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經洞文物流散記
宋代以後，隨著政治重心的東移和經濟重心的南移，西北地區經濟文化的發展逐漸落後；而隨著海上絲綢之路的興盛，陸上絲路也漸趨衰落；更隨著時間的推移，處在絲路上的許多興盛之區，也從人們的視線中消失，成為文物古跡。19世紀末20世紀初，在西北地區漫漫的絲路古道上，一批批打著“探險”旗號的外國文化扒手，對這一地區的古代文物進行了瘋狂的盜掘，一時間，絲路古道上魔影重重，古代文化遺產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厄運，絲路重鎮敦煌也未能幸免。
19世紀末20世紀初，西方列強加緊對中亞及中國西北地區的擴張。為了擴大勢力範圍，西方列強派出各種探險考察隊，以“探險”為名，進入中國西部，搜集軍事情報，以便為將來的軍事行動打下基礎。這期間，西方列強在中國西部約進行了70次探險考古活動，如1870年至1885年間俄國的普爾熱瓦爾斯基（N．M．Przheval’skii）組織的4次探險，足跡遍及新疆、甘肅、蒙古、西藏的許多地方，攫取各種軍事情報，了解當地政情和測繪地圖，探察道路，當然，他們沿途也收集了不少古代文物。當時有些所謂考察隊的考察目的和動機往往是搜集情報和學術考察交織在一起的。
這一時期，外國考察隊在中國西部的活動與當時歐洲地理學、東方學、漢學等學科的發展也有直接的關係。19．世紀上半葉，世界大部分地區經過探險、考察，自然地理麵貌已基本清楚，但亞洲腹地，特別是中國西部，對歐洲人來說，仍然是一個神秘王國。在當時歐洲人繪製的地圖上，這裏的地形地貌仍是空白，這就更引起西方探險考察隊的極大興趣，神秘的中國西部，吸引了各國的考察隊紛紛前往。
19世紀80年代末，英國人鮑威爾（H．Bower）在新疆庫車考察時，在一座廢棄的佛塔中，偶然得到了一批梵文寫本，1890年，他將這些古文書送給在印度的英國學者霍恩雷（R．A．F．Hoernle）研究，鑒定出這是現存最古老的寫本。這批梵文寫本隨後又被送往歐洲，引起歐洲學者的關注。與此同時，法國的杜特伊-德·蘭斯（Dutreuil de Rhins）探險隊，也在1890年至1895年間的新疆考察中，從和田地區買到了同樣古老的怯盧文貝葉本《法句經》，這些發現更進一步刺激了西方探險者的欲望。1899年10月，在羅馬舉行了第十二屆國際東方學家大會。會上，俄國東方學家拉德洛夫介紹了克列門茲在吐魯番的發掘活動及所獲文書，並向大會提交了建立一個國際協會的提議，他的建議得到各國東方學家的支持，於是決定成立“中亞和遠東曆史學、考古學、語言學和民族學研究國際協會”，本部設在俄國首都，各國設有分會，其目的在於推動各國在中亞及中國西部的考察。此後，各國爭先派出考察隊進入我國新疆、西藏、甘肅、內蒙等地，進行考古發掘，其中比較有名的有，俄國科茲洛夫（P．K．kozlov）1899年至1901年的中亞探險，特別是他1908年對甘肅居延附近西夏古城黑城子的發掘；英國斯坦因（M．A．Stein）1900年至1930年間的4次中亞考察；瑞典斯文·赫定（Sven Hedin）1899年至1902年的中亞考察，發現了樓蘭古國；普魯士王國格倫威德爾（A．Grnwedel）和勒柯克（A．yon Le Coa）率領的考察隊1902年至1914年間在吐魯番盆地、焉耆、庫車等塔裏木盆地北沿綠洲遺址的調查發掘；法國伯希和（P．PeUiot）1906年至1909年間的新疆、甘肅考察；俄國鄂登堡（s．F．Oldenburg）1909年至1915年間的兩次新疆、甘肅考古調查；日本大穀光瑞1902年至1914年間三次派遣的中亞考察隊。這些考察隊每次對中國西北地區的所謂“考察”，都沒有空手而歸，無數珍貴的中國古代文物，就這樣被堂而皇之地收藏在外國的圖書館和博物館中。自然，敦煌藏經洞的文獻及其他文物，也沒能躲過這場浩劫。
清朝末年，敦煌莫高窟已呈現荒蕪淒涼的景象。窟前的木質棧道大都毀壞，堆積如山的流沙因長期無人清理，把最下層的許多洞窟都掩埋了。原本香火旺盛的莫高窟上、中、下三寺，也顯得沉寂和蕭條。上寺、中寺住著幾位信仰藏傳佛教的喇嘛，誦讀藏文佛經，偶爾也為當地群眾做一些法事。有一年，一個叫王圓籙的道士來到莫高窟，住進下寺，並將其改造成道觀。王道士是湖北麻城人，原在肅州（酒泉）巡防軍當兵，退役後出家作了道士，到處化緣度日。王道士來到莫高窟後，憑借其能說會道，辦事幹練，很快就成為莫高窟的當家道士。當時，敦煌民間對佛道二教區分並不十分嚴格，常常一同信奉，有時甚至混為一體。因此，王道士在莫高窟定居後，並未引起當地群眾的反感，加之他講漢語、通漢文道經，很快就得到老百姓的信任，請他做道場、禮懺、祈福的人逐漸增多。王道士文化水平不高，對道教的理解也很淺薄，但對道教的信仰卻十分虔誠。他利用善男信女們的施舍及化緣得來的錢財，按照自己對道教的理解，對莫高窟進行改造。由於許多洞窟被流沙掩埋，因而，清理洞窟積沙就成為一項重要工作。
一天，清沙的人將離下寺最近的三層樓（現編號第16窟）清掃完畢，甬道北壁裂開了一條縫隙，但並未引起人們注意。後來，王道士又雇楊某在16窟甬道裏放一案桌，經常在此伏案寫經。1900年6月22日（清光緒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楊某像往常一樣在抄經休息之餘，點燃旱煙吸了起來，當他把燃剩的芨芨草插進甬道北壁的裂縫時，芨芨草竟插不到底，楊某異常驚詫，用手敲了敲牆壁，感覺裏麵是空的，楊某立即將此事報告給王道士。等到夜深人靜之時，王、楊二人打開牆壁、去掉封泥，找到洞口，發現了堆滿寫本及絹畫、法器、石碑、塑像等物的藏經密室。麵對這一發現，王道士頓時目瞪口呆，不知所措。王道士發現藏經洞後，並不懂得這批文獻和其他文物的價值所在，但直覺告訴他洞內所藏肯定是非同尋常的寶物。為了借此機會引起官府和地方名流對莫高窟的重視，王道士請來敦煌城中的官紳來參觀自己的發現，並挑選出部分絹畫和寫本分送肅州兵備道廷棟及本縣官員鄉紳。於是，敦煌發現藏經洞的消息逐漸在西北地區流傳起來。
第一個來敦煌竊取藏經洞文物的是英人斯坦因。斯坦因原為匈牙利人，1862年生於布達佩斯的一個猶太人家裏，後加入英國籍。作為一名考古學家，斯坦因曾先後4次來我國西北考察。第二次中亞考察時，斯坦因來到甘肅河西，以不正當手段非法從王道士手中騙取大量敦煌藏經洞文物，成為劫掠敦煌文物的始作俑者。
早在1879年，匈牙利地質學家拉喬斯·克洛齊（LajosLoczy）參加塞琴尼伯爵探險隊到過敦煌。1902年，在德國漢堡舉行的國際東方學會議上，克洛齊報告了敦煌莫高窟保存的精美壁畫和雕塑。斯坦因也正是從他的朋友克洛齊那裏聽到了莫高窟的情況，這就更進一步刺激了斯坦因到敦煌考察的欲望，所以，在1904年，他在向英國政府提交的第二次中亞探險計劃書中，就將考察的地區擴大到甘肅敦煌。1906年4月，斯坦因踏上征途，開始第二次中亞探險。1907年2月，斯坦因從樓蘭遺址出發，沿羅布泊南的絲路古道，穿越庫姆塔格沙漠，經過陽關，3月12日早晨，斯坦因一行到達敦煌。此前，斯坦因在喀什聘請了一個中國師爺——蔣孝琬，作為他的翻譯和助手。斯坦因初到敦煌時，並不知道莫高窟發現藏經洞的事，原準備在敦煌稍事停留，考察莫高窟，補充一些糧食和飲水後，再到羅布泊進行考古發掘。但不幾天就從一位定居敦煌的烏魯木齊商人那裏聽到莫高窟發現藏經洞的情況，斯坦因當即改變主意，動身前往莫高窟。
3月16日，斯坦因來到莫高窟，這時候，王道士已在藏經洞門上裝上門鎖，並親自掌管著門鎖的鑰匙。斯坦因到來時，碰巧王道士外出化緣未歸，但他仍從一個小和尚手裏看到一卷精美的寫本，這使斯坦因欣喜若狂。他決心留在敦煌，等待王道士的歸來。這期間，斯坦因返回敦煌縣城，雇了一批工人，考察並發掘了敦煌西北的長城烽燧遺址，獲得大量漢代簡牘。
5月21日，斯坦因返回莫高窟，此時，王道士也已化緣歸來。由於前幾天莫高窟正在舉行廟會，往來香客很多，為防止好奇的善男信女可能進入藏經洞，王道士用磚塊代替木門，堵住了藏經洞的入口，這使斯坦因非常失望。於是，斯坦因說他是來莫高窟拍攝壁畫照片的，隻字不提藏經洞之事，而是通過蔣師爺和王道士進行了初次接觸。蔣師爺向王道士表示斯坦因願意提供一筆捐款幫助他修理洞窟，希望能看到一些寫卷，王表示同意，但當蔣師爺表示斯坦因實際上想購買一些寫卷時，王道士立刻警惕起來。一方麵藩台衙門有封存藏經洞的禁令，另一方麵王道士也怕這樣做會被別人發現對他本人和他所做的“功德”不利，因此，王道士拒絕了斯坦因的要求。這次碰壁使斯坦因感到，“單單以金錢為誘惑作為一種手段來戰勝他的顧慮，顯然是無用的。’另外，企圖以考古學為理由來說服這個半文盲的和尚，讓他們去參觀或者得到一些他的手寫文稿，也同樣是徒勞的。”①
斯坦因一計不成，又生一計。他提出請王道士領他參觀洞窟內正在進行的修建工程，王欣然同意。在參觀過程中，斯坦因雖然對王道士的新塑像極為鄙夷，但他卻從中發現了王道士對宗教的虔誠，因而借機表示對王道士的敬佩，王道士對斯坦因漸漸有了好感。接著，斯坦因又向王道士吹噓說，他是玄奘的忠實信徒，又娓娓動聽地向王道士述說自己是如何追尋著玄奘的足跡，從印度橫越峻嶺荒漠，曆經千難萬險而來到敦煌的。②這番鬼話果然打動了王道士的心。當夜，王道士悄悄地將一捆經卷交給蔣師爺拿給斯坦因進行研究。說來也巧，這些經卷的題記表明，佛經是玄奘從印度帶回並從梵文譯為漢文的。這個偶然的巧合，給斯坦因帶來新的希望。第二天，斯坦因對王道士說他之所以能在這一天看到由玄奘帶回並翻譯的佛
①[英]彼得·霍普科克著、楊漢章譯：《絲綢之路上的外國魔鬼》第153頁、第151頁、第172頁、第173頁，甘肅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