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詩的成就自應與他的詩學思想有關。以往，談及王安石的詩學思想，往往強調其功利主義的目的論。問題是，如果他的詩學思想僅僅止於功利主義，則其詩歌所達到的成就，也就難於理解了。所以，對此做進一步的具體分析是完全必要的。
考察王安石的詩學思想，就不能不提到他作為一個大政治家的經世致用的文化思想。
曆來，有許多有作為的政治家、思想家，在文化思想上主張經世致用，或者在他們的政治、文化實踐中體現經世致用。在相應的曆史語境中，經世致用思想往往以不尚空談，關注現實，“報國敬民”的良知意識，不務虛華，“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心係國家民族命運和百姓疾苦的憂患意識，不拘舊製，勇於突破傳統，棄故圖新的變革意識，以及以天下為已任，力挽狂瀾於既倒的使命意識等優秀的文化品格，而成為時代先進的積極的文化思想。而在宋代，士風中的現實精神，參與意識，強調個體對社會的責任感，以及冷靜、理性、腳踏實地的人生範式，又都給經世致用的文化思想提供了生長和發展的文化背景。王安石經世致用的文化思想就是在這種士風當中形成的。他的“新學”，從本質上說，就是經世致用之學。畢沅《續資治通鑒》卷六十六記載王安石開始執政時與宋神宗的這樣一段對話：
（宋神宗）謂之曰：“人皆以為卿但知經術，不曉世務。”安石對曰：“術，正所以經世務也。但後世所謂儒者，太抵多庸人，故流俗以為經術不可施於世務耳。”帝曰：“然則卿所設施，以何為先？”安石曰：
“變風俗，立法度，今之所急也。”帝深納之。
王安石認為，經術本來就應該是“經世務”的。在對話中，他一方麵回擊了反變法派說他“但知經術，不曉世務”的攻擊；另一方麵，明確表明他的“經術”恰與那些庸儒“不可施於世務”的章句之學與玄虛的義理之學相反，是要經世致用，要與急迫麵對的現實政治改革聯係起來。他的《三經新義》等“新學”著作，就是立足現實觀照經典，充分體現經世致用的文化思想。其中，對經義的許多闡釋，都與他的現實政治改革思想相關，有些就成為他所製定和推行的某些新法的理論根據。他在《周禮義序》中談到訓釋《周官》時就說：
以訓而發之之為難，則又知其立政造事，追而複之之為難。然竊觀聖上致法就功，取成於心，訓迪在位，有馮有翼,亹亹乎六鄉六服承德之世矣。以所觀乎今，考所學乎古，所謂見而知之者，臣誠不自揆，妄以為庶幾焉。
可見王安石的“新學”之立，訓經典而發之，即在於“以所觀乎今，考所學乎古”，在於致用，是以經世致用為本旨的。
文學主張、詩學思想自然要受到文化思想的影響和製約，文化思想也自然會體現於文學主張、詩學思想之中。關於王安石的文學主張、詩學思想，論者每每引用他在《上人書》中的一段話來說明，即：
所謂文者，務為有補於世而已。所謂辭者，猶器之有刻鏤繪畫也。
誠使巧且華，不必適用，誠使適用，亦不必巧且華。要之以適用為本，以刻鏤繪畫為之容也。
從上世紀六十年代至本世紀初，幾部通用的中國文學史教材，均就這段話認為王氏文學創作的指導思想是“以適用為本”。遊國恩主編的《中國文學史》就引用這段話為據說：
正是由於王安石持有“適用”的文學創作觀念，他的詩文都具有濃厚的政治色彩，是直接為他的政治鬥爭服務的。
袁行沛主編的《中國文學史》在論述王安石詩歌時也就這段話說：
可見王安石雖然不排斥文學的藝術性，但他更重視文學的實際功用。
王安石上述這段話確實比較集中、明確地表述了他的“以適用為本”的文學主張，他在《送董傳》一詩中所說的“文章合世用”，在《夜讀試卷呈君實待製景仁內翰》一詩中所說的“文章非特巧爭新”，也都是這個意思，都是他的經世致用的文化思想在文學領域的延伸。不過，具體解讀這段話，特別是具體認識王安石在詩歌方麵的一些主張，又似不應止於這樣一般的理解。比如：傳統的儒家文藝思想已有“適用”的主張，王安石的“以適用為本”與之有何聯係？又有何不同？《上人書》中的這段話，係就文而言，而詩歌如何做到“以適用為本”？王安石曾推崇作詩“經奇緯麗”（《哭梅聖俞》），他自己的一些詩歌創作亦以修辭工巧，對仗精切等藝術手段見長，這與“誠使適用，亦不必巧且華”的主張是否矛盾？二者應是一種什麼關係？等等，要把握王安石的詩學思想，此類問題都應做進一步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