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1章 序言:新詩之美(1 / 2)

張德明

新詩這種文體是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應運而生的,從1917年誕生至今,中國新詩已經走過了近百年的文學曆程。近百年來,中國新詩已經在新文學的曆史舞台上展現出了她綽約的藝術風姿,優秀詩人和詩歌作品不斷湧現,數量之多、品味之高,實在令人歎為觀止。不過,從審美接受的角度來說,相比於影響深遠的古典詩歌,新詩在讀者之間的閱讀似乎還顯得有些滯後,新詩的接受現狀並不樂觀,不少人對於新詩的了解還很不全麵與深入,不知道如何領略她的藝術之美和內在底蘊,新詩的“教育”更是異常慘淡,從小學、中學到大學,新詩在校園的講授和傳播是相當有限的,新詩讀者群體的培養已然成了當今阻礙其健康發展的大問題。基於此,我們編選了這本《中國好詩歌——最美的白話詩》,力圖把近百年新詩史上出現的最優美、最有分量的作品挑選出來,呈現在讀者麵前,希望給大家提供最好的精神食糧,讓新詩盡可能成為青年朋友的生活伴侶。

要想更有效地讀懂這些詩歌,更深入地走進這些文本的審美世界中去,通曉新詩之美究竟表現在哪些層麵是至關重要的。在我看來,作為新文學中最有個性和特色的文學品種,新詩的美主要體現在這幾個地方:

首先,新詩之美表現在它的自由性上。白話新詩有一個別稱,就是“自由詩”,自由自在、不拘一格地表達詩人對宇宙、人生的觀察、思考與理解,是新詩這種文體不可多得的書寫特長和優勢。新詩草創者胡適在倡導白話詩寫作時,極力鼓吹“有什麼話,說什麼話;話怎麼說,詩怎麼寫”,明確提出“詩國革命何自始?要須作詩如作文”,這種“以文為詩”的藝術主張,源自於胡適對無病呻吟之作充斥、無法及時書寫現代人生的晚清舊體詩詞的極大不滿,其宗旨是希望人們擺脫舊體詩詞在格律上對人的束縛、對書寫者精神上的某種禁錮,從而在一個開放、寬鬆的語言環境中,重建中國詩歌的創作圖貌和美學秩序。“五四”以來,通過一代又一代詩人的不懈努力和孜孜探求,以自由為創作原則的新詩終於成為現代中國詩歌的主體,而數不勝數的優秀新詩也以其自由的形式建構和語言言說,將現代生活的千姿百態、現代人的紛繁人生樣貌精彩地呈現出來。自由是中國新詩的外在形式和內在品質,自由是現代文化和現代人的精神特征,正是在“自由”的基點上,中國新詩和現代文化、現代人生達到了強烈的共振。隻有乘著“自由”的翅膀,新詩才能在新文學的領空中盡情翱翔,顯現出無限的活力和美好的前景。當我們閱讀郭沫若的《天狗》,閱讀艾青的《雪,落在中國的土地上》,閱讀餘光中的《鄉愁》,我們就會聆聽到在這些詩歌中流淌著的自由的聲音,感受到自由帶給我們的力量。

其次,新詩之美也表現在它的自然性上。百年新詩史上,具有藝術品味的中國新詩,通常都是現代人情感和思想的自由書寫與自然呈現,沒有絲毫的矯揉造作,也不會有令人生厭的無病呻吟和裝腔作勢。新詩是自由的,也是自然的,它不是沒有形式,而是有著與古典詩詞不一樣的藝術形式,自由就是它的形式;它不是沒有節奏,自然就是它的節奏,它與現代人的呼吸節奏相呼應,與現代人的情緒起伏相合拍。閱讀新詩,之所以人們常會產生如遇朋友述說家常的感受,是因為它的自然品質使然。麵對新詩,我們一般不會感覺字句上的艱澀和意象上的別扭,而是有著如沐春風的舒爽和快慰,也是得益於它的自然的審美風範與精神狀態。當我們閱覽徐誌摩的“輕輕的我走了,/正如我輕輕的來;/我輕輕的招手,/作別西天的雲彩”(《再別康橋》),當我們朗讀臧克家的“有的人活著,/他已經死了;/有的人死了,/他還活著”(《有的人》),或者吟誦鄭愁予的“淺沙上,老是棲息著五色的魚群/小鳥跳響在枝頭,如琴鍵的起落”,我們都會為詩歌中所顯現的自然而真切的情感氛圍所打動。自然是新詩成就其藝術質地的最可靠基石,自然而然的新詩文本構造,同時也是其自由的創作原則所賦予的。有價值的新詩都是有感而發,自然天成之作,可以說,新詩從誕生之日起,就是堅決反對“為賦新詞強說愁”的。

再者,新詩是生活化的。我們知道,古典詩詞體現為文學語言與生活語言的兩分,古詩中的話語是書麵語,是現實生活中並不常用的語言形態。而新詩是“言文一致”的產物,日常話語和書麵話語在新詩這種文體裏找到了最大的交集,新詩常常就是對生活話語的藝術轉化而生成的文學作品。在此基礎上,我們常常可以發現,新詩是比較貼近我們的日常生活經驗的,新詩中的言說與我們生活中的言說也沒有多大的距離與差異。這樣一來,隻要讀者有一定的生活經驗,新詩的理解和把握就不是一個難事,在新詩中找到心靈的知音和情感的共鳴也相對容易和方便。詩人艾青在《我愛這土地》中有雲:“為什麼我的眼裏常含淚水,/因為我對這土地愛得深沉……”這是在日寇鐵蹄踐踏中國大地時,詩人發出的肺腑之言,是三十年代那艱難的生活逼迫出了詩人心底最真摯和強烈的愛。詩人魯藜的《泥土》寫道:“老是把自己當作珍珠/就時時怕被埋沒的痛苦//把自己當作泥土吧/讓眾人踩成一條路”,這就是一種生活經驗的告白,它凸顯了我們每個人都應認識到自我作為“曆史中間物”的生命擔當,同時也是低調、務實的處世哲學的昭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