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中國古代演唱理論是一座豐富精深、具有鮮明中華民族特色的文化寶庫。近三十年來，這一領域的研究有了長足的進步，成果眾多，成績斐然。這對於後人繼續從事這個領域的研究，既是一種便利，更是一種困難。因為在學術研究中，要在前人的研究基礎上進一步突破，並有所超越，是極為困難的。
趙璐的《中國古代演唱技術理論研究》一書是在她博士論文基礎上修改而成的。從標題可以看出，她特別注意嚴格限定特定的研究對象，以聚焦於古代演唱藝術中最突出的技術部分，我覺得這是很可取的。
首先，古代聲樂演唱理論包括技術、聲效、美學等各個方麵，內容豐富、涉及麵廣。但作為實踐性、操作性很強的聲樂藝術來說，“聲”是其本體，發聲首先涉及的便是方法與技術。一個民族的文化觀念、審美情趣決定了技法的生成，而不同的發聲方法則形成了相異的演唱風格。因此，技術是民族唱法審美情趣和演唱風格最直接、最具體的體現，是聲樂演唱藝術的基礎內容。故對演唱藝術的研究必須從技術層麵入手，通過對古代演唱技術理論的分析以發現古代聲樂演唱的本質特征，使人們真正認識到中華民族聲樂藝術的特征、品格及價值，進而透過特定的技術技巧探尋影響其生成的社會、文化等基因，深究民族聲樂獨特風格的形成機製，方能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
其次，在民族聲樂各研究領域中，演唱技術理論的研究，是難度較大的一個方麵。因為聲樂演唱技術是一種既形而下也形而上的東西，有關演唱技術理論，雖然曆代頗多總結描述，但真正要將其落實到領會和操作的層麵來看，很多東西又是隻能意會而難以言說的，這就需要學者個人具有較多的藝術實踐和理論領悟能力了。應該說，單純從事理論研究或表演藝術的人，都很難達到真正的領悟。
最後，研究演唱技術理論，無疑對當今民族聲樂藝術的發展，也是最具有現實啟發性和現實意義的一個研究領域。
由此看來，作者的選題是具有一定的挑戰性和較大現實意義的。
論文作者在讀博前已有十餘年的聲樂演唱與教學的研究基礎，這為她將理論與實踐緊密結合提供了可能；而她在碩士期間攻讀的中國音樂史又使其對中國民族聲樂的曆史以及學界對民族聲樂研究的曆史與現狀有比較全麵清楚的了解。因而應當說她基本具備了從事這一領域研究的能力。
作者在本書中力求有新的突破，並顯示出自身特色。其特色在於，她以古代唱技理論思想的發展為中心，梳理唱技理論思想的演進邏輯、思想體係和理論意義，從而對中國古代演唱技術理論作出整體性的宏觀透視，清晰地勾勒出了中國古代唱技理論的發展脈絡，突出了古代唱技理論的精髓和民族特色。我認為，這種將宏觀研究與微觀透視有效地結合起來，從而既可係統立體地把握事物的整體概貌，又能更好地揭示事物特殊本質的研究方式是十分可取的，值得參考和借鑒。因為對於學術研究來說，宏觀研究與微觀透視本就是相輔相成的兩方麵，宏觀若脫離微觀基礎，易流於空疏；微觀若無宏觀的指導，則易流於瑣碎。
全書主要包括兩大部分：上篇“古代唱技理論的曆史演進”為縱向的曆史研究，作者將先秦至清代兩千餘年間的古代唱技理論作為一個統一的整體，研究它連續發展過程的總趨勢，並將其細分為“先秦至唐”、“宋元”、“明清”三個不同的曆史階段進行細致考察，明確其曆史階段性特點及成因，總結其發展的規律；由此梳理出古代唱技理論發展史的完整線索，對當代民族聲樂唱技理論體係的曆史來源獲得了較為完整而具體的整體性把握。下篇“古代唱技理論的成就及其民族特色”著重從橫向對各個曆史時期的重要論著及觀點從共性與個性兩方麵進行全麵解析，闡釋唱技理論本身的內容和特點，力求從浩如煙海的理論文獻中總結出中國古代演唱技術理論的精華內容，並通過與西洋唱技的比較闡明其民族特性，為古代唱技理論的正確曆史定位提供了可靠的依據。例如對於明人魏良輔的理論成就，作者既從橫向上比較魏與同代人沈寵綏的唱技理論的差別，又從縱向上比較魏氏唱技理論與前人唱技理論的異同，從而較為客觀準確地揭示了魏良輔為古代唱技理論作出的重要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