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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利瑞先生去世之時，盡管他是我親密的同事，我還是沒有勇氣去參加他的葬禮，因為我害怕見到他的墳墓。許多人的民族主義與他所教授的民族主義不同，與我的民族主義也不同。同他的朋友約翰·F.泰勒一樣，他屬於愛爾蘭民族的浪漫流派。萊昂內爾·約翰遜以及我自己就是以這種浪漫流派為出發點的，隻要它是建立在文學、藝術和愛爾蘭批評主義基礎之上。如果能關心或看到老朋友的話，或許他的靈魂會接受未出席他葬禮的人的道歉吧。沒能出席他的葬禮讓我一直耿耿於懷。我從他那裏以及從泰勒那裏學到了很多東西。在我看來，泰勒是我所聽過的最偉大的演說家。理想的愛爾蘭，或許以此為出發點，幻想中的愛爾蘭，我就是在為這樣一個愛爾蘭而努力奮鬥。本質上，那種理想的愛爾蘭就是他們的愛爾蘭。他們是最後一批提到理解生活和民族性的人。格拉頓這一代人加深了這種理解，他們讀荷馬的作品，讀維吉爾的作品；戴維斯這代人也加深了這種理解，他們受馬誌尼的理想主義的影響以及中世紀歐洲革命家的理想主義的影響。
奧利瑞參加了芬尼亞運動。我們都知道這場運動沒有成功的希望。但是，他相信這種運動對人們的品性有好處。他因參加了芬尼亞運動而受到長期監禁，他對此從未有任何怨言。甚至到最後，在提起牢獄生涯時，他認為，正是他的羅馬人的勇氣讓他能描述其痛苦。
如果諸多失敗的預兆沒有讓人們泄氣，那麼道德記憶中人的行為價值，行動中心靈的高度，對他而言似乎比其直接結果要更重要。一個人不要因任何愛國托詞就依賴或放棄他的尊嚴。我聽他說過：“我隻有一種宗教，即古波斯人的箴言：時刻準備，永不撒謊”，“人們不能以拯救一個民族為借口，去做某些事情”，“人們不能在大庭廣眾之下哭喊著拯救一個民族”，我們可能不會忘記矛盾激情中的正義，“無論是多麼糟糕的事業，好人都能夠為他們的正當理由而奮力拚搏”。他的朋友有著強烈且深沉的想象力。這種想象力不是按照人們的成就把人們區分開，而是按照人們的真誠度，按照人們對直接且明顯的邏輯的掌握度把人們區分開。在他看來，這種直接且明顯的邏輯對於真誠是至關重要的。他也沒有理解到風格或文學的真正意義，盡管他以及他的朋友都是偉大的讀者，但是因為他們的想象力不可能停留在缺乏偉大性的地方，所以他們希望看到（尤其是約翰·奧利瑞）一種偉大的愛爾蘭文學。當萊昂內爾·約翰遜、凱瑟琳·泰南（當時的名字）以及我開始改造愛爾蘭詩歌之時，我們想要保持由格拉頓留下來，又由約翰·奧利瑞傳給我們的這個東西，盡管我們的任務是在迷宮中探索新路徑。我們努力創造一種比那些用英語創作的前輩愛爾蘭詩人的作品更微妙的節奏，更有機的形式。但是，我們也總是努力牢記某些虔誠的觀點以及高尚的心靈態度。在我們看來，隻要一個民族能夠用智性來概括，那麼這種智性就是民族本身。如果你問一位古斯巴達人，是什麼造就了斯巴達，他會回答是萊克格斯法典造就了斯巴達。許多英國人會回頭去讀班揚和彌爾頓的作品，正如我們會回頭去讀格拉頓和米切爾的作品一樣。萊昂內爾·約翰遜能夠將這種傳統的一部分融入他的藝術中，但我不能，因為他有天賦，他能夠用優美的詩歌來表達他的政治思想，這也是我所缺乏的。另一方麵，我一心想著愛爾蘭（他有其他興趣），我從阿林漢姆和沃爾什那裏獲得了對鄉村招魂術的熱情，從弗格森那裏獲得了對英雄傳說的興趣。與此同時，閱讀歐洲文學作品，在愛爾蘭創造我的表達的象征符號。一種強烈的思想經常浮現在我腦海。主要是受到威廉·莫裏斯個人的影響，我夢想著強化愛爾蘭人的仇恨，直到我們帶著愛國主義激情，像莫裏斯和羅斯金那樣去仇恨某些事物。米切爾已經將從卡萊爾那裏得到的仇恨全部傾倒出來，融入愛爾蘭人的血液中。
卡萊爾的仇恨更早、更深。我們難道不是一個有著古老勇氣，完整無缺的土地，自我奉獻精神這種原始天賦的可憐民族嗎？羅斯金和莫裏斯徒勞地耗費精力，因為他們沒有找到任何激情來實踐他們的思想，但是在對每一種尋找的思想和行動的大眾記憶中，留下了完美的激情和先例。或許，要找到一種能夠將鄉村招魂術改變成一種理性信仰的事物，這是可能的。這種理性信仰的能量會影響其他事物。例如，在弗雷德裏克·邁爾斯的作品中出現的一種達到類似高潮的新招魂術哲學中去尋找，在對無數微不足道的人的調查中去尋找。一種新信仰似乎到來了，它非常簡單、顯而易見，最重要的是，能夠融入世界的普通景物中，這樣它就能讓所有人情緒激昂，將人從數千年的順從和複雜性中解放出來。為了那場偉大的戰爭，我們要在愛爾蘭將我們古老傳統的鐵砧鑄造成一把新劍。那場偉大的戰爭最終會重新建立起一個古老、自信、快樂的世界。我一直致力於這種想法，即建立各種學會。但是，我很快就會鄙視某些學會，還有一些學會，隨著時間的流逝，也會被我鄙視。我一邊是在惡作劇式地以及嘲笑般地旁觀；一邊又在說著越來越不真實的話，就好像心靈態度變得越來越局限，越來越困難。毛德·岡女士仍能用她的美貌和真誠，吸引貧民窟中的人們出來，對他們講“我們的祖國愛爾蘭頭上戴著星星編織的王冠”。漸漸地，她所參加的政治運動很難建立在任何持久的事物之上。這些政治運動滿足於攻擊微不足道的個人和事物。所有運動更多的是由他們所憎恨的事物聯係起來的，而不是他們所熱愛的事物聯係起來，因為愛將所有運動區分開，使其個體化，使其平息下來。文學的出發點就是這種唯一的運動，這種高尚的運動憎恨偉大和持久的事物。有著舊傳統的人都有著某種貴族氣質，但是我們同第一種心態對立，盡管不是很強烈的對立，這種心態沒有對格拉頓那代人造成影響，也基本不存在於戴維斯那代人中。它在曾經充滿了美好記憶的古老愛爾蘭上建立起了一個新民族。
我記得，我二十歲的時候，在我從青年愛爾蘭學會回家的路上，同人爭論過，有著神聖教會的愛爾蘭不可能創造像彭斯這類民主詩人，盡管它不止一次地嚐試，但是從長遠來看，愛爾蘭的天才將會是主張貴族政治的、孤獨的人士。這樣的愛爾蘭時刻準備引導智性事物——約翰·奧利瑞多次提到過這種積極性——還有對中立和未完成的爭論的拉丁式憎恨。無論何時我認識了某位老農，我都會聽他們講故事傳說。故事傳說源自想象，這種想象能更深刻地理解荷馬的作品，而不是《佃農的周六晚上》或《高地瑪麗》。這種想象是一種遠古想象，在這種遠古想象中，一切都是長期積澱的結果。我相信，精致文學的創造者仍能獲得激情和主題，不過他對此思考很少。我想，所有最美麗的玫瑰花都被移植到了這種年老而破敗的花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