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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有人問我最近看什麼，我說不看！沒什麼可看，看也是眼花繚亂。別以為這是氣話或是俏皮話，不是，這陣子的文壇，套用前一陣子一句頗為流行的歌詞形容是：最近有點亂。
沒法不亂。先是去年年底，“文化恐龍”朱大可在休蟄於澳大利亞6年之後，突然事先毫無跡象地複出文壇。他再戰江湖的一麵旗幟，是火藥味極濃的文化批判長文《甜蜜的行旅——論餘秋雨現象》，它先是通過商業運作的方式在《十作家批判書》中與廣大讀者見麵，不久又發在了改版後以新銳臉譜出現的新千年1月號的《芙蓉》雜誌上。謝冕、謝有順、王唯銘，全都在第一時間內出來捧場。這也沒什麼不好，與其讓一些狗屁不通的文壇小混混獨霸場子，還不如把朱大可這樣的文化精英推到場中央。還記得當年上海的青年批評家胡河清對他的推崇，他曾說朱的批評文字“創造了獨一無二的難以模仿的朱大可語體。”說這話後不久胡河清即跳樓自殺，使這一評價成為文壇絕響。
確確實實，朱大可的原創性批評語體在當代中國“批壇”上（造一個詞兒）是一個奇跡，極難仿製、極難極難仿製。更重要的是這些原創性文字挾帶的思想的風暴，具有因陌生而橫掃一切的力量。他自己也因此不無狂妄地說，他的使命就是徹底結束“毛語的時代”。但這顯然是一種夢想。他後來遠走澳洲，不知是不是出於對毛語海洋的逃避。但朱大可的批評文字實在是太智慧、太異端、也太絢爛了，你看他竟然是這樣來緬懷浪漫主義：“在北歐陰鬱而寒冷的車站，安徒生的容貌明亮地浮出了。這個用鵝毛筆寫作童話的人，是浪漫主義史上最偉大的歌者之一。所有的孩童和成人都在傾聽他。在宇宙亙古不息的大雪裏，他用雋永的故事點燃了人類的壁爐。”真美啊，一種闊大的詩意是那樣流暢地融入了批評的理性構架，使一切都蒙上了靈智之光。但在一個“聒噪的時代裏”，有誰能夠靜下心來傾聽這些絢美的語言和感受語言背後的思想呢？所以朱大可的此次複出，才不得不借助於批判文化名人餘秋雨，就像王朔要推銷自己的書，也不得不先罵金庸後罵自己一樣。雖然，中文互聯網上流傳的新聞報導稱，“鑒於金（庸）王（朔）大戰和朱的複出，中國文壇似乎正在醞釀一場新的文化風暴”，我卻並不看好，朱大可要麼幹脆放下思想家的架子，學習如何討好傳媒和大眾，把自己也弄成一個他所批判的餘教授式的媚俗媚官的文化名流，要麼就仍然蟄伏在他悉尼西區的小屋，讓自己先鋒而又憤嫉的思想長出更有殺傷力的鋒芒。否則像這樣任由傳媒整版整版地瞎扯淡，你非得讓他們捧殺了不可，到那時，你就等著餘秋雨笑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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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就是因“無知”而“無畏”的罵壇祖宗王朔，挾新世紀雄風猝然出手，把金庸和自己一起罵了個狗血淋頭。那一時期的傳媒就跟多吃了維他命似的，全都興奮得不能自已，竊喜狠掏讀者口袋的機會終於來了。不少人跟著攪渾水，連北大教授嚴家炎，和一向遠離京城炒鍋的上海評論家蔡翔、吳亮等等，也都參加了戰鬥。印象頗深的，是南大中文係的一位博士後，在一片水平不高的吹捧之中，隻眼別具地看出了王朔“挺身而出的姿態”，因此把他比喻成“皇帝的新衣”中那個敢於講真話的小孩。這有些過分了，王朔是老江湖。就那傳媒仍然嫌不夠煽情，又密謀策劃讓因《十作家批判書》的成功炒作而名噪一時的“罵家”徐江和秦巴子相互對罵，以期吸引更多觀眾。倆人都是高手，果然罵得就比那些書呆子們動聽，罵得王朔和幕後老板們一個勁竊笑，點票子點得手都酸了。而且詞也新鮮，比如稱魯迅為“魯爺”，比如對青年的分類除魯爺“醒著的青年”外，還有“昏著的青年”、“傻著的青年”和“自我閹割的青年”，等等。先別管分得科學不科學，隻聽著就比那些陳詞濫調刺激人。而徐江呢，在和秦巴子叫陣之後，又單獨出了一回場（要給出場費的噢），這回他假裝無限痛心王朔地說，人要幹傻事，擋都擋不住，又一番小罵大幫忙。於是傳媒再次掀起爆炒王朔的熱潮，有說他嘩眾取寵的，有罵他注水豬肉的，也有指他自戀成癖的，一時也弄不清真假。就有媒體以“王罵”為號召，赫然刊出的大標題是：《王朔又在罵誰？》
真熱鬧，史無前例的熱鬧，熱鬧得像文化大革命一樣。而且北京青年報的文字也夠文革，一篇署名“漁家傲”的文章，以《為有批評多壯誌，敢教文體換新天》為題，簡直就和大字報沒什麼兩樣了。讀者就有些煩了，有讀者寫信給北京青年報問：你們就把我們想得那麼弱智嗎？
王朔的《無知者無畏》有那麼幾篇文章值得一讀，發人之所未見，但主要的價值還不在這裏，主要的價值在於他敢講。別人講不出的、不敢講的，他都敢講。僅此一點，就吹到“原來批評可以這麼寫”的高度，吹到“在文學批評界掀起一場文體革命”的高度，這是把革命群眾當阿鬥。批評是以巨大的理性為根基的，貫穿著一種精神，一種思想，一種對現象世界的悲天憫人，並不是什麼人都可以來掀起批評世界的文體革命。把批評也當做一種消費，想炒誰就炒誰，想怎麼炒就怎麼炒，批評就會完全失去標準，這在徹底資本主義化的美國，也是行不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