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人行藝主要有以下三種方式：
“鑽格子”，即臨時進入茶館、煙館、旅館賣藝，《成都通覽》即有“棉花街、青石橋之（旅）店有彈唱者，夜間入店，以備旅客消悶”的記載。以及前引《綿州竹枝詞·注》所說：“俗有唱婆子，多二八雙鬟，於酒肆席間賣唱”亦是。
“出堂會”，即有愛好者因限於身份不便於茶館聽曲或家有喜慶宴飲而邀至家中演唱。
“坐館”，即於固定的時間，於固定的茶館獻藝者，同時也與其他曲藝形式同台演唱。如成都湖廣館街“聚賢書場”的營業執照的營業種類欄內即計有：竹琴、洋琴、口技、相書、雙簧、琵琶（即清音）六種曲藝形式同時獻藝於一處。
演唱者全為女性，左手執檀板，右手執竹簽敲竹節鼓（取直徑約10-12厘米，長約8-10厘米的帶節楠竹，以竹節凸狀隔膜為鼓麵，四川清音的特製樂器）以控製節奏，指揮樂隊伴奏。新中國成立前多為一人或二三人坐唱，並有專人在台下散“折子”（能折疊的小冊子，上書曲目名供人點唱用）。新中國成立後為適應劇場大舞台的需要，改坐唱為站唱，並由一人獨唱發展為兩人對唱及多人合唱。1958年宜賓“曲改會”藝人王純熙（1925—1978）演唱四川清音《歌唱英雄黃繼光》（鍾成修詞，喻祖榮、韓紹武改編編曲），首開男性演唱清音，以清音曲調表現英雄人物之先河，並在第一屆全國曲藝會演中獲獎。
四川清音伴奏樂器以琵琶、月琴（今已不用）為主，和以碗琴（今已消失）、二胡、高胡等，有隨腔、加花、減字或按伴奏點等手法伴奏。
四川清音有兩百多年的藝術積累，其音樂曲牌、曲目、曲詞十分豐富。藝人們按曆史習慣將眾多曲牌分為“大調”、“小調”兩大類。大調有“八大調”之稱，即“勾、馬、寄、蕩、月、背、皮、簧”（［勾調］［馬頭調］［寄生調］［蕩調］［月調］［背工調］［反西皮調］［灘簧調］），另有小調若幹。
其音樂結構有“聯曲體”、“單曲體”、“板腔體”等。
聯曲體是“曲頭”、“曲尾”① 之間插入若幹支曲牌，構成大型套式演唱一段相對完整的故事。如李月秋、熊青雲演唱的［月調］《尼姑下山》：
月頭——垛子——半垛子——半邊月——戴帽半邊月——垛子——京垛子——未調——平板——點點花——銀紐絲——疊斷橋——月尾。
單曲體是一段曲調（二句式或四句式）反複演唱若幹段唱詞，在反複中曲調略有變化。如李月秋、程永玲等演唱的《斷橋》《小放風箏》等曲目即屬此類。這種類似於“分節歌”的結構，藝人稱為“一封書”。
板腔體是從地方戲曲音樂中吸收來的。曲調由一對上、下句形成，並以此為基礎變化發展出各種不同板式與聲腔。一般結構為：
帽子（散板）——一字（三眼板4/4）——慢二流（一眼板2/4）——快二流（有板無眼1/4）——尾煞（散板）。
如［漢調］（一名［正西皮］）《花園跑馬》《悟空拜蓮》等，［反西皮］《關王廟》《黛玉葬花》等即屬此類。
新中國成立後，新的音樂工作者與藝人結合，互相學習，使清音音樂創作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如1960年由成都市戲劇學校曲藝班創作演唱的歌頌英雄向秀麗的現代曲目《永生的鳳凰》（天青詞、熊青雲曲）即由李月秋領唱，曲藝班學員十餘人伴唱。同時吸收了一些新的音樂創作手法，如和聲、輪唱等，使作品顯得氣勢宏大、輝煌明亮，大大地增強了四川清音的音樂表現力。再如《布穀鳥兒咕咕叫》（黃伯享詞、熊青雲曲）、《趕花會》（戈壁舟詞、熊青雲曲）、《紅軍飛奪瀘定橋》（譚柏樹詞、李靜明曲）、《江竹筠》（張尚元、薑賢儒、張琦詞，鄧碧霞、楊可三曲）、《春耕支農送肥忙》（熊炬詞、李敏康曲）等一大批四川清音現代曲目，既保留了四川清音傳統的韻味又展現了強烈的時代精神，對於今天四川清音創作、演唱都有極好的借鑒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