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與紅岩
1960年“11·27”，學校組織我們到歌樂山去掃墓。
前一天十分的激動！從晚上開始，父母便給我準備水壺、紙封的餅幹、沒有包裝的糖果、橘子和沙炒的豌豆。躺在床上的我不止一次地問爸爸媽媽，東西都裝完了沒有，還數次起來檢查書包裏這些東西的擺放。那是我第一次去歌樂山烈士墓，在床上，我激動得無法入睡，一晚上數次把家人叫醒問幾點了，生怕遲到，擔心來不及，我竟然把鬧鍾提前了兩個鍾點！急促的鬧鈴一響，我就竄了起來，急急地抱怨：你們不提前叫我，要是遲到了，要找你們算賬！在我的吵鬧中，父親立即用開水瓶灌水壺，母親迅速幫我穿衣服，哥哥幫我衝炒麵……還沒齊備，我居然穿上鞋、挎上書包水壺，像出征的戰士一樣，立刻衝出家門向學校奔跑。
天完全沒有放亮，學校的大門都沒有開，隻有我一個人。我第一個到達學校門口，雖然感到了寒冷，但卻很得意，因為我終於實現了要第一個到的願望。
突然，一道手電筒光晃動著向我射來，我就像哨兵一樣立即“警覺”，並且靠著大門想“隱蔽”自己。一聲叫喊，我才發現是爸爸走來。我很奇怪，為什麼爸爸來了？老師規定了的不準家長接送，要鍛煉自己。我正要生氣時，聽見爸爸說：“你知道現在才幾點？”我猛然想起自己偷偷把鬧鍾撥快了兩個小時。現在離學校規定的集合時間還早，但爸爸知道我不會回去，把衝好的炒麵也帶來了。吃完早飯後，離集合的時間還有一個多小時。
那次去歌樂山烈士墓，除了掃墓，還去了白公館和渣滓洞參觀。回來時坐了一段車，回到家中，我倒在床上就睡覺了。第二天，媽媽問我看了些什麼，我現在記得最清晰的是回答說：“我也當了一次英雄！因為來回走了幾個小時的路沒有掉隊。老師說的，我們學習的革命英雄一直在鼓勵我。”
在我心目中，那個“英雄的聖地”對我充滿了吸引力！有的人在看展覽時邊看邊流淚，這給我的印象非常深刻。
1978年4月，我第一次坐著“嘎斯”貨車帶領圖書館的團員到烈士墓閱兵場參加勞動，並在烈士墓舉行宣誓活動。休息時，坐在展廳門口，看著歌樂山下的烈士墓、紀念碑，眼睛死死地看著沿山蜿蜒而上的踢踏步，雖然不是那樣的壯觀，但卻是與歌樂山渾然一體。
1984年春節，我到渣滓洞外的公安幹校親戚家，花了幾分錢買了一張票進渣滓洞監獄參觀。此時，感覺渣滓洞比我小時記憶中的莊嚴感少了許多，參觀的人也不是很多，幾乎沒有多少內容可看。一個姓吳的工作人員告訴我，要去白公館有小客車接送，二角錢一張票。我立即想起了小學走路參觀的情景，那時還沒有專門的參觀接待車輛。
沒有想到的是當我作為“三梯隊”後備幹部從市委黨校畢業後，1985年底，居然到了歌樂山烈士陵園擔任領導職務；更沒有想到的是2000年我又同時兼任了歌樂山烈士陵園和紅岩革命紀念館兩個館的館長，2007年又擔任紅岩聯線文化發展管理中心主任，2011年又兼任中國民主黨派曆史陳列館館長。就這樣與紅岩結下的不解之緣，連續了26年！
這裏有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當我與朱嘉陵、夏耘作為文化局後備幹部在黨校兩年學習快畢業的時候，大家都關心自己的前途。朱嘉陵是滿懷信心地憧憬繼續留在群眾文化工作的崗位上；夏耘對回機關從事組織工作既有追求，又有開辟新天地的想法；而我最大的願望是回到我所熱愛的圖書館崗位。夏耘傳來消息：有可能要從我們三個人中選一個去渣滓洞！我們三個聽了都有點害怕，一是那時渣滓洞所處的重慶西北郊，太遠了；二是一般去那個單位的都是局裏“最沒關係”的；三是那個單位是全係統有名的“差單位”。我完全沒有一點想要去那個單位的想法，對圖書館工作癡迷的我，沒把它當一回事。後來我知道，我當時的班長吳柄春（他的嶽父是川東地下黨）已經被動員過去渣滓洞，但是當時教委組織處的工作使他做出了不改行的決定。畢業前的最後一次學校演講比賽，由於我前兩次演講均獲得第一名，所以這次的演講，班級安排的是夏耘朗誦陳然烈士的《我的自白書》。可到了下午演講比賽三個小時前，夏耘突然向老師提出因嗓子原因不能參加比賽，並極力推薦我去。當王吉春老師半商量、半命令我參加比賽時，我的第一感覺就是：要被分配到渣滓洞去工作的她，把這“機遇”推給我了！我當時雖是極力拒絕，但大家要求我去演講比賽爭取“三連冠”的呼聲，使我不得不答應！我想，隻要不獲獎，就不會去那“可怕的西北郊”！結果出來了，天意難違，我又為83級奪得了榮譽，三連冠！可我心裏卻不知是怎麼的，有非常強烈的感覺：肯定會被派到那個天天上班要轉兩次車的“西北郊”的歌樂山烈士陵園。結果真是，怕什麼就來什麼。
小說《紅岩》的創作因歌樂山白公館、渣滓洞監獄革命誌士的鬥爭事跡而成功，歌樂山白公館、渣滓洞也因為小說而極大提高了知名度。我的理想原本是在圖書館從事分類編目工作，研究目錄學，而且經常發表一些小文章會有一種成就感。但是，當我一次又一次走進歌樂山，走進白公館、渣滓洞時，我的心被吸引；當我用情去解讀時，才發現這裏可以寫出大文章。激情在接觸曆史的過程中不斷地被激發，責任在一個一個的項目中不斷地增強，認真履職的忠誠不斷地積澱，一種為傳播烈士精神，讓更多的人走進歌樂山像我一樣被感動的使命成為我大膽實施改革創新發展的支撐。當我在歌樂山工作三年多後，文化局局長郭汝魁按照當時安排我去渣滓洞時所作的“幹幾年就可以考慮調回城裏工作”的承諾，征求我意見，是否回城？我明確地表示：就在這裏繼續幹！快節奏、講效率，雷厲風行、大刀闊斧，調整組織結構，建立參觀片區績效工資製；說實話、辦實事，盯住市場推動紅色旅遊極大地解決職工福利；抓效益求生存、搞創新求發展，運用各種手段提高展示效果，增強吸引力，提高單位的社會知名度和影響力；整合資源、研究開發、市場運作、聯點成線，事業不斷擴大。這是我與紅岩結下的不解之緣。