在的東西：樓房、自來水、抽水馬桶、柏油馬路、好醫院、好學校、百貨商店、書店、有暖氣的電影院、冰激淩……他們受夠了塔裏木的烈日、風沙、勞苦和枯燥，除了這些，他們覺得自己什麼都沒有。一些人失去了平衡，他們開始反抗自身不斷向下滑落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