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最初的設想是，以現有的幾部教材為依托，融入近些年研究之新成果，編寫一部“進行時”的秦漢史：不以政治史敘述為主，而彰顯社會各方麵；吸收專門史研究成果，立體展現秦漢曆史影像。除前三講為政局演變外，其餘均為專題敘述，涉及政治製度、經濟概觀、階層家族、邊疆民族、中西交通、生活禮俗、學術思想、文化科技及簡牘帛書。至於秦漢時代的曆史定位及研究省思，因體例所限，暫時無法寫出。以後如有機會，當予增補。為保證每講敘述的完整，容有少量內容相近或重複之處，但編者盡力將之減至最低程度。
本書所依托的主體，為翦伯讚主編《中國史綱要（增訂本）》的秦漢、三國部分（田餘慶先生執筆）和張豈之主編《中國曆史》的秦漢、三國部分（王子今先生執筆）。前者為中國通史教材中的經典之作，集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成果大成；後者為近十年來通史教程中的新編著作，彙集國內相關領域學者之成果。《中國文明史》第三卷《秦漢》，也是本書的重要參考文獻。編者於此鄭重指出：如發現本書與前述三書有文字雷同之處，請毋以為怪。三書中的手民之誤，凡編者所見亦加改正。
本書所融入的學術新成果，大體可分兩類，即新的研究論著和新刊布的資料。舉例言之，研究論著方麵，如閻步克先生的官僚政治研究、王明珂先生的邊疆民族研究、黃曉芬先生的漢墓考古學研究，等等；研究論文方麵，如陳昭容先生的秦“書同文字”新探、陳勇先生的“涼州三明”論、邢義田先生的“驪靬城”再探，等等；研究譯著（文）方麵，如餘英時先生的《漢代貿易與擴張》、冨穀至先生的《木簡竹簡述說的古代中國》、渡邊信一郎先生的《漢代國家的社會性勞動的編製》，等等。這些論著，代表著相關領域研究之成果或方向，對深化秦漢曆史的認識大有裨益。
後記新刊布的資料方麵，出土簡牘與考古發現是其大宗。除張家山漢簡外，如尹灣漢簡、裏耶秦簡、虎溪山漢簡、走馬樓東漢簡等，凡有益於秦漢史者，皆酌加采擇。尤其是張家山漢簡，涉及法律、政治、經濟諸方麵，故在本書不同篇章中多有論及。譬如，“戶芻”一事，傳世文獻不載，張家山漢簡《田律》有之，鳳凰山漢簡中的“戶芻”問題，因此得以解答。考古發現如新疆尉犁縣營盤墓地之發掘，有助於深化中西交通及文化交流研究；河南內黃三楊莊漢代村落遺址，作為國內首次發現的漢代村落遺址，對認識漢人的住居、生產及生活，有著不可替代的意義。
此外，對於一些至今具有重要價值的研究成果，盡管其不屬於近年的新論著、新成果，本書亦酌加采錄。比如，在討論東漢後期地方政權與大姓關係時，學界多采納唐長孺先生的論斷；邢義田先生對東漢孝廉家世背景的分析，有助於深化這一問題的研究，卻很少受大陸學界的重視。又如，在討論西漢選舉時，察舉製度向來受到推崇，其他則很少顧及；根據廖伯源先生對尹灣漢簡的研究，以功升遷的重要性並不遜於察舉，西漢時尤如此，等等。
編者並不主張“拿來主義”，是以審慎的態度進行采擇。比如，關於秦漢律令法係問題，編者雖對此略有研究，但不敢師心自用；除指出文獻記載有問題外，主體論述取自徐世虹先生的未刊稿《漢律說略》。又如，關於中西關係問題，或認為中、西交往很早，且有直接的往來關係，取此說無疑能引人關注，激發讀者之想象及自豪感；但在證據麵前，編者寧失審慎而勿輕信。再如，關於秦“賦”征收，學界多認為是征錢；孫機先生《說“箕斂”》一文，以事實駁斥舊說，編者認為更可信。編者個人之見或有偏頗，且本書稿彙集諸家觀點，駁雜恐在所難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